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尚處於“初級階段”，最基本特征為，兩岸關係“不穩定、不確定”。主要源於“台獨”分裂勢力依然存在，不正常的台灣“本土意識、主體意識”逐漸上升，并逐漸扭曲為“分離意識”。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是“和平統一”的必然階段，無法跳過，無法繞開，符合事物發展螺旋式上升的運動規律。“初級階段”主要矛盾是“中華民國”定位問題，始終沒有上桌談判，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

　　兩岸結構性、深層次的歷史原因和現實民意及外部因素，決定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要認清長周期“初級階段”的現實，研究如何適應并尋找新的發展“動力”和新的“增長極”。

　　兩岸關係漸進式地步入和平發展時期，從“對抗、對立”，走向“交流、交往”，已經有60多年。大陸冷靜、客觀地分析、總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艱難曲折的歷程，在中共十七大政治報告中首次提出，“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這一重要論述；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進一步強調，“全面貫徹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為和平統一創造更充分的條件”。如今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到底如何定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周期”有多長？本文試作探究。

　　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基本內涵

　　依筆者觀察，現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還相當脆弱，最基本的特征是“不穩定、不確定”，520後民進黨執政，可能更加嚴重，未來還可能趨向常態。因此，可以判斷現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尚處於“初級階段”，表現為如下三基本內涵：

　　一是歷史遺留問題根深蒂固。兩岸過往“老死不相往來”，及互稱“共匪與蔣匪”、長期隔絕的歷史，已經一去不複返。兩岸人員、經貿、文化等交流交往，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格局、大趨勢，已經涵蓋多個領域并逐步向深度融合。但是很遺憾，國民黨執政，歷史遺留的兩岸深層次問題連碰都沒碰；現今的交流交往仍因諸多人為的障礙也受到幹擾。雖然2300萬台灣人民，每年有數百萬到大陸，但是有些是重複或經常往來，卻有三分之二沒有機會到大陸。大多數台灣民衆隔海看大陸，對大陸基本上還是陌生的。已經來大陸參與交流交往的，也并不都認為兩岸是“一家人”的交往。甚至有不少台灣民衆認為，“兩岸是有些聯系的兩個國家”。

　　二是兩岸“敵對狀態”沒有結束。兩岸當局即國共之間以“九二共識”為共同政治基礎，突破障礙，共同努力，實現了最高領導人歷史性的“習馬會”；兩岸官方授權的海協會、海基會接觸管道，早已建立20多年并展開協商談判；國台辦、陸委會溝通平台及熱綫，也於2015年底正式貫通。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作為兩岸共同政治基礎，應該講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兩岸迄今沒能上桌談判“結束敵對狀態”，也沒有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兩岸政治互信嚴重不足，“深水區”結構性重大政治分歧仍然是無解。民進黨執政，兩岸政治問題可能更加複雜，解決問題的困難度將會更大。

　　三是兩岸交往已有成果難保持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所簽署的20多項協議，大部分已經落實或正在落實；兩岸交流交往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正在逐步融化為“血濃於水”的親情；所形成的大交流、大發展、大格局，正在逐漸深入人心。但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道路曲折，時有反複，尤其是台灣“本土意識、主體意識”，正逐漸被扭曲提升為“分離意識”，不得不令人擔憂。而且，台灣政黨輪替趨向常態化，民進黨執政，過往兩岸和平發展所取得的進步，并不保證能够持續下去；過往兩岸官方已經建立的溝通管道，并不保證能够繼續存在；過往建立起來的兩岸同胞之情，如果再次被政黨蓄意操縱，恐難鞏固深化。

　　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主要成因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的時間并不長，之前還因李登輝、陳水扁衝撞“一中”原則，推行“兩國論”和“一邊一國”，台海局勢弩張劍拔，瀕臨戰爭邊緣。依筆者分析，界定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初級階段”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歷史因素。“和平發展”是兩岸主流民意，支撑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最重要的是，兩岸民衆心中深藏著的“中華民族”之根。但是，台灣3.6萬平方公裡土地，曾被荷蘭、日本殖民統治88年，加上兩岸分離60多年，共長達150年以上。歷史的傷痕造成台灣民衆心裡與大陸的“疏離感”，根深蒂固。而國共內戰延續的兩岸敵對，迄今沒有完全結束“敵對狀況”。由此不難看出，台灣民衆的“中國記憶”，不僅受到外國侵占和殖民統治所形成的歷史斷層，迄今還沒有完全彌合。而且長期受西方教化與“反共、反中”混合教育所留下的負面痕跡，迄今也沒有完全除盡，這就是造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尚處於“初級階段”的歷史原因。

