中評社北京6月16日電（作者汪毅夫）台灣已故學者張炎憲教授的學術生涯和學術著作，被人以“治史起造台灣國”一語概括之。事實上，“治史起造台灣國”好比在浮冰上起厝（閩南語，起造房屋也），是“做不到就是做不到”（陳水扁語）的事，枉費才學和心思。我在《唐山公和唐山媽》一文裏説：政治偏見導致學術傾斜，“歷練老成的歷史學家”張炎憲教授，斷言“台灣漢人”没有“唐山媽”，犯了“過度推論”的幼稚病。今天延續“唐山媽”和“過度推論”的話題。 

　　《清實録》干隆四年（1739）九月五日（10.7）記：“閩浙總督郝玉麟奏：查台灣一郡，向爲閩之漳、泉，粤之惠、潮，各府民人流寓，開墾貿易，並無携帶眷口之例。雍正十年，經廣東督臣鄂彌達條奏，部議準令在台流寓之民，搬取家眷團聚，並經臣將應搬眷口分别題明，準部議行。定例以來，將及八載，乃善政所在，即有奸民從而滋弊，或捏稱妻媳姓氏，或多報子女詭名，或通同姦棍，領出執照，賄頂渡台，弊且百出。臣以爲應請再定一年之限，出示通曉，如有業良民未搬家眷過台者，務於限内搬取，逾限不準給照，若有偷渡，照例治罪。得旨：如所請行，該部知道。”據此可知，在官方的規定裏，雍正十年（1732）始有允許台灣的閩、粤移民搬眷的“定例”，此前“並無携帶眷口之例”。那麽，這可以佐证張炎憲教授關於“台灣漢人有‘唐山公’，没有‘唐山媽’，亦即女性祖先都是台灣本地女子，並不是唐山來的”之論調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雍正十年（1732）前“並無携帶眷口之例”的歷史記載、或者説歷史證言，只能證明雍正十年（1732）以前，台灣的閩、粤移民“携帶眷口”有違官方規定（據《清實録》，雍正五年有諭：“着仍照舊例行”。“舊例，閩、粤人民往台耕種者，所有妻眷一概不許携帶，只許只身在台，而全家仍住本籍”），却不能證明雍正十年（1732）以前没有違規而“携帶眷口”的情形發生。我們不可推論過度。須知，在官方對民間某種特定行爲作出禁、限的硬性規定以後，該特定行爲往往仍會違規發生。近讀《晋江、台灣同名村》（九州出版社2022年3月版），見其書報告：據晋江《西霞蔡姓族譜》，蔡氏十世祖若美於清康熙年間“携眷渡海入台”；又報告：據《温陵晋邑石龜許厝許氏大宗譜》，許氏有“携帶妻眷遷台”者，“這種情况在清干隆朝就已存在，是在清政府解除往台人員不許携帶妻眷的禁令之前偷渡的”。類似例证在閩、台族譜裏尚可枚舉。至於清雍正十年（1732）解除禁令、允許搬眷以後的情况，更直接打臉“没有唐山媽”的推之過度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