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回望歷史，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國民黨退居台灣。72年來，兩岸從隔絕到開放，有過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熱絡時期；也有過台海危機、兩岸僵持和現在兩岸對立、交流萎縮和部分暫停或關門。兩岸關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既有危機，也有轉機”。

　　一、如何看待兩岸關係的危機與轉機？

　　就轉機而言：1987年兩岸隔絕長達38年之久的大門打開，兩岸人員開始往來，經貿、文化等各個領域交流與合作，方興未艾。這是兩岸關係史上的一次重大歷史性轉變，人民不在“為敵”，當局不再“稱匪”。兩岸民間從“單向、間接”往來，變“雙向、直接（海空運直航）”，台商大膽西進，貿易增幅，經濟依存度不斷加深。兩岸官方及“海協與海基”兩會建立接觸管道，協商、簽訂多項協議，達成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兩岸當局領導人歷史性的“胡連會”“習馬會”先後分別在北京、新加坡舉行。著名的“汪辜會談”“汪辜會晤”先後在新加坡、上海舉行。值得慶幸，兩岸關係衝破重重障礙，得以和平向前發展。

　　分析兩岸關係轉機，主要因素與中共對台決策順應民意有關。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五代中共領導人“以人民為中心”，對台方針從“一綱四目”到“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體現了中共堅定的原則立場和准確的把脈民意；發揮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靈活的包容策略；胸懷高度的民族情懷和博大的政治胸襟。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1981年葉劍英委員長提出“葉九條”；1983年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楊力宇教授提出“鄧六條”。三大動作分別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和中共領導人身份，代表著十多億大陸人民的心聲，科學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史無前例，呼籲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簽訂兩岸和平協議”，讓蔣經國看到了兩岸大勢所趨，在島內民意和老兵的強大壓力之下，最終放棄“三不政策”，於1987年11月開放台灣老兵赴大陸“探親、奔喪”。

　　就危機而言：最嚴重的是1995年李登輝訪美，到康乃爾大學演講兜售“台獨”，引發當年7月和1996年3月我軍兩次導彈試射警告。1999年李登輝拋出“兩國論”，2002年陳水扁狂吹“一邊一國論”，兩岸危機一度升高，最終“台獨”分裂言論未達目的而破產。2016年以來蔡英文當政，台海危機更趨複雜、嚴峻，因為民進黨當局變本加厲敵視大陸，狂妄挑戰“一中”原則，勾連美國，“倚美謀獨”，將兩岸關係推向“高風險、高危機”的境地。我軍機、軍艦巡演常態化，規模、頻次前所未有，越過海峽“中綫”，直言針對“台獨”。國際輿論預言，台灣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美國智庫外交協會（CFR）2021報告，將台海危機列為“全球潛在衝突中最高級別”。

　　分析兩岸關係危機，主要因素與美國介入台灣有很大關連。以1995年台海危機為例，是美國政府破壞“一中原則”，邀請李登輝訪美，引發我導彈試射警告。如今台海局勢緊崩，同樣是因美國強打“台灣牌”，頻向“台獨”發出錯誤信號，利用台灣民進黨當局，實施“以台制華”戰略。拜登新政府視“中國是美國最嚴重的競爭者”，甚至以重建“聯盟體系”“拉幫結夥”，圍堵、牽制、遏制中國。美國新遏制策略是按照《與台灣關係法》《對台六項保證》，將“以台制華”戰略與“印太戰略”捆綁。目前看，民進黨拒絕“九二共識”，“倚美謀獨”，不撞“南墻”，不會回頭。美國為遏制中國，也難改“以台制華”戰略。所以，不排除未來兩岸關係可能出現新的“高風險、高危機”嚴峻挑戰。

