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9日電（作者汪毅夫）1953年1月6日，胡適在台灣省縣市文獻委員會茶會上，就台灣史的史料研究問題發表意見。他説：“文獻委員會這幾年來收集資料，刊印資料，這個工作也許比將來修纂工作，格外重要。我這句話並不是對貴會措施不表敬意，我的意思是收集原料、保存原料、發表原料，這個工作比整理編纂地方誌或者通誌更重要”，“什麽緣故呢？因爲整理編造將失掉了原意。台大前校長傅斯年先生也講過，他説：史家有謂宋史於二十四史中乃最壞者，我却認爲宋史在二十四史當中，價值是最高的，爲什麽呢？因爲他保有的史料最多，編纂、整理、删除的材料少”，新唐書“其史料價值也比不上舊唐書，就是因爲舊唐書原料豐富，現在七個文獻委員會所做的工作，就是替台灣保存歷史，替台灣保存史料。原料保存的多，則愈有價值。史料如經過編造，往往以主觀見解，把有價值的原料去掉”，“要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如其都去編纂方誌，不如繼續發表史料。”胡適舉例説：“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很不愉快的事情，但其造因如何？經過如何？也有不能不討論的問題。但討論這個問題，要避免有主觀見解，能够顧到客觀環境，關於二·二八事變的事情，就有許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不便用，但總要盡量保存這個史料，并發表其可發表之資料，以留真相。這是我舉的一個極端的例子，説明原料之重要的因素”。 

　　胡適的這個意見，被認爲是台灣省“編纂和印行省、縣、市志稿的過程中”，首先提出來的“不大贊成的意見”和“建設性批判的意見”，並被歸結爲“他不贊成的是急於編志，他不贊成的是草率從事”。實際上，除了不贊成急於編志和草率從事，胡適在兹念兹的是“替台灣保存歷史，替台灣保存史料”。以台南市爲例，據台南市文獻委員會首任委員之一的黄天横回憶：台南市本有以收集台南史料爲旨的、成立於1951年4月1日的台南市史料編纂委員會。“1951年6月，台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黄純青大力推行台灣各地全面修志、設立各縣市文獻委員會活動，以期地方縣市耆老參與協助台灣省通誌的修志工作；同年7月1日，台南市史料編纂委員會遂改組爲台南市文獻委員會，仍隸教育科，是台灣各縣市中最早成立的文獻委員會”。在我看來，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應該相當於清代設立的台灣通志局，上承的應該是“大搜史料”的學術傳統，如台灣進士許南英《窺園先生自定年譜》“十七年辛卯”（1891）條下記：“設台灣通誌總局，大搜史料”。台灣通志局“大搜史料”的學術傳統和學術工作，在日據台灣時期的50年裏被迫中斷，後起的台灣文獻委員會當以“大搜史料”爲首要和長期的任務。所幸者，胡適作爲大師級的學者，他正當的學術意見畢竟有所影響。數十年來，台灣省各級文獻委員會持續不斷地編輯出版文獻史料專刊，“收集原料，保存原料，發表原料”。厦門大學校友黄典權教授也是台南市文獻委員會的首批委員之一，他參與創辦和主持的《台南文獻》（創刊於1951年10月24日），“大致設定以明鄭及清代爲研究的立題”，搜羅了許多明鄭和清代時期的台灣史料。據黄天横回憶，黄典權的編輯創意是：“明清時代的文物，正是台南的特産”。 

　　附帶言之，1987—1997年的10年裏，我在福建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經常借閲台灣省各級、各地文獻委員會編輯出版的文獻史料專刊，受益良多。我清楚地看到，李登輝及其追隨者有時在藍營、有時在緑營，有的在緑營、有的在藍營，他們數十年推動的“去中國化”已經結成惡果。有鑒於此，講正確的台灣史觀，講正確的台灣史知識，乃是很重要的事情。我還當爲兩岸做事，還想重讀黄典權教授當年主持的《台南文獻》之類的台灣文獻史料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