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台灣，認識台灣，感悟台灣，悟透台灣。回憶我從事三十多年的對台工作，體會最深刻的是：必須認真學習領會中央的對台方針、政策；必須盡可能的掌握更多、更全面和最新、最厚實的台灣情資；必須不斷地學習調整看問題的“角度、緯度、深度”；必須把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客觀、理性、全面地分析台灣問題和兩岸關係。要防止“以偏概全”，不為現象混淆本質。要防止“躁之過急”，把握“時與勢”，審慎分析當下局勢與未來趨勢。台灣問題錯綜複雜，兩岸分離又數十年之久，研析台灣，還必須把握好真正的台灣主流民意。值得欣慰和有待歷史檢驗的是，我對台灣問題的分析及提出的相關思考與建議，大致可以歸納以下二十個方面： 

　　一、關於“一個中國”原則與“一個中國”內涵的區別
  
　　我認為，在處理兩岸關係中應嚴格區分“一個中國”原則與“一個中國”內涵。上世紀九十年代，有一次汪道涵會長聽取學者匯報，我提出這一觀點與思考。研究如何打開兩岸政治僵局，雙方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歷史造成的事實和現實狀況，使得雙方在“一個中國”內涵存在各自解讀（“一中各表”還是“一中同表”）的嚴重分歧。因此，雙方需要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政治前提下，進行“平等協商”，解決“內涵”分歧。2014年9月我曾參加一個會議提出建議，應研究“一國兩制”區別於港、澳模式的“台灣模式”。因為，台灣問題與港澳問題產生的歷史背景等不一樣。2019年1月2日，習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講話中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實際講的就是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研究“一中”原則下有別於港、澳兩制模式的“台灣模式”的內涵。

  
　　二、關於兩岸達成“九二共識”的政治解讀及歷史地位
  
　　“九二共識”核心是“一中原則”，目標是“追求統一”，分歧是“一中內涵（國民黨強調“一中各表”，民進黨否定“九二共識”）”。 2012年“九二共識”發表20周年，我在香港《中國評論》第1期撰文提出：“九二共識是穩定兩岸大局的定海神針”的定位。2016年台灣政黨輪替，民進黨重返執政，國台辦發表講話首次定位“九二共識”是“定海神針”。2017年我再次在香港《中國評論》第2期撰文，認為“九二共識已完成階段性任務”，“長遠思考兩岸政治關係，九二共識需要重新檢視”。因為，此時“九二共識”已被國民黨扭曲為“一中各表”，至今堅持只強調“一中各表”。民進黨一直堅持否定、拒絕“九二共識”，蓄意扭曲為“國共共識”。對藍綠所堅持的立場，我應在強調“一個中原則和九二共識”基礎上，研究新版“九二共識，以適應兩岸及島內新情勢。2022年“九二共識”發表30周年，我於2月6日在香港“中評網”首頁頭條發表文章《仇長根：“九二共識”為和統以避兵戎》。

　　三、關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處於“初級階段”的基本判斷
  
　　兩岸關係從1987年打開交流交往大門至今已經30多年，其間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兩岸關係“不穩定、不確定”，隨時會出“意外”。主要源於島內“台獨”分裂勢力依然存在，被扭曲的台灣“本土意識、主體意識”逐漸上升，并逐漸演變為“分離意識”。也包括美日等國外反華敵對勢力的幹擾、破壞、挑釁。我認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是“和平統一”的必然階段，無法跳過，無法繞開，符合事物發展螺旋式上升的運動規律。兩岸關係“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中華民國”的定位問題，這是一塊極為難啃的“硬骨頭”。兩岸“結構性、深層次”的歷史成因和現實島內民意狀況及外部因素，決定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的“長期性、複雜性、艱難性”。要認清兩岸關係較長周期“初級階段”的現實，必須研究如何適應并尋找新的兩岸關係發展“動力”和新的“增長極”。

　　四、關於藍、綠政黨和美國均主張“維持兩岸現狀”的判斷
  
　　國民黨當局及馬英九主政8年時，主張“不統、不獨、不戰”的三不政策，即“維持兩岸現狀”；堅持所謂“先經後政”，實際“只經不政”，拒絕兩岸政治談判。2016年民進黨再次取得施政權後，果然蔡英文也多次重申強調“維持現狀”，讓美國相信蔡不是“麻煩制造者”，也欺騙了台灣民衆。國、民兩黨都用“維持現狀”來騙取選票，以應對大陸的政治壓力。現在，“維持兩岸現狀”，有了台灣民意支持，也基本符合美國“以台制華”戰略。中美戰略博弈，美國不希望兩岸統一失去遏制中國的台灣“籌碼”；也不支持因“台獨”可能引發戰爭而把美國“拖下水”。 “維持兩岸現狀”，最符國民黨“拒統”、民進黨“謀獨”、美國“遏中”的目的。而且，民進黨當局在“維持現狀”的幌子下，勾結美國，企圖改變現狀。

