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3日電（作者汪毅夫）魯迅詩有“無聊才讀書”句。以我個人的睡前閲讀經驗，最是無聊、最具催眠效果者，莫過於讀自已寫的書：翻擷未了，昏昏欲睡矣。有鑒於此，近讀拙著，專讀書末的《作者後記》，這才發現當年的寫作習慣：寫完書稿就好好地説自己幾句。譬如，《台灣近代文學叢稿》（1990年）之《作者後記》談自己的治學與經驗：“當我將本書書稿交給海峽文藝出版社時，我忽然感到激動，像小孩子過節一樣激動。我是1987年11月從福建師大中文系調到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在母校，我攻讀的研究生專業和擔任的教學課程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到了文學研究所，領導建議我兼事台灣文學的研究。經過幾個月的摸索，我於1988年3月選取‘台灣近代文學研究’爲近一、二年内的主要科研課題。我注意到，大陸學者對台灣文學的研究多集中於台灣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方面，成果也以作家作品的評論居多。我想，我應該在台灣近代文學的研究、在文學史實的考據方面做一點工作”；又如，《台灣社會與文化》（1994）之《作者後記》講個人的經歷和操守：“寫完本書，感慨良多！我在16歲時（1966年）失學，其後，務農、打工，1978年重得就學時已經28歲，畢業後擔任了五年大學教師，接着專事研究工作。我覺得農民的喫苦、工人的耐勞、學生的謙遜、教師的淡泊，乃是一名學者應有的品質。我以此自勉，不敢稍忘”；又如，《閩台地方史論稿》（2011）記自身的心境和處境：“本書寫作過程中，我遭遇到一些困難。首先是生活和學習方面的孤獨和無助。初到北京的一年又八個月裏，我單身寄寓於機關近旁的旅舍裏。查當時日記，有些片段承載着孤獨感。如，‘周日。今天在機關看了一天書，午飯是兩塊燒餅，終日未得與人通一語。走出機關後門返回旅舍，西老胡衕的一只小狗冲着我叫汪汪，記得幼時伙伴也曾喊我汪汪，那麽小狗應該是同我打招呼了，感到一絲暖意’；又如，‘下班後到晚飯前的一個小時，當然只有一個消遣的去處，到景山公園散步去也，天冷風大，遊人稀少，我沿着墻根走了八遭，總共只看到五個人，其中還有兩個是抱在一起的。偌大的公園，空盪蕩的，我的感覺也是空盪蕩的’。由於常用的書不在手頭，常相與切磋的師友也不在身邊，寫作時經常爲了一本書或一個問題而中斷。其次是病痛和工作狀况的困擾。乍到北京，不適應北方的氣候和飲食，加上老伴尚未隨調到京，遂不守作息和飲食規則，有時通宵看書，有時不想喫飯，體重减了近20斤，還以减肥成功自嘲。2008年和2009年多次因病住院，2010年則在工作上遭遇一些‘小小不言的事情’（《官場現形記》語，見該書第44回）”。 

　　2018年6月退休前後，我不再寫書了，改寫學術短文。近日，我像守財奴般數了又數，已寫學術短文近700篇。守財奴點鈔會聽到鈔票發出令人愉快的聲音，我細點學術短文却發現：我寫的千字學術短文，也常在臨末來一段“附帶言之”，有如書之《作者後記》。這些“附帶言之”，並非言不及義，而是微言及於義。譬如，《中國民俗學史的福建時期》之“附帶言之”説：“本文是2014年9月17日，我在台灣成功大學的演講大意。我在演講時説了，這是一個可以做學位論文選題的重要時期。成功大學特聘教授陳益源老師的博士生李姿瑩聽講後，在陳益源老師的精心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中國民俗學福建時期研究》，令我讀而感佩。李姿瑩博士現已入職閩南師範大學，並同該校畢業的一位帥哥結了婚。兩岸學者、師生和學生之間的因緣多麽美好可貴”；又如，《台南延平郡王祠》是針對島某些人的“去鄭化”活動而寫的，文之“附帶言之”説：“在民間信仰裏，有一類生前忠義、身後威靈的神明。傳説中，這類神明（如鄭成功）在從人到神的轉型過程裏多有暴斃的情節。正如台南大佬謝雪漁所言，鄭成功身後作爲神明甚是“威靈”。人們相信，有辱這類神明必遭報應，此亦輿情也”；又如，《清源太守鬢如蓬，杯酒端爲庶民斟》之“附帶言之”説：“多年前，福建老台胞陳正統曾尖鋭地指出：台灣文化本土化是徒勞的，‘台獨’分子最終會發現，本土化基本上就是閩南化。閩南文化是針對‘台獨’的利器。記得當場竟有人説：從來没有閩南的説法，何來閩南文化？無知而口狂。宋人王十朋的詩裏不是分明有‘一夢斷閩南’之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