　　二是現實民意。“和平發展”是兩岸主流民意，沒有一個台灣百姓希望重蹈歷史，兵戎相見，血流成河。但是，現今台灣民衆對“中國”的認同，出現傳統與現代的“撞擊”，認同“台灣”多，認同“中國”少，年輕人更加少。從台灣民衆訴求變化中也可以看到，蔣介石、蔣經國年代民衆“爭民主、要自由、反獨裁”；李登輝、陳水扁年代民衆“要求當家作主，出頭天”；馬英九主政以來，“台灣主體意識”隨著兩岸交流交往不斷上升；自感在國際社會的“孤獨”與被孤立的“新悲情”，也隨著大陸快速發展和強大而上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中，大多數民衆認同“維持現狀”并支持“台灣前途由2300萬台灣人決定”。

　　三是島內政局。“和平發展”是兩岸主流民意，台灣不論哪個政黨執政，都要面對現實，選票不會投給可能衝擊兩岸和平發展、影響台海穩定的政黨或候選人。今年“立法院”首次開議，重返執政的民進黨不得不放棄“兩國論”版本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蔡英文不得不叫停、制止個別“綠委”打著“民主”旗號提案廢除“國父”孫中山遺像；蔡不得不表態否認李登輝“釣魚台列嶼不歸屬台灣”之說。但是，原本屬於島內的政治議題，已深刻、明顯地影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尤其，政黨操縱兩岸議題，成為台灣選舉特殊的政治現象。國民黨堅持“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的“三不”政策，原因之一是怕被“抹紅”丟選票；民進黨死守“台獨黨綱”固住深綠，“維持現狀”爭取中間。藍、綠都被鐵票所“綁架”。未來島內政黨政治鬥爭，拿兩岸議題連接的狀況不改變，也不可能改變，將會長期影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進程。

　　四是外來因素。台灣問題受外來因素的影響，隨著大陸強軍實力提升、經濟後盾增強，而變得越來越小，世界上任何一國，都不敢小視中國而輕舉妄動。因為大陸今非昔比，對涉及敏感的“國家主權”這一核心利益，決不會妥協，也絕不允許“法理台獨”，否則必定“地動山搖”。但是，解決台灣問題仍受到外在因素的牽制。不用懷疑，美、日即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最終邁向統一的主要障礙。問題不僅僅如此，無論是國民黨執政、還是民進黨執政，都以美國馬首是瞻，尋求武力保台，幻想“挾美拒統”。民進黨執政，不排除比國民黨更加傾向依靠美、日。當前，最值得警惕的是慎防民進黨迎合、配合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和日本“新安保法案”搞小動作，這也是未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相當複雜艱困的問題。

　　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主要矛盾

　　正確認識現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准確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中的主要矛盾，正視它、研究它，而不是忽視它、回避它，才是解決問題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

　　一是“中華民國”問題。毫無疑問，從20世紀九十年代起，兩岸當局交手至今，極為複雜敏感的“中華民國”政治定位問題，始終沒有正式擺上桌談判，雙方都認為是一塊相當難啃的“硬骨頭”。“九二共識”，求同存異，只是暫時擱置、回避了“一中”政治內涵。兩岸事務性、經濟性、功能性等一切談判和所簽協定，都避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敏感的問題。但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中的諸多問題，皆因“中華民國”定位未解，步履維艱。而且，“中華民國”已是島內民衆最大公約數，藍、綠政黨對此“政治解讀”也逐漸靠攏。“中華民國”問題，已成為制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政治瓶頸”。這一主要矛盾，一天不破題、解決，其它問題都會受到影響。

　　二是台灣“國際空間”。兩岸關係發展這麼多年，世界各國奉行一個中國原則的大格局，始終沒有改變。李登輝、陳水扁執政20年，推動台灣拓展“國際空間”，“公投入聯”，試圖在國際上唱響“中華民國”，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結果當然是失敗的。但是，“國際空間”與“中華民國”相關聯，一名普通的台灣學生，或者一名年輕的台灣藝人，在國際場合舉起“中華民國”的旗子，卻會引發軒然大波，甚至影響到台灣的民意及政治選票。“國際空間”對台灣當局來講，是想著政治上得分，以謀求“台灣問題國際化”；對台灣民衆而言，應該是希望求得身份上的“認同”，或稱之為“尊嚴”。如此矛盾，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的確很難解決，而且困難度還在不斷加深。

　　三是大陸“導彈對台灣”。中國廣袤的960多萬平方公裡大地，面對國際及周邊嚴峻的形勢，擁有導彈（台灣稱“飛彈”）、部署導彈；捍衛主權、保衛領土；理直氣壯、理所當然。當然，包括部署導彈針對“台獨”，防止國土分裂，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有什麼好奇怪。但是，台灣藍、綠政客借題發揮，操縱“導彈”話題，每逢選舉更是大肆宣染，使得台灣民衆對大陸部署導彈的認識，被嚴重扭曲，誤認為大陸導彈對著台灣，就是想用武力“威脅、吞并”台灣。近日甚至有個別不知“天高地厚”的民意代表，拿大陸在南海部署導彈做“文章”，還口喊“台獨”，鼓噪民意與大陸對抗。殊不知，難道中國不需要導彈，不需要強軍，讓歷史悲劇重蹈，任外人宰割、欺淩，任“台獨”勢力分裂中國？如此矛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需要艱難地去化解。

