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19日電（作者汪毅夫）二·二八會是一個100年也談論不完的話題嗎？轉眼就到、回頭便是二·二八事件75週年了。 

　　九州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强强聯手，正在陸續推出《戴國煇講台灣》系列，每一本都精編、精印、精裝，每一本都長得很精神，《戴國煇講台灣：愛憎二·二八》是其中的一本。《愛憎二·二八》一書完成和初版於1992年，當時出的是台灣遠流出版社的繁體字本。九州出版社和中信出版集團此次合出的《戴國煇講台灣：愛憎二·二八》，是第一個簡體字本。作爲海内外知名的歷史學家、思想家，台灣近代史研究的開拓者，“統派的理論大師”，戴國煇教授自稱其研究成果要針對島内和海外有“媚日”和“台獨”傾向的人，也要面對“大陸同胞”：“我得好好研究台灣而把成果呈獻給大陸同胞”。在大陸出簡體字本，完全合於其“呈獻給大陸同胞”的美意也。 

　　讀了《戴國煇講台灣：愛憎二·二八》，我想談兩個問題。一是史料的處理。應該説，戴國煇和他這本書的合作者葉蕓蕓，“合撰通俗本二·二八事件的計劃”得到了完全的成功。其得計的原因之一乃在用史料説話，用史料説明歷史事件的真相。我注意到，當這本書初版的1992年，書中公佈和引用的史料，對大陸學界而言大多並非稀見史料。舉例言之，書中提及或多次引用的林木順的《二月革命》、唐賢龍的《台灣事變内幕》（《台灣事變内幕記》）、王思翔的《二月革命記》、張琴的《台灣真相》等，在厦門大學台灣研究所1981年10月編印的《二·二八起義資料集》已見收列；《台灣省各機關職員録》（1946年7月），我在1990年已見福建省圖書館的藏本。應該劃重點的是該書對史料的處理：不僅發現和公佈史料，并且發現和提示史料的綫索。例如，該書發現並提示，《台灣真相》的作者張琴名胡邦憲，早年加入中國共産黨，於陳儀主閩期間在福建當縣長。循此綫索，我從《民國福建省地方政權機構沿革資料（1911—1949）》查知，胡邦憲於1937年任福建泰寧縣縣長，1940年任福建明溪縣縣長，1941年任福建同安縣縣長；循此綫索，我們當可發現更多史料。又如，該書多次提及《中外日報》，也多次提示我們查考“《中外日報》與二·二八”的綫索，循此綫索當可查知相關人、事之真僞。二是對待歷史事件的態度。二·二八是不幸的事件。當年，台灣民衆常聽到的是某地出事了、某人出事了的不幸消息。戴國煇在書中用“黑盒子”（即飛機携帶的“黑匣子”），用飛機失事和失事的秘密，隱喻事件的不幸和真相。這雖然是“黑色幽默”，却很貼切。他尖鋭地指出：“‘台獨’人士則利用國民黨當局的不當禁制措施，置二·二八的歷史真相於不顧，反而利用其‘黑盒子’製造些神話，夸張失實地大作政治性的煽動蠱惑文章，有意無意地借此製造讎恨，加深省籍矛盾，以求擴充政治資本，趁而建構其‘台灣民族論’及凝聚其‘台灣人意識’，企圖爲奪權政治權力鋪路”。戴國煇又用反對建二·二八紀念碑的話題，發表“任其淪爲政治人物做政治秀的題材，讓二·二八的歷史意義風化，那就不單是二·二八亡靈的不幸，更是台灣住民的不幸、民族的遺憾”，“把民族病變的後遺症治癒，並昇華使其歷史教訓化，且期許其能更上一層樓，創造性地把它轉化爲‘思想’，也就是説，把二·二八思想化，才是有識人士由衷的期待及該抱持的課題”的意見。 

　　現到回到本文開篇的問題。在我看來，戴國煇教授當年抱持的課題開題而未結題。今後兩岸同胞，尤其是大陸學者同台灣統派學者也當强强聯手，把握二·二八的話語權，制止“台獨”分子借二·二八話題的分裂言行，努力將二·二八話題昇華爲思想的話題，共同抱持、共同完成“二·二八思想化”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