　　五、關於高度警惕嚴防“三海連動”威脅國家安全的問題
  
　　中國國防海陸綫長達4萬多公裡，涉及25個國家。歷史上，為捍衛國家主權與安全，我軍曾經打過“抗美援朝”“對印自衛反擊戰”“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對越自衛反擊戰”等。而現實狀況是，美國在日本、韓國、菲律賓等亞太駐軍十多萬，我南海與菲律賓的爭端、東海與日本釣魚島的爭端，以及“台海”風險與危機，成為國家周邊安全的焦點問題，形勢複雜嚴峻，不時遇到挑釁，緊張對抗“升溫”。2021年英國《經濟學人》雜志一期封面宣稱，“台灣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不可否認，如果台灣問題引發南海、東海、台海“三海”同時連動，加上我東北部有美、朝核對抗及印度在我邊境挑釁，這必然會“火上加油”，對維護我國周邊安全極為不利。

　　六、關於“中華民國”“主權、治權、政權”掛鈎的看法
  
　　國民黨敗退台灣，初始蔣介石圖謀“反攻大陸”不成，到了蔣經國基本知道“大勢所趨”，那是不可能實現的任務。李登輝之後及現在的國民黨，頑固堅守“中華民國”舊法統，“偏安拒統”。民進黨上台，堅持“台獨黨綱”，但也知道那是“拿雞蛋碰石頭”，“台獨”必然導致戰爭，後果“自取滅亡”。所以，民進黨無奈借“中華民國”之殼，掩飾推進“台獨”步驟。島內其它政黨如民衆黨柯文哲，想衝大位也稱“我國是中華民國，我家是台灣”。不難看出，台灣政黨政治的現實是，藍、綠、白政黨及政客都會擁抱“中華民國”，反對或攻擊“一國兩制”。客觀上，台灣各政黨已將“中華民國主權”與島內“治權”“政權”三權“捆綁”，目的均為獲得更多“選票”，以取得施政權利。

　　七、關於島內對“兩岸關係十個誤判須高度警覺”的觀察

　　島內民衆，包括台灣當局乃至於多數政客，普遍存在不切實際的想法，總以為：“大陸堅持和平統一方針，不會輕啓對台武統”；以為“大陸自身存在許多問題有待解決，無法對台動武”；以為“有美國背後撑腰保護台灣，大陸不敢對台動武”；認為“兩岸統一是制度之爭，統一是大陸要吞并台灣”；認為“兩岸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最好”等。島內“十大誤判”，是台灣當局長期“反共仇陸”宣傳誤導、誤判的結果，是美國打“台灣牌”向台灣發出錯誤信號的結果，是嚴重影響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障礙，容易誤導決策和導致台海局勢失控。

　　八、關於綠施政“不棄藍、不避綠、不斷流”的因應之策
 
　　2016年1月12日台灣“總統”大選民進黨勝出，在次日一次研討會上，我分析選舉結果及主要原因後認為，蔡英文當選并不等於是台灣民衆支持“台獨”，并提出“不棄藍、不避綠、不斷流”的“三不”因應之策。特別是，兩岸民間的各項交往不能“斷流”。要認清台灣政黨輪替“常態化”，認知國民黨仍是島內最大在野黨。政黨政治決定，不可能由某一個政黨永遠施政。長期而言，與民進黨打交道回避不了，與綠營接觸也是給藍營施壓。從大統戰角度思考台灣政黨政治，“畫出最大同心圓”，不分藍、綠或其它顔色，可以“選擇性”做工作，團結大多數，縮小打擊面。可選擇“城市對接”，複制上海、台北“雙城論壇，深入展開城市交流與融合，以“地方包圍中央”，倒逼台灣當局。

