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27日電（作者汪毅夫）日據台灣時期，日據台灣當局以每年的6月17日爲其“始政紀念日”，台灣人民稱之爲“耻政紀念日”，包括台灣人民在内的“整個中國人”則將6月17日作爲“國耻紀念日”。這正如《戴國煇講台灣：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九州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2021年12月版）所説的“追溯當時，‘始政紀念日’這個稱呼，是出自日本當局立場的説法。從台灣人的立場看，只能是‘耻政紀念日’。對整個中國人來説，應該成爲對日帝最初的‘國耻紀念日’。” 

　　爲什麽是6月17日？爲什麽6月17日有“始政紀念日”、“耻政紀念日”和“國耻紀念日”三種説法？我們知道，以割讓台灣爲主要條款的《馬關條約》，乃簽訂於1895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公曆4月17日），批準互换於當年農曆四月十四日（公曆5月8日）。按照《馬關務約》第五款“台灣一省應於批準互换後，兩國立即各派大臣到台灣，限於批準後兩個月内交接淸楚”之規定，“批準（汪按，即批準互换）後兩個月”應爲1895年7月8日，但日本侵略者迫不及待地將訂約後兩個月的1895年6月17日（而不是批準互换後兩個月的1895年7月8日）視爲其在台灣“始政”即開始非法執政的日子。日據當局在台灣的非法執政從一開始就是可耻的，日據當局將6月17日作爲其“始政紀念日”的説法也是可耻的。另一方面，日人的非法執政對於台灣人民是莫大的屈辱。所以，台灣人民稱之爲“耻政紀念日”。就包括台灣人民在内的“整個中國人”來説，這又是台灣淪陷於日人之手的“國耻紀念日”。 

　　現在講6月17日的三個故事，分别同“始政紀念日”、“耻政紀念日”和“國耻紀念日”有關。 

　　1935年秋季，日據台灣當局舉辦“紀念始政40週年台灣博覽會”。該博覽會於10月10日開幕，11月28日閉幕，會期50天。福建省“爲闡揚特産，發展對外貿易起見，經電奉行政院核准選送産品參加”，福建選送參展的産品有1185種，共12293件。10月21日，福建省主席陳儀率部屬多人到台灣參觀，爲期7天。陳儀對“台灣人的民族派資本家感到興趣。爲了開發福建省時，將他們作爲引進資金的對象，因而翌年招待了（台灣）華南考察團到福建參觀”。 

　　1936年3月，作爲“台灣人的民族派資本家”，林獻堂隨“（台灣）華南考察團”考察華南。在上海的歡迎大會上，林獻堂興奮地説“回到了祖國”。日據台灣當局“利用林的‘失言’，意圖懲戒台灣人的民族主義，唆使右翼要求林獻堂賠罪，並辭去一切公職，甚至在公衆面前毆打和侮辱林獻堂，這是1936年6月17日在台中公園由台中州知事主持的祝賀‘始政紀念日’的會場上所發生的事。人們將此稱爲林獻堂的‘祖國事件’而銘心不忘”。對於“始政紀念日”，“台民不能公開反抗，林獻堂有説不出的苦楚。林在不得不參加的慶祝會上却遭到了上述日本右翼的野蠻對待”。 

　　1944年6月1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台灣黨部和福建省黨部，以6月17日爲“台灣淪陷”的國耻紀念日，在福建永安聯合舉辦“台灣淪陷49週年紀念活動”。該活動的《宣傳大綱》謂：“1895年6月17日倭寇正式在台灣開始統治（汪按，“正式”一語不確），倭寇定是日爲‘始政紀念日’，台灣同胞則定是日爲‘耻政紀念日’，以示不忘國土淪喪之意。”該活動的“六一七紀念標語”有：“六一七”是台灣國土淪喪的慘痛紀念日；驅逐倭寇，收復台灣；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台胞是中國的同胞；等等。1945年6月17日，福建省會（汪按，福建戰時省會永安）各機關（包括國民黨福建黨部、台灣黨部等）聯合主辦“福建省會暨永安各界紀念台灣淪陷50週年大會”。這次大會以後不久，抗戰勝利，台灣光復，日人的“始政”成爲“死政”，包括台灣同胞在内的全體中國人一洗奇耻大辱，吾國吾民揚眉吐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