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部分人士發起的“占中”行動仍在繼續。2014年10月3日，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雷鼎鳴在《晴報》撰文稱，不計未來潜在損失，“占中”以來，保守估計已造成股市等經濟損失3500億港元。經濟的損失可以計算得出，然而，社會心理上的損失却無法估算，也更爲嚴重。“占中”從2013年1月16日由戴耀廷提出，到2014年9月28日付諸實施，帶給整個香港社會的是持續不斷的紛擾，日益加劇的撕裂，以及也許很長時間都無法挽回的政治、社會、乃至普通人之間的信任。
　　
　　由於“占中”的引爆，特區政府不得不宣佈暫緩第二階段的政改諮詢。在中央政府就香港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定出普選框架後，香港社會本應該在此框架内詳細討論具體的選舉辦法，然而，由於“占中”的出現，這一切都被推後了。香港的政制發展問題一直是香港的熱點議題，由於香港部分人士與中央就選舉的基本原則問題存在較大分歧，雙方雖有接觸，但基本是各説各話，甚至出現南轅北轍的交流。按照2007年12月29日人大常委會有關决定，香港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在行政長官實行普選後，立法會議員的選舉可以由普選産生。2014年8月31日，人大常委會就香港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問題作出原則性規定，顯示了中央在香港落實普選的决心和誠意。然而，這一規定被泛民主派人士視爲限制香港的普選，不是“真普選”，並决定展開持續性的不合作行動。“占中”就是其中的一環，也是整個不合作行動中打響的第一砲。
　　
　　“占中”延緩了第二階段政改諮詢，也就意味着爲了完成相關立法程序，香港社會在具體選舉辦法上的討論時間被壓縮了。民主制度的形成不是朝夕間的事，民主規範的確立也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地磨合。而民主最重要的社會民衆間以及政府與民衆間的信任却在此次“占中”遭到破壞，這是對香港民主進程最深遠的影響，也是“占中”的沉重社會代價。
　　
　　此次“占中”行動，年輕學生走在前沿，家庭内部、朋友同學之間，因爲不同立場觀點産生齟齬，在網絡聊天工具中，引發UNFRIEND潮。近年香港争議性議題增多，同學朋友家庭成員間因爲觀點的不同也時有争論，但因政治觀點的對立導致日常生活中的不友好在這次“占中”中恐達至一個高峰，遑論前期社會上支持“占中”和反對“占中”的對憾。雙方各自發起網上和實體簽名、街頭遊行等，社會上彌漫“對着干”的氛圍，支持和反對者各執一詞，互不相讓，伴隨着争論的激烈，情緒性言行增多。佔領者們固然得到部分民意的支持，然而，被佔領地區備受影響的小商户們也代表了部分民意。LIVE AND LET LIVE，誰的民意更正當？
　　
　　立法會也出現分裂，建制派議員與反對派議員間的分歧越來越大。立法會議員被人爲分成建制派議員與反對派議員本來在稱謂上就是一種分裂。雖然初衷是希望通過稱謂的變化促使泛民主派議員做“忠誠的反對派”，就像英國有英王陛下的忠誠反對派一樣，但在香港現行選舉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出現類似西方反對派政黨那樣的局面。泛民主派議員與建制派議員在立法會本來没有這麽壁壘分明，還曾出現過“八黨聯盟”，但現在經過多次紛擾，尤其是政治上互相攻訐，立法會出現言行暴力、拉布等，導致雙方積怨漸深。一些傳統上合作的領域也因互信的喪失而出現不合作，如本來立法會議員各小組委員會的正副主席一直是有協商的，畢竟大家是一個整體，内部的協商合作尤其是程序上的一些默契對於立法會的正常運轉非常重要。然而，這種協商精神正在立法會議員身上消失，一定程度反映了社會上協商精神的消失。
　　
　　被部分激進人士騎劫的“占中”行動塑造了港人激進的集體形象，購物天堂、動感之都變示威之都，香港市民承受了出行不便乃至經濟利益損失；兩地關係蒙上陰影，中央官員和内地主流媒體批評這種破壞法治的行爲，内地民衆在網絡上出現港人無理取鬧、自我削弱的言論；西方媒體冠以“雨傘革命”的推波助瀾，令中央政府心生警惕，消耗大量外交資源應對。目前看，“占中”還會持續一段時間，其造成的多輸局面必將深刻影響今後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
　　
　　201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