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1日電（作者汪毅夫）説起連横與南社，總須話分兩頭、一一道來。這是因爲杰出的台灣愛國詩人連横（連雅堂），同兩個號稱“南社”的詩社都有密切的關聯。 

　　一個是1906年創辦於台灣台南的南社。台南南社的前身是創辦於1891年的台南浪吟詩社。《台南市志》(1983年版）卷七《人物傳》之《趙鐘麟傳》記：“光緒十六年(1890年）許南英中式進士回鄉，辦理墾化事業之餘暇，邀蔡國琳、胡殿鵬組浪吟詩社，（趙鐘麟）亦參與焉”，（光緒二十三年）“乘連雅堂回台，（趙鐘麟）乃邀陳瘦雲、李步青，重振浪吟詩社。”據許南英哲嗣許地山之《窺園先生詩傳》，許南英是1890年12月間回鄉的，照此，則許南英始“辦理墾化事業”和“組織浪吟詩社”均是1891年的事。《台南市志》之《胡殿鵬傳》和《楊宜緑傳》也分别有1891年“組織浪吟詩社”和1897年“重振浪吟詩社”之説。 

　　南社是在浪吟詩社“詩友零落”的情况下成立的。連横《台灣詩社記》稱台南南社的籌建之議爲“以社友零落，復謀振起”，稱南社的成立爲“改創南社”。用南社名義發表的文件《南社中興小啓》稱南社的成立爲“中興”之舉，南社社友也確認浪吟詩社爲南社的前身。從浪吟詩社到南社，連横是“重振”和“改創”的關鍵人物、也是南社的重要詩人之一。在日據台灣時期，台南南社的成立和存在，是對日據台灣當局“去中國化”惡政的一個强而有力的反抗。 

　　另一個是1909年成立於江蘇蘇州，以柳亞子爲執牛耳之人的南社。連横似未加入其中爲社友，但從他主編的《台灣詩薈》可以見其同該社密切的關聯。例如，《台灣詩薈》第10號（1924年11月）、第16號（1925年4月）、第20號（1925年8月）先後刊登南社社友徐珂（徐仲可）的詞、詩和筆記，連横一一爲之題記。又如，《台灣詩薈》第21號（1925年9月）刊登徐珂推介連横《台灣通史》的《〈台灣通史〉書後》，又刊登推介徐珂《天蘇閣叢刊》的廣告。又如，《台灣詩薈》第20號（1925年8月）之《詩鈔》欄收有南社社友黄侃（季剛）之《南望篇》、陳去病（佩忍）之《湖上雜感》、胡藴（石予）之《閑吟》、黄質（賓虹）之《返滬》、沈宗畸（太侔）之《楊花詩和陳皋蓀韵》、柳棄疾（亞子）之《論詩絶句》。又如，《台灣詩薈》第22號（1925年10月）之《詞鈔》欄收王藴章（萼農）之《燭影摇紅·唐花》、汪兆銘（精衛）之《金縷曲·别後平安否》、吴清庠（眉孫）之《齊天樂·蟋蟀》、傅専（鈍庵）之《相見歡·春愁訴與誰同》、高旭（天梅）之《蝶戀花·胭脂薄暈羞相顧》和李九（弘一）之《喝火令·故國嗚鷤鵒》。又如，《台灣詩薈》所刊南社社友陸丹林、徐珂、姚光等人致連横信，亦可見連横同該社密切關聯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