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2日電（作者汪毅夫）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江西南昌發表演講《新生活運動之要義》，他説：“我此次到了建甌（汪按，福建建甌縣），有一回發現一個七歲左右的小孩，在街上吸煙，雖穿了很好的衣服，還是一點教育也没有，因此我隨叫了他的父母來要辦他。從此以後，建甌就少有小孩子吃煙的了。由此可見轉移風氣，改造社會，並不是什麽難的事情，實在還很容易，只要我們各界領袖，能够以身作則實實在在來做。現在就是因爲我們各界做領袖的人，自己不能以身作則來實幹，不能認真教導自己學校裏的學生，自己家庭的子弟，和自己機關裏的部下，聽他們一天天腐敗墮落，一切不管，所以社會弄到這種紛亂、黑闇、暮氣沉沉、充滿了烏烟瘴氣”，又説：“我們在江西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爲一個復興民族的基礎。要達此目的，必須自江西，尤其是從江西省會所在的南昌這個地方開始，使一般人民都能除舊布新，過一種合乎禮義廉耻的新生活。”老蔣説了又説，胡適則在1934年4月寫了《爲新生活運動進一解》，老實不客氣地告誡：“我們要認清楚新生活運動應該是一個教育運動，而不是一個政治運動”，“若靠一班生活習慣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來開會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種種揣摩風氣，虚應故事的惡習慣，只可以增加虚僞而已”。然而，新生活運動（1934—1937）終於不免政治化、形式化的傾向。 

　　兹以福建爲例而言之。 

　　福建省及其各縣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的組織和活動，乃由東路“剿匪”軍總司令部及當地軍、警、憲主其事，新生活運動也同“剿匪”行動緊密相連。如，福建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籌備於1934年“3月中旬，同月底正式成立。當時由東部剿匪軍總司令部政訓處召集各機關組織之”；龍溪縣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正式籌備始於（民國）二十三年4月初旬，因蔣總司令（按，似指東路‘剿匪’軍總司令蔣鼎文）入漳之初，即提倡新運”，“4月6日東路軍總部黨政處召集各界舉行新生活運動籌會談話會”，“限定10日内籌備完成”；“連城縣縣年來共匪陷城，四鄉統淪匪區，禮俗法紀盪然無存，流毒所及，中等階級咸不知禮義廉耻爲何物。當地駐軍第九師政訓處特於7月3日上午10時，發起召開各界代表聯席會議，根據本會通令，組織縣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又如，1934年8月14日，福建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通過《取締婦女奇裝异服辦法》，規定：“本辦法由省會公安局鈔録並制就傳單分送”,“婦女着裝不遵守本辦法者，由崗警和平勸諭改正”，“凡本市各縫業店以後不得代制奇裝异服，違者由公安局酌以處罰”,“本辦法經幹事會通過後函請省政府轉飭省公安局執行”。該辦法又規定：“旗袍最長須離脚背一寸”,“左右開叉旗袍不得過膝蓋以上二寸，短衣須不見褲腰”,“凡着短衣者以着裙爲宜，不着裙者衣服須過臀部二寸”,“腰身不得綳緊貼體，須稍寬鬆”,“褲長最短須過膝四寸，不得露腿”,“禁着毛綫類織成無扣之短衣”；1936年8月，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會同憲、警及婦女服務團團員分往城台各要區，勸導婦女勿奇裝异服及露腰”。好個奇葩的新生活運動，竟然動用憲兵、警察對婦女實施性别壓迫！ 

　　“官僚、政客開會提倡新生活”是新生活運動形式化的表現。更有甚者，官僚、政客經常只派代表參會，連“開會提倡”也懶得親自參加。福建省新生活促進會之委員（後改爲幹事）會、常務委員（後改爲常務幹事）會，居然可以由本人（包括會議主持者如陳儀）派代表出席。如，1934年4月30日下午2時，第八次委員會議，到會者各機關代表，由陳委員儀（陳世鴻代）主席；1934年4月28日，第18次常委會出席人員王委員（王健民代）、陳專員（朱婉鄰代）、陳委員（陳世鴻代）；1934年8月14日下午，第三次幹事會，出席者各幹事機關代表，主席陳指導員儀（王深代）；1937年1月8日，第三十次幹事會，出席陳肇英（黄天如代）、蔣鼎文（壽家駿代）、羅勉侯（蔣珊孫代）、高登艇、唐守謙、李進德、鄭貞文（鄭坦代）、陳儀、吴天鶴，主席陳儀。 

　　附帶言之，吃煙，吸煙也。《論語》“沾酒市脯不食”已開飲，食通用之例；《漢書》之《於定國傳》、柳宗元《序飲》中有“食酒”的説法，《水滸傳》第24回亦有“這人從來不和我吃酒”之語。同飲酒（吃酒）一樣，飲茶也常作“吃茶”。清代台灣盧德嘉《鳳山竹枝詞》“鳳梨山下是儂家，郎若閑時來吃茶。”至於吃煙（抽煙），《陔餘叢考》記：“崇禎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煙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