　　九、關於協商聚集“一中框架”與“一中架構”政治共識
  
　　2013年“習連會”“習吳會”，雙方談及“一中框架”和“一中架構”，顯示國共兩黨對“一個中國”的解讀有過交手，并對兩岸關係的“定位”有初步交集。研究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民國憲法”，以“法”確認“兩岸同屬一中”。我認為，統一前的“中華民國憲法”，其適用範圍僅限於台灣島內，因為國際上絕大數國家并不承認這個“憲法”，“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也沒有席位，台灣不具有“國家主權”資格。大陸可視其“憲法”為“台澎金馬”區域法律，具有遏制“台獨”的階段性使用價值。未來兩岸可以協商“一中框架”與“一中架構”議題，如能形成共識，自然可順勢推動協商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從而共同擔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十、關於溝通協商處理統一後的“中華民國”政治定位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實質上完成了對“中華民國主權”的“事實繼承”，1971年聯合國2758號決議從“法理”上給予確認。然而，客觀上“中華民國”遷台在“台澎金馬”地區擁有實際的“治權”已長達70多年。但無論怎樣解讀，須堅持兩岸關係不是國家“主權”的分裂，而是兩岸“治權”的分離，也就是兩岸只有一個中國“主權”，各自“依法”實施“治權”。因此，對“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地區的“治權”問題，是否可以往兩岸是“一中框架”或“一中架構”裡面的一個“主權實體”和一個“非主權實體”分別治理大陸地區和台灣地區的方向來思考“中華民國”的政治定位。2001年經大陸同意，台灣以“台澎金馬單獨關稅區”的名義加入WTO，也是“非主權實體”。

　　十一、關於協商統一後台灣當局擁有“治權”及範圍與尺度
 
　　這個問題非常複雜且十分敏感，涉及兩岸“隸屬關係”、台灣“對外關係”和“台灣防務”。香港《基本法》第15條規定，回歸後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都要報經中央政府任命（回歸前的28任香港總督，作為英王的全權代表，都由英王直接任命）。而台灣多年來已實行政黨政治，統一後其民選產生的台灣地區領導人是否要報經中央政府任命？香港《基本法》第14條規定，香港的軍事防務由中央政府全面負責。如果“大陸對台灣不派一兵一卒”，台灣抵禦“外部入侵”的軍事安全及防務問題和島內“長治久安”如何保障？“台獨”可能顛覆威脅國家“主權”等如何處置？香港《基本法》第13條規定，外交權屬於中央政府，香港只有在中央授權下，才能行使部分對外關係的權利。台灣的對外關係和國際活動空間如何解決？等等，這些議題應可放開協商，給予比香港擁有的“治權”更加寬泛，更具有包容性。

　　十二、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選擇”與“實力選擇”
　　
　　2016年，民進黨重返施政，拒絕“九二共識”，推行“台獨”路綫，變本加厲迎合、配合美國“以台制華”戰略，“依美抗陸”“依美謀獨”，兩岸風險與對抗急劇上升。大陸民衆“武統”聲浪不小，認為“和統”已無希望。對此，民族大義值得肯定，但情緒性反映不能替代“戰略選擇”。我認為，大陸實力今非昔比，兩岸實力差距拉大，但也不可輕率地以“實力選擇”代替“戰略選擇”。其實，時間在大陸一邊，新時代國家“發展戰略”正走在關鍵的路上，“小台灣、大中國”，切不可自亂方寸，操之過急，得不償失，貽誤大局。相信中央洞察大局、總攬全局，堅持“和統”方針，做好“武統”准備。當然，是在兩岸關係仍在我掌控之內，台灣當局和美國尚不敢輕舉妄動之前提下。
　　
　　十三、關於構建一國兩制在台灣的社會政治基礎的思考

　　要深思如何向台灣民衆論述一國兩制的構想與原則底綫；深思如何在台灣社會構建“既愛台灣、又愛中國”的共識；深思如何針對台灣青年深化、細化一國兩制的宣導。要反思如何運用特殊手段促使特殊群體認同一國兩制；反思如何采取經濟制約手段促台灣接受一國兩制；反思如何運用“既鬥爭、又分化”的策略應對民進黨。要探索如何運用互聯網強化一國兩制對台宣傳；探索如何發揮港、澳一國兩制對台灣的積極影響；探索一國兩制試驗區在金門、馬祖先行“以區帶島”；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中的主要障礙與核心問題；探索“和平統一”方針下的“民主協商”問題。總之，須從深層結構性的角度、錯綜複雜的歷史原因、現實政黨政治的發展和台灣社會與政治受外部勢力影響的“四個維度”，全面完整地把脈台灣社會。  

　　十四、關於“穩定台海大局，恢複兩會接觸”問題的思考
  
　　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成立30多年，不下於幾十次協商、溝通，簽署了20多項協議。“兩會”雖為官方授權，但仍屬“社會團體”性質。綠營施政，與綠接觸并不等於向綠妥協，接觸并不等於放棄“一個中國”原則。相反，眼下國民黨在“九二共識”及兩岸路綫上搖擺不定，并想“甩手”把兩岸關係的“經營”責任推向民進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