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14日電（作者汪毅夫）《戴國煇講台灣：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九州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12月版），義正辭嚴、痛快淋漓地揭露和怒駡日據時期台灣的“三脚仔”和“歹狗”。 

　　“三脚仔”是台灣人民從對日本人的駡名而來的：“對日本人的統治及凌辱，台灣的平民百姓背後暗地裏叫日本人爲‘狗’，並賤稱他們爲‘四脚仔’。這是因爲台灣人看到他們隨地小便，或者裸體捆着兜襠布在自家房屋周圍大摇大擺走動的形象，而爲他們所取的駡名，四脚仔是指四條腿的畜牲，用以暗喻日本人的野蠻不文”。台灣人民對於“媚日”，“以及充當日帝爪牙而得意洋洋的台灣人，則駡他們是三脚仔”（因爲他們不是自己人，“人該是二脚”；他們也不是日本人，日本人是狗，狗是四脚仔）。台灣“歹狗”則是大陸人民對“台灣籍民中的壞蛋”或“日本籍台灣浪人（流氓）”的“蔑稱或异稱”。“原來的台灣籍民，是指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本島人，但他們是居住在日本及台灣之外的海外的人們。他們主要聚集於對岸的厦門，也廣泛地居住在中國大陸各地，以及南洋即現在的東南亞一帶經商”。“隨着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及其對南洋擴張（後來變爲侵略）的加深和擴大，日本官憲開始利用台灣籍民進行活動。這是因爲他們能流利地使用與對岸居民同樣的閩南話及客家話，生活習慣和體型也頗爲相似，從而利用他們充當日本的‘爪牙’，非常合適。台灣籍民中，從此亦出現了次等日本浪人一類的‘壞蛋’，以擁有台灣籍，亦即日本殖民地台灣籍，利用日本在大陸的領事裁判權這個隱身傘來干罪惡勾當。他們自己或以自己名義讓别人經營鴉片煙館，販賣鴉片，以及經營娼妓館等來作惡積富，這引起中國方面官憲和百姓的反感，也是理所當然的”。 

　　作爲歷史文化人群，日據時期台灣的“三脚仔”和“歹狗”人數不是很多，但影響很壞。他們和的醜態罪行漸被淡忘和漂白，他們的文化則深有影響，至今還有人復製。戴教授據台北板橋林家的“博學之士”林衡道的小説和口述歷史， 講了一段故事：台灣光復初期，“國防部長何應欽在湖南省聲明，台灣人不負戰争責任（不向台灣人過問漢奸罪）。聽到這消息之後，台北的紳商們都鬆了一口氣，用雙手撫胸，都説感謝祖國的寬大，並在大街小巷歡呼：‘日本統治下的我們是戰勝國，日本吃了敗仗，我們依然是戰勝國啊。台灣人最爲幸福了，永遠是一等國民！’”寬大反襯出台灣“三脚仔”和“歹狗”的機會主義和不知羞耻的文化！當下也有所謂“緑色台商”，罔顧民族大義，在大陸賺錢、在台灣充當“台獨”金主，投機有術却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 

　　附帶言之，1960年厦門市有關部門組織“日籍浪人史料徵集小組”，收集大量文字記載和口碑材料，並有成果《厦門的日籍浪人》刊於《厦門文史資料》1961年第2輯。厦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陳孔立教授、陳小冲教授研究台灣籍民問題也有很好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