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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對台統戰思維芻議

  探究新時代對台統戰思維,如果與歷史上的大統戰思維相比較,會發現既有其固有的特點與規律,也有其新的發展態勢與理念。兩岸交流大門打開已有30多年,對台統戰思維的理念、思維的方式和指導實踐活動,已形成了一個新的系統。但是,對台統戰的戰略與策略思維,對台政治工作與經濟工作思維,對台交流交往與融合發展思維等,仍需要在對台統戰工作實踐中全面、審慎、穩妥地把握。“不畏浮雲遮望眼”,不要為當下“嚴峻複雜”的台海局勢,模糊了我們的視綫,動搖了我們的信念,混淆了我們傳統的大統戰思維。并從新時代對台統戰工作遇到的實際情況和新的要求出發,進一步完善統戰思維,改進統戰策略,創新統戰方法。

  一、新時代對台統戰思維需要樹立的幾個基本點

  一是樹立“建立最廣泛統一戰綫”的對台統戰思維理念。

  廣義而言,統一戰綫是指不同社會政治力量在一定條件下,為了一定的共同目標而建立的政治聯盟或聯合。“統一戰綫,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70年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同樣運用這“三大法寶”,使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功。今天以及未來,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完全統一,仍需借鑒這“三大法寶”的歷史基本經驗,樹立起最廣泛的對台統一戰綫的統戰思維理念,指導對台統戰工作的戰略、策略和實踐。比如,就現今台灣政黨政治而言,藍、綠、白等各色陣營都有,只是政黨政治版圖、政治實力、政治影響力大小各異而已。再比如,台灣廣大民衆對“中華民國”確有樸素的“家國情懷”,但與台灣政黨政客藉“中華民國”之殼撈取政治利益,有本質區別。因此,新時代對台統戰思維要適應島內這種政治發展態勢;新時代對台統戰思維要把團結、爭取廣大台灣人民作為出發點。

  二是樹立“唯和與合”與“包容差異”的對台統戰思維理念。

  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統戰思維與智慧。如博大精深的中國儒家文化,孔子的“和為貴”、“有容乃大”。中華“和合”文化源遠流長,“和合”二字最早見之於甲骨文和金文。汪道涵會長生前曾矚望,“兩岸之道,唯和與合”,意在用“和與合”,用“包容心”,推進完成國家統一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搞統一戰綫,從來不是為了好看、為了好聽,而是因為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當前,大陸網民“和統無望”與“武統”的聲量持續升高,這是對島內“台獨”勢力囂張的極大憤怒和對美國霸道插手台灣問題的無比憤慨。其實,大陸從未宣布放棄非和平方式,也不可能放棄“武統”。但只要最後一綫希望尚存,堅持“和統”方針不變。即使“武統”,也盡力“以武止戰”,“不戰而屈人之兵”,尤如當年康熙收複台灣。因此,解決台灣問題做“兩手准備”的方針,仍是現今對台統戰思維的重要理念。

  三是樹立爭取大多數“中間派”的對台統戰思維理念。

  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所作《目前抗日統一戰綫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中強調:“爭取中間勢力是我們在抗日統一戰綫時期的極嚴重的任務”,“必須對他們采取十分慎重的態度”。并從工作方法上要求,“對中間勢力的動搖態度進行適當的說服和批評,爭取他們采取中立、對我同情和向我靠攏”。毛澤東還在《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詩中,借用神話小說《西游記》中的人物故事,力主爭取唐僧這樣的“中間派”。這些都說明,只有著眼於團結大多數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少數敵人。從當今台灣政治選舉的“選票結構”分析,藍、綠基本盤“鐵票”漸趨減少,越來越多“中間選民”不參與致使“投票率”不高,且投無黨籍的增多。2018年“九合一”選舉,其中縣市議員:國、民兩黨和無黨籍分別為392、239、276席,無黨籍比民進黨多;鄉鎮市長:國、民兩黨和無黨籍分別為83、40、81席,無黨籍與國民黨接近,比民進黨多了一倍;村裡長:國、民兩黨和無黨籍分別1220、285、6231席,無黨籍占80%。可見“中間選民”不認同藍、綠。因此,爭取多數“中間派”,是我統戰思維中需要直面的重要課題。
四是樹立“既團結、又鬥爭”的對台統戰思維理念。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并豐富了黨的統一戰綫理論的內涵。習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解決了團結全民族最大多數人共同奮鬥的革命統一戰綫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為黨和人民事業凝聚了一支最廣大的同盟軍”;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統一戰綫的本質要求是大團結大聯合,解決的就是人心和力量問題。這是我們黨治國理政必須花大心思、下大力氣解決的重大戰略問題”。其實,我們要認知“團結”與“鬥爭”,兩者并不矛盾,而且只有團結、爭取到大多數人,才能有效孤立、打擊一小撮。因此,在對台實務工作中,學習、領悟習總書記講話所蘊含的統戰思維、統戰策略、統戰方法,對於我們正確認識、把握台灣社會、政治矛盾,具有重要現實借鑒意義;對於廣泛團結台灣各階級、各階層,聚合各方面政治、社會與民間力量,具有重要現實的啓示和促進作用。

