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來源：網絡資料圖）

　　 中評社北京6月3日電（作者汪毅夫）胡適在《找書的快樂》裏説：“我今年69歲了，還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哪一門？是中國哲學呢？還是中國思想史？抑或是中國文學史？或者是中國小説史？《水經注》？中國佛教思想史？中國禪宗史？我所説的本行，其實就是我的興趣，興趣逾多就逾不能收書了”，“我不是藏書家。但却是用書家”。“用書”就是“找書”：從書裏找到同本行或者説同興趣有關的材料，這是學術大師胡適願意擁有、也願意與同行分享的快樂。在我看來，晚年胡適學術上的興趣和快樂至少有3個興奮點：台灣地方史、《紅樓夢》和《水經注》。 

　　胡適自稱，1948年12月16日，離開北平時“只帶出了先父遺稿的清鈔本和這個甲戌本《紅樓夢》”。胡適的父親胡傳曾歷任台灣營務處總巡和台東知州，胡適從北平帶出的其“先父遺稿的清鈔本”是胡傳的《台灣日記》和《禀啓存稿》。1949年3月，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請借抄胡傳遺稿，胡適喜諾。1951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將《台灣日記》和《禀啓存稿》合編爲《台灣記録兩種》，刊印發行。其後，胡適將《台灣日記》和《禀啓存稿》按年、月、日，編録爲一册，名《台灣日記與禀啓》，於1960年交台灣省銀行刊印發行。胡適譽是書爲“最詳細、最切實的台灣遊記和全台兵志”，是台灣史研究的重要參考書。胡適還鈔録、校勘胡傳的《記台灣台東州疆域道裏地方情形》。1953年1月6日，胡適在“台灣省縣、市文獻委員會茶會”上發言，就台灣地方誌編寫、民族學研究和方言調查建言良多，並談及有關“二·二八”事件的“不能用、不敢用或不便用”的史料之保存和發表問題。 

　　胡適從北平帶出的“甲戌本《紅樓夢》”，於1961年在台北“試驗影印很成功”，胡適“决定影印500部，使世間愛好《紅樓夢》與研究《紅樓夢》的人都可以欣賞這個最古寫本的真面目”。胡適還興致勃勃地寫了《影印干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緣起》和《跋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胡適在台灣還發現和發生了有關《紅樓夢》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見解。例如，關於《妙復軒評點石頭記》，胡適據新得的資料指出：該書作者“太平閒人”不是道光年間任台灣知府的仝卜年，而是台灣知府衙門裏的幕客張新之。 

　　1952年12月19日，胡適在台灣大學文學院演講《水經注考》，詳細介紹他多年研究《水經注》的心得。1959年3月，胡適又有《記楊希閔〈水經注匯校〉的手稿本》，介紹他在台灣新得的《水經注》研究“可供采擇的資料”。《水經注匯校》完成於1881年，是楊希閔“掌教”台灣海東書院期間的學術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