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30日電（作者汪毅夫）上海《點石齋畫報》1895年第5期有一張圖畫（見圖），畫的是當年台灣民主國的時事。圖中台灣義軍的服飾有“民主國義勇”字樣；圖中旗幟三面：其一爲民主國“藍地黄虎”旗，其二上有“台灣·唐”三字，其三則寫“掃除倭國”；圖之題跋曰：“台灣自入版圖，經營締造二百餘年，今被倭人無端索割，全台人士義憤填膺，屢次叩閽求予免割，未蒙允準，於是羣情廹切，思自奮發，公議自立爲民主之國，以台撫唐薇帥智略過人，民心愛戴，爰循西例推爲總統，尊之曰‘伯理璽天德’，主持一切軍國政事，公同刋刻印信，文曰：‘台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换用國旗藍地黄虎，於五月初二日由紳士率衆送至撫署。薇帥見衆情難拂，權行收受，其電奏中朝雲，台灣士民義不臣倭，願爲島國永戴聖清，則其奉正朔而作屏藩，其維係之功已不可没矣。今雖時事多變，成敗利鈍尚難逆料，而台地紳民食毛踐土，忠君愛國，亦足以伸士氣而壯國威。至薇帥處此危局，布置艱難，與劉淵亭軍門雍容坐鎮，屼若長城，迥非甘心媚敵俯首事仇者所可同日語矣。”盡管“時事多變”，題跋對當年時事有透徹的瞭解和描述，其要點包括：1.“全台人士義憤填膺，屢次叩閽求予免割，未蒙允準，於是群情迫切，思自奮發，公議自立爲民主之國”，民主國乃爲“自主”保台、因情勢迫使而成立；2.“台灣士民義不臣倭，願爲島國永戴聖清”，民主國乃以“倭”爲敵而絶非與“聖清”分庭抗禮；3.“今雖時事多變，成敗利鈍尚難逆料”，而“自主”保台的民主國“維係之功已不可没”。我們知道，《馬關條約》有割讓台灣、也有割讓遼東的條款。然而，在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馬關條約》簽訂以後，1895年四月十四日《馬關條約》批準换約之前，發生了“三國保遼”（又稱“三國阻約”）事件：俄、德、法三國列强爲保護其在華利益，要求日本放棄“對遼東的永久佔領權”，日本很快表示“接受三國之忠告”，却又向清廷索賠三千萬兩白銀。當年四月，署台灣巡撫唐景崧在給清廷的電奏稿裏，幾次提到“三國保遼”或“三國阻約“；在給朝官文廷式的往來電札裏，也表露了“交割之期若延兩月”即推延割台時間以待轉機的想法。“自主”保台的民主國與這個想法有關。應該説，推延割台也是扺制割台的一種方式，“迥非甘心媚敵俯首事仇者所可同日而語”。當然，唐景崧等人後來“倉黄奔遁”、臨陣脱逃，“難以逃責備矣”（文廷式《聞塵偶記》語）。 

　　當年的“時事”，便是今日之“史實”。兹有“台獨”分子歪曲史實，將台灣民主國作爲其“台獨”鼻祖，無知而口狂。關於台灣民主國的史實，陳孔立教授《台灣歷史綱要》一書裏有精準的理解和論述，略謂：“台灣民主國是在面臨日本侵略者即將武裝侵佔台灣的危急形勢下，在全台人民誓死反抗日本侵略的愛國鬥争高潮推動下，爲抗日保台而建立的抗日救亡政權。台灣民主國成立後，曾以台灣紳民的名義致電清朝政府表示：‘台灣紳民義不臣倭，願爲島國永戴聖清’。唐景崧就職後，向朝廷的電奏以及向各省大吏發出的通電中，也都反復强調‘台民忠義，誓不從倭’，‘暫充總統’，‘仍奉正朔，遥作屏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