  二、新時代對台統戰思維需要注重把握的原則與策略

  一是對台統戰思維的原則性。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遏制、打擊“台獨”,必須堅定不移。大陸對“台獨”針鋒相對,從來就毫不手軟。“一個中國”底綫不容觸碰,不容挑戰。大陸已三令五申“六不”,《中共十九大報告》也專門有闡述。“台獨”分子也許聽到了,但沒有聽懂,還在夢游、幻想大陸不會“武統”,還在夢想、幻想有美國當“台獨”保護傘,這是兩個大錯、特錯的誤判。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強硬表態,“老祖宗留下來的土地,我們一寸也不能丟”。“哪有不統一的道理?如果中國人民解放軍不能維護祖國統一,那還要解放軍幹什麼”?在對台統戰思維中,用武力捍衛“一個中國”原則,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利益發展”,這是毋庸置疑的。

  二是對台統戰思維的靈活性。大陸看到民進黨內并非“綠鐵”一塊,并有“深綠、淺綠”之分,有認清現實的“識時務者”。在對台統戰思維中,首先要認知把一切能够聯合的力量都聯合起來,爭取“識時務者”,孤立頑固“台獨”分子,打擊極端“台獨”勢力。列寧曾經精辟論述統一戰綫的策略性與戰略性,指出“要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盡管這些同盟者可能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要“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這是對台統戰思維裡需要堅持和發展的一條基本守則。對泛綠陣營,只要不搞“台獨”,均可劃進統一戰綫的範圍內,均可作為團結、爭取的力量。

  三是對台統戰思維的全局性。台灣問題從來就不是孤立的,中美關係中最敏感、最核心的問題是台灣問題。特朗普上台以來,中美關係與兩岸關係“同步”惡化。美國以中國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推出“涉台、涉藏、涉疆、涉港”等法案,實施貿易戰,藉疫情甩鍋,到南海挑釁,閉館挑事端,制裁香港與內地高官,頻打“台灣牌”等,一再挑戰“一中”底綫。台灣“挾洋自重”、“倚美謀獨”,甘當“棋子”。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發展仍然處於戰略機遇期”,這是大陸最高層從全局出發,對國內、國際及島內形勢作出的最新判斷,審時度勢,認知“戰略機遇期”重大任務的“輕、重、緩、急”,謀定而後動,以靜制動,回應克制,不隨美方起舞,不為眼前的“妖魔群舞”亂了自己的陣腳。對台統戰思維同樣以全局為重而定奪,維護穩定國際局勢,力保台海和平大局,應對挑戰,趨利避害,在變局中把握全局。

  四是對台統戰思維的耐力性。毫無疑問,“台獨”與“反台獨”鬥爭、“統一”與“反統一”鬥爭,是兩岸長期政治較量與鬥爭的焦點。台灣方面,尤其是一些政客,喜歡說大陸統戰是“陰謀”,是大陸要“吃掉”台灣,是大陸要“矮化”台灣。其實講此話,做此宣染,是別有用心,是一種“拒統謀獨”的藉口。對台統戰工作不是陰謀,“一國兩制”不是誰吃掉誰,而是神聖使命,光明磊落,理直氣壯。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14億中國人民,從不違言,從不掩飾,要為努力實現國家完全統一奮鬥。習總書記強調,“著眼長遠,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終歸要逐步解決,總不能將這些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久拖不決,夜長夢多;操之過急,適得其反”。大陸何時出手解決台灣問題,不是靠“拍腦袋”、靠“心情”或“情緒”作決策。兩岸和平發展屬“初級階段”,“深水區”的結構性問題還未解決,對台統戰思維,要樹立“統獨”鬥爭長期性與艱巨性的思想准備。