　　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重要基礎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是兩岸“和平統一”的必然階段，無法跳過，無法繞開，也符合事物發展螺旋式上升的運動規律。目前看，“初級階段”作為一個“過渡期”，可審慎樂觀，不必過於悲觀。但離不開三個重要基礎，從而方可穩定台海大局，為邁向未來的兩岸“和平統一”創造條件：

　　一是政治基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雙方以“九二共識”為共同政治基礎，認同“兩岸同屬一中”，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發揮著積極而重要的作用，迄今仍然不可動搖，否則會“地動山搖”。但“九二共識”畢竟是“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并沒有解決上述“三個”主要矛盾。台灣多數民衆對“九二共識”認識不清，或者是根本沒有認識到其重要性。況且民進黨執政，對“九二共識”仍持拒絕、回避的態度。尤其是，藍、綠政黨對“中華民國”定位這一核心問題與大陸有嚴重分歧（島內政黨本身對“中華民國”定位有區別、有趨同）。但如何衝破阻力與障礙，適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狀態、新變局，研擬推出能讓大多數台灣民衆認同與支持的新版“九二共識”，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進入“中級階段”，或“中程階段”，最終進入商談“和平統一”階段，這才是解決核心問題的關鍵。因此，“九二共識”需要“鞏固”，更需要“發展”。如同兩岸關係需要“和平”，更需要“統一”一樣。

　　二是經濟基礎。兩岸經濟融合，連結海峽兩岸，促進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從台商投資大陸第一天算起，累計台資項目逾9萬家，金額達600億美元。但台灣投資占大陸吸引外資比例僅5%左右，并不算過高。兩岸貿易總額累計達2萬億美元，依存度約40%。但台灣與美、日等國家貿易占台灣對外貿易總額60%以上，台灣對外經濟并未都把“雞蛋放到一個籃子”裡面。事實上，大陸龐大市場、優惠政策給了台灣，投資方面，解決了島內台企勞動密集型的困境；貿易方面，僅去年台灣順差就賺大陸錢700多億美元。但是，兩岸經濟交往與合作衍生出來的并不等於全然正面，其中融合中有些帶來了相反的結果。比如“反服貿”的“318太陽花學運”，要找主要原因應該是，台灣經濟低迷，物價高漲，失業率上升，貧富差距拉大。可是年輕人卻把不滿國民黨執政的情緒，發洩到有利於台灣經濟發展的兩岸議題上。比如一些赴大陸投資失敗的台商，不找自身原因，片面地把責任推卸到大陸“缺乏法治，官員腐敗”上；再比如兩岸經濟越融合、依存度越高，別有用心的政客鼓噪台灣會被大陸“掏空、統戰、吞并”，等等。這些都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需要糾正、克服的重要難題。

　　三是社會基礎。台灣社會長期形成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政治運作方式，是在藍、綠政黨惡鬥，尤其作為反對黨時惡意歪曲、攻擊及民粹當道的氛圍下形成的。而社會上往往理性的思維，敵不過政黨為權力之爭煽動民粹，加上一些不負責任的媒體操作和輿論導向，及意識形態至上，從而造成族群高度的分裂，形成所謂的藍、綠兩大陣容，也衝擊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能量”的傳播。因此，從根本上講，改變台灣社會輿論和民粹氛圍，使之回歸理性，主要靠台灣自身努力。目前，台灣多數民衆已厭惡社會的撕裂和政黨的藍、綠之分，希望社會融合與穩定，希望政黨關心經濟和民生，這是好現象。而大陸要做的是，強化兩岸“心靈契合”，構建兩岸“命運共同體”。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最重要的應該是加強兩岸人民“心靈契合”。心靈相通了，“認同”問題會逐步解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才能向前飛躍，才能從“量變”邁進正向的“質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各領域民間交往，切不可取“短期功利，利益至上”。

　　總而言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本身是兩岸和平統一的“初級階段”，這個階段已經取得重要成果和成功的經驗，但距離我們“和平統一”的目標，還有相當遠的路程。因為，兩岸結構性、深層次的歷史原因和現實主流民意及美、日外部因素，決定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初級階段”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2015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出席全國政協民革、台盟、台聯委員時指出，“從根本上說，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發展進步”。鄧小平先生曾指出，“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習、鄧都不約而同地洞察到，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的“關鍵”所在。我們要一切從實際出發，認清無法超越的這個進入長周期“初級階段”的現實，研究如何適應并突破這個“初級階段”，努力尋找“初級階段”新的“發展動力”和新的“增長極”。筆者認為，未來兩岸當局首先需要把握好“初級階段”的大方向，共同擔負起歷史的責任，鞏固與發展兩岸共同的政治基礎，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同時，兩岸智庫、學者可以先就存在的“主要矛盾”進行探索，盡早為當局決策提供解決之道。

　　（原載香港《中國評論》月刋2016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