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8日電（作者汪毅夫）《金華縣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記：“1939年2月初，新四軍護送山谷瑞一和林琬鐘(台灣籍)兩名俘虜去大後方。路過金華，在中共浙江省委安排下，由李友邦出面主持招待會。會場上貼滿‘打倒日本軍閥’、‘日本民衆是我們的好朋友’等標語。李友邦首先講話，要求東方弱小民族和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們爲正義、爲被壓迫民族的解放聯合起來，中國抗戰一定能勝利。山谷瑞一説：‘我是一個工人，8月入伍，9月到華，12月被新四軍俘虜。本來不知道爲什麽打仗，到新四軍後，經教育才知道自己是爲日本軍閥賣命，才認清日本軍閥是敵人，今後要爲中國抗戰出力，爲争取東亞和平而努力’。1940年6月23日，（台灣義勇隊）又招待一批受教育後悔悟的日俘，席間有台灣同胞以及朝鮮、日本人民，情緒激昂，一致高喊：‘東方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打倒日本軍閥’！”這裏所記“護送山谷瑞一和林琬鐘（台灣籍）兩名俘虜”的新四軍戰士名叫辛樂天；所記“林琬鐘（台灣籍）”，後來被收容於貴州鎮遠“軍政部第二戰俘收容所”（和平村）。 

　　1939年12月25日，“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西南支部”在廣西桂林七星岩南崗廟召開成立大會。1940年4月15日，台灣義勇隊創辦的《台灣先鋒》第一期，發表《台灣義勇隊致日本在華人民反戰同盟信》，信中説：“當此‘事變’已經繼續了三十一個月，瘋狂的日本帝國主義，爲了要進行戰争，在國内欺騙着人民，掠奪人民生活上必須的物品，使人民陷於飢餓；爲了要滿足個人的欲望，要求人民爲他在戰場上犧牲；且爲了要挽救他將要來臨的總崩潰的命運，而更進一步地對日本人民加以壓迫，更激烈地進行着軍事冒險的時候，真正代表日本人民意見的‘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西南支部’之成立，不但使一般民衆感到興奮和關心，同樣覺得其意義之重大。在這裏，我們對於賢明的革命家鹿地亘同志和勇敢而活潑的各同志，深深地表示敬意。” 

　　1941年1月15日，《台灣先鋒》第六期發表《和平村通訊》，題爲《和平村村員台灣人》，作者林琬鐘是“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和平村工作隊”隊員（和林琬鐘同期的隊員有137名）。文中説：“日閥欺騙他的人民，把一批批的羔羊送到戰場。亳無意識地慘戮祖國的同胞，焚燒田園，搶掠財物，姦淫婦女。現在可不是了：戰争的巨浪把這批殺人犯卷到和平村中，安安穩穩地住在這秀麗可餐的地方，過着舒適的生活。祖國當局寬大爲懷的愛護我們，教育我們，使我們能真正地把握人生的意義，能分析侵略與反侵略的是非曲直，最大多數的俘虜都已覺醒，回憶到從前的行爲而戰慄”，信中還詳細介紹和平村的建築和生活、學習、娱樂、醫療設施，及俘虜的日常活動情况。從1939年2月在金華參加台灣義勇隊舉辦的招待會、聽李友邦講話，到1940年4月在台灣義勇隊主辦的《台灣先鋒》發表文章，從“亳無意識“的“殺人犯”，到“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和平村工作隊”隊員，林琬鐘的教育轉化過程，台灣義勇隊與有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