  五是對台統戰思維的全面性。毫無疑問,兩岸“公敵”,民族罪人,是島內“台獨”分子,是猖狂的“台獨”分裂勢力,是少數極端“台獨”組織及組織者。目前,對於島內民調大多數人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怎麼看?筆者認為,不能把“台灣人”與“台獨”劃上等號。民調多數人的回答是區域身份認定(蔣經國主政末期籍貫允許寫出生地,之前要寫原籍),并未想過從政治角度認定,與“台獨”或支持“台獨”,完全是兩碼事。台灣同胞“骨子”裡、“血脈”裡、“基因”裡,無庸置疑,就是中國人。追溯“台獨”分子的家譜,哪個不是中國人。炒作“你是哪裡人”是民進黨的政治造勢,無需跟著炒作“起舞”;選擇“你是哪裡人”作為政治標簽,無聊、偏頗,有陰謀;以“你是哪裡人”來論定是否是“台獨”很離譜、粗糙;界定“台獨”,無限擴大,無謂樹敵,很不可取。“愛不愛國”無須用言語決定,而是對標實際行動。大陸有31個省市,加港人、澳人,如果一天到晚炒作“你是哪裡人”,定會亂象叢生,分離、分心。正確、全面的對台統戰思維,應視島內“台獨”分子是少數,大多數人是華夏子孫,是我們的骨肉同胞。

  三、運用辯證、全面的對台統戰思維研析判斷台海局勢

  一是如何評估與判斷對台統戰工作所面臨的新形勢?民進黨執政後,兩岸關係嚴重惡化,台海形勢呈現“嚴峻複雜”的態勢,并且充滿風險與挑戰。美國等外部勢力插手台灣問題,更使得台海形勢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持續增長,潛在的風險度與危機度甚高。分析其主要原因:(1)民進黨“倚美謀獨”;美國“以台制華”,美、台戰略上互相配合。(2)美、台政治上共同“反共”,經濟上都想著要與我“脫鈎”,雙方勾連,做法趨同,企圖一致。(3)美國選舉打“反中牌”、“台灣牌”、“香港牌”、台灣地區選舉也打“反中、仇陸、抗陸牌”、“香港牌”,手法同出一轍。判斷當前“嚴峻複雜”形勢的走向與結果?筆者認為,大陸主導、主控台海大局,對台戰略與策略運行得體,美、台企圖未能如願以償;美國與台灣勾連對抗中國大陸,圖謀與中國大陸“脫鈎”,這是一廂情願,由不得美、台當局說了算;美國“反中牌”與台灣“抗陸牌”,的確已經嚴重衝擊中美關係與兩岸關係,但結局會是搬起石頭砸到自己腳。因此,形勢越“嚴峻複雜”,我們越是要保持頭腦清醒與冷靜,越是要保持定力與耐力。

  二是如何評估與判斷台灣社會、政治結構與發展趨向?台灣人口結構有1945年前移民的“本省人”,有隨國民黨軍隊入台的“外省人”,有兩岸婚姻及外籍人士“新移民”及少部分“原住民”。簡單劃分,台灣社會大致可分為“大資產階級、白領藍領、青年學生、農漁民”四個階層。由於錯綜複雜的歷史原因,“台灣外省與本省人(族群矛盾)”、“本土與外來政權”、“統一與台獨”的三大社會矛盾,十分明顯。而取消“戒嚴”後,台灣實行“多黨制”,政黨操作“三大矛盾”,政治選舉將所謂“中華民國”的“主權、治權、政權”捆綁,逐漸形成了政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尖銳對立,貧富差距與財團的階級對立,兩岸關係與政治認同的對立。民進黨為了政黨及政客利益,為了在島內能長期執政,不擇手段打擊國民黨,“抹紅”國民黨,冠上“親中賣台”的帽子。國民黨被“污名化”為中共的“代言人”或“同路人”,國民黨自己也說不清,道不白,久而久之“積非成是”。遺憾的是,如今國民黨的未來方向不明,路綫紛爭不斷,失去民心,如棄守原有的兩岸政策與立場,“拿香跟拜”、“與綠同道”,其結局不僅傷及兩岸關係,而且很難斷定國民黨是否能够東山再起。因此,要認清島內社會、政治現實,還要掌握瞬息萬變的新情況、新趨勢。

  三是如何評估與判斷對台統戰工作中的台灣新民意?國民黨馬英九執政8年,兩岸進入“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階段,台灣主流民意希望“求和、求利、求發展”。2016年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以來,台灣新民意突出地趨向“要和不要統”。“要和”比較容易理解,台灣民衆沒有多少人敢為“台獨”而戰,包括“台獨”分子。兵戎相見,同胞相殘,血流成河,是絕大多數台灣民衆所不樂見的。“不要統”就比較複雜,有歷史上的種種內外因素,有現實誤讀大陸原因,有台灣政黨政客操控。客觀辯證地分析,這種“不要統”不能簡單定論就是要“台獨”。現在民進黨自以為全面執政,洋洋得意,自恃蔡英文有817萬票,自我膨脹,忘乎所以。但客觀分折,民進黨在台灣有那麼大的魅力嗎?民進黨施政得到絕大多數民衆擁護、支持嗎?藍、綠政黨票得票率相差無幾怎麼算?韓國瑜獲得500多萬票支持怎麼算?藍營取得15個地方縣市長席位怎麼算?因此,簡單地把投給民進黨選票的人都劃為“台獨”分子,不符合事實。

  四、運用辯證、全面的對台統戰思維指導對台工作實踐

  一是如何開展對台政黨統戰工作?

