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4日電（作者汪毅夫）清沿明制。清之貨幣制度，也是銀兩與制錢並行，又規定銀兩同制錢的比價是：每銀1兩相當於制錢1000文。然而，清代有過三個銀兩同制錢的比價發生“銀貴錢賤”波動的時期：1765—1854年間、1856—1874年間、1905—1911年間（據王宏斌：《晚清貨幣比價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1990年2月版）。“銀貴錢賤”會加重“小民”的賦税負擔：“小民糶賣糧米，買銀交官，多形賠累”，官府收銀又“浮增折價，每銀一兩，竟有加至制錢四千七八百文者”（轉引自鄭學檬：《中國賦役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銀貴錢賤”直接引發了農民的抗糧鬥争，據彭澤益《鴉片戰後十年間銀貴錢賤波動下的中國經濟與階級關係》（載《歷史研究》1961年第6期），僅鴉片戰争發生後十年間就有四大抗糧案件，其中包括“福建台灣府嘉義縣的郭崇高”案。據《清實録》，1844年“有台灣縣知縣閻炘，於收糧時欲行幫貼番銀，並有包攬官事之許東燦即許朝錦阻撓納糧”，“誆收民錢，代爲完糧，賤買壞谷上倉，經該縣查拿”。知縣閻炘“收糧時欲行幫貼番銀”用意顯然在於“浮增折價”；“捐納同知”（即花錢買官，取得“同知”名份）許東燦則顯然是一個既“包攬官事”、也“包攬”農民“完糧”的“攬户”。官員和“攬户”勾結，“包攬”銀、錢比價，“包攬”農民“納糧”，從而加重了農民賦税負擔，致“台灣嘉義縣巨匪洪協等糾衆竪旗謀逆，並有已革武生郭崇高合伙起事，所糾匪黨，約共二千多人”，引發了大規模的抗糧案件。 

　　台灣進士汪春源擔任江西安義知縣期間（1907—1911)，恰值清代第三個“銀貴錢賤”時期（1905—1911)。1910年3月26日，汪春源在江西安義知縣任上寫給其妹夫吴鳳年（住地在台灣彰化縣十三甲）的家信中説：“兄現任南康府之安義縣，於兹三載。只因時事變遷，江西日下銀貴錢賤，賠累之深，日增一日。點金乏術，徒唤奈何。”汪春源《汪進士自述》則記：“周歷各鄉，盤查積谷實儲，推陳出新，破除情面，鄉紳有侵蝕者，勒令繳足”。江西南康知府朱錦，當年以“大計卓异”推薦“南康府之安義縣”知縣汪春源。原禀提及：“征收丁漕，該令因銀貴錢賤，雖有虧賠，而督催未敢稍懈，故近年該縣征收之數，均在八成以上”。看來，作爲清末知縣，汪春源應對“銀貴錢賤”而來的“征不敷解”，不是向“小民”即一般納税人“浮增折價”，而是對“鄉紳有侵蝕者”即有逃税漏税情形的“鄉紳”，“勒令繳足”其應繳的税款。 

　　附帶言之，“大計”是清代對地方官員的考核，每3年凡1舉，層層考核屬員，考核優等稱“大計卓异”。“大計卓异”有名額比例，道府州縣官員15定1。“卓异”官員的標準，除了“無加派、無濫刑、無盗案、無錢糧拖欠，没有虧空倉庫糧米”，還有一條：“境内民生得所，地方日有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