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4日電（作者汪毅夫）多年前，我到台灣屏東科技大學參訪，受到師友熱情款待，至今感念於心。屏東科技大學的前身是屏東農校。我記得，國立海疆學校校史資料記載，台灣光復初期該校有8名畢業生到了台灣屏東，分别在屏東農校和屏東中學任教。國立海疆學校創辦於1944年，該校“創辦的動機是爲收復台灣而儲備人才”，校址先後設於福建仙遊、南安、晋江。我還記得，屏東歷史名人郭國基在日據台灣時期因屏東東港事件坐牢，在台灣光復初期又爲“二·二八”事件入獄。 

　　作爲歷史學家，胡適對東港事件和“二·二八”事件都很關注。1953年1月6月，胡適在“台灣省縣市文獻委員會茶會”上説：“二·二八事變是一個很不愉快的事情，但其造因如何？經過如何？也不能不討論這個問題，但討論這個問題，要避免有主觀見解，能够顧到客觀環境。關於二·二八事變的事情，就有許多材料不能用、不敢用或不便用，但總要盡量保存這個史料，并發表其可發表之資料，以留真相”（引自童怡《現階段的文獻工作》，載《台北文物》第5卷第4期，1956年6月30日出版）。1959年2月17日，胡適在給台南名人韓石泉的信裏表示，希望從“更多、更詳細的自傳文字”中“更明白當年東港事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轉引自胡頌平：《胡適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版）。 

　　説來令人好奇，時至今日，東港事件近乎不被人記得、不被人説起，而“二·二八”事件則幾乎成了“100年也談不完的話題”；知郭國基因“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衆，而知其爲東港事件喫苦者尠。所以然者何？政治偏見使然也。如胡適當年指出的，因某種“主觀見解”而使“許多資料不能用、不敢用或者不便用”。吾人於此還要指出，基於爲當局（包括日據台灣當局）辯護或辯解的“主觀見解”來處理資料，造成的是個體乃至群體的選擇性記憶。台灣史研究還有許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