  3000多年前的遠古時代,周文王姬昌想要滅商,開始與各地諸侯“邦國”建立統一戰綫,爭取“左、中、右”派人馬,積蓄力量,最終由兒子周武王姬發與紂王決戰,經“牧野之戰”成功滅商。毛澤東所著《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開頭一句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正確的統戰思維在政黨工作中,應該“分清敵友”。島內統派受打壓,生存極困,空間極小。針對島內不同政黨,采取不同策略,團結支持統派,打擊分化獨派。在島內竪起“反獨促統”的旗幟是關鍵,尤其需要積極支持統派,爭取、引導、團結大多數“中間派”站出來。歷史的經驗證明,統戰對象應不分顔色或陣營。

  二是如何客觀明理對台統戰宣傳?

  兩岸輿論鬥爭,服務於政治鬥爭,由來已久,針鋒相對。大陸對台宣傳,應抓住問題的要害,擺事實,講道理,把“污名化”或“顛倒”的事實顛倒過來,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無須“扣帽子、打棒子”、大批判、冷嘲熱諷,或空洞的大道理,口號式的語言,情緒性的對抗,那樣不但沒有正面效果,相反授人以柄,引發反彈。對台統戰宣傳主軸:旗幟鮮明地宣傳港澳“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堅持不懈地提高唱響海外“反獨促統”聲量;推心置腹地表達深化兩岸“心靈契合”。新時代對台統戰思維在宣傳上,要強調“多元性”“廣泛性”“柔和性”,并上升為一門藝術性的學科,善於運用辯證思維,提高把握大局全局的能力。實際操作運作中,注重內涵與實效,利用“網絡統戰”新手段,發揮現代互聯網作用,達到“入耳、入腦、入心”。對民間發生無原則性的事,媒體不必過度反應或糾纏,不必“針尖對麥芒”。

  三是如何展開對台統戰的“民主協商”?

  人所皆知,解決台灣問題的兩個主要方式:即“武統”并實行“一國一制”,“和統”并實行“一國兩制”。如果采取後者,兩岸“民主協商”不可回避。在對台統戰思維中,首先要認識兩岸“民主協商”是實現國家和平統一進程中的必然階段。雙方本著對民族、對後世負責的態度,通過“民主協商”,凝聚智慧,發揮創意,互諒互讓,聚同化異。第二,“民主協商”是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以“對話取代對抗”、以“合作取代對立”、以“雙贏取代零和”。習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發出鄭重倡議,“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第三,“民主協商”須把握“原則與包容”,體現“民主與平等”。“和平統一,是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兩岸同胞是一家人,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當然也應該由家裡人商量著辦”,大陸不會強加於人。

  四是如何拓展對台統戰的“聚同化異”?

  對台統戰的載體,離不開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的平台,目的是“融合、化異”。“兩岸交流,歸根到底是人與人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靈溝通。兩岸同胞要以心相交、尊重差異、增進理解,不斷增強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國家認同”。“不管遭遇多少幹擾阻礙,兩岸同胞交流合作不能停、不能斷、不能少”“兩岸同胞要交流互鑒、對話包容,推己及人、將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進互信認同”。兩岸“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不僅要求同存異,更應努力聚同化異”。在對台統戰思維中,目前特別要關注兩岸交流可能因人為政治影響和外部勢力幹擾而出現的“逆流”。“台海動蕩緊張,兩岸衝突對抗,民衆深受其害;走和平發展之路,謀互利雙贏之道,利在兩岸當下,功在民族千秋”。

  總而言之,新時代要以唯物辯證法統領對台統戰思維,要以高超的政治藝術操作處理對台實務,要學習掌握統戰規律、堅持政治原則、講究科學方法:⑴善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尊重包容差異,海納百川,廣泛交友,贏得人心。⑵善於“不戰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謀”就是依靠政治、經濟、文化等綜合手段解決矛盾,是典型的“統戰思維”。⑶善於謀取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敵人搞得少少的”。因此,面對複雜嚴峻的台海局勢和外部勢力挑釁,要重視“統戰思維”,培養“統戰思維”,善用“統戰思維”。秉持“凝聚人心、共謀雙贏”的統戰思維與理念,做好各領域的對台工作。
       
     (原載香港《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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