　　二、未來兩岸關係危機與轉機的節點在哪？

　　必須看透，民進黨、國民黨本質上均采取“親美遠陸”、“抗拒統一”的政策，以謀取“台獨”或“獨台”。隨著台灣政局急劇變化及美、日等外部勢力變本加厲介入台灣，兩岸關係“不確定，不穩定”狀況，隨時可能爆發新的危機和挑戰。大陸己做好充分准備，精准把握時局，沉著應對，運籌帷幄，保持戰略定力與戰略耐力，相信能够化“危機”為“轉機”。可以基本判斷，未來兩岸關係的“危與機”將同時存在：

　　一是，民進黨暗推“法理台獨”鋌而走險。但“台獨”走上極端，大陸必然用軍事手段高壓、威懾、打擊。“台獨”引發戰爭，台灣人民覺醒不願“陪葬”，此時“危機”恐會變“轉機”。

　　民進黨前後執政已有13年，政治體系（綠強）、教育體系（去中）、輿論體系（綠化），正從“全面綠化”，漸進走向“法理台獨”道路。蔡英文的“台獨”口頭新表述為：“中華民國台灣”，嘴巴上已把“國號”改了。行動上於去年9月成立了“修憲委員會”，“綠委”提案“修憲”改“國家統一”為“國家發展”；“固有疆域”改“憲法效力所及地區”；“國旗、國歌、國徽、參聯”要公投。民進黨另有“憲改小組”，召集人姚嘉文主張一步到位修改“中華民國”為“台灣共和國”。下一步不排除民進黨將利用“立院”占優勢的“綠委”，推進降低“修憲門檻”為：2\3出席、2\3同意、1\2公投、1\2同意。可以預判，2024“總統”大選和“立委”選舉，如果民進黨繼續執政和“立院”過半即“全面執政”，此“修憲門檻”通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最近邱義仁說，要宣布“獨立”不是台灣人民自己可以決定。去年曾說“除非瘋了”。但同時也說“理想要留著，現實做不到”。顯然，民進黨的“台獨”理念、綱領、目標仍然不會放棄。

　　二是，島內政黨惡鬥，“庶民政治”崛起，經濟惡化，民意爆裂，引發社會動亂，將“倒逼”當局。如此時出現執政黨政權危機，台灣人民無法忍受，不再沉默，或許是一個轉機。

　　2006年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發起的“紅衫軍百萬人倒扁”政治訴求運動，要求陳水扁主動下台，被視為台灣“中產階級起義”的代表作。雖然運動最後無疾而終，但高度激化了台灣社會傳統道德價值與政黨現實利益之間的嚴重對立。2013年“白衫軍”運動，沒有政黨組織動員，沒有社運團體插旗，也看不到傳統的政治布條或標語，竟然也能催化出25萬人上街，表達對“洪仲丘冤死”的憤怒而警告執政當局，充分說明民衆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此兩場運動先後發生在民進黨和國民黨執政時期，也說明不論藍或綠執政，當局腐敗，人民受壓，必然造反。依目前台灣政黨政治發展亂象，及民進黨實施“綠色恐怖”，類似的“戲碼”，不排除日後重演。同時，未來歷屆“總統”大選是重要觀察節點，一旦爆發諸如韓國瑜引入的“庶民運動”，或是郭台銘、柯文哲非傳統政治精英的出現，可能會引發台灣社會動亂。

　　三是，美國“以台制華”戰略正試圖將台灣問題推向“國際化”。如果美國徹底改變“一中政策”引發台海危機，大陸別無選擇，只能不惜一切代價，作出強烈的反應。

　　美國參議院通過的“戰略競爭法案”，對華遏制新策略正從三方面布局：（1）重拾“台灣地位未定”，拉攏西方國家視台灣為“世界民主聯盟成員”，將台灣問題推向“國際化”；（2）強化“美日安保”和美、日、澳、印四國聯盟，并與“印太戰略”結合，試圖“同盟保台”；（3）構建“聯盟體系”與策劃“印太戰略”，搞所謂“價值觀聯盟”和“軍事聯盟”，對付中國。美國前助理國務卿丹尼爾羅素和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史文認為，現在出現了一種危險，就是美國會越來越多的把台灣不是看作一個民主社會，而是一個“戰略資產”，要把它從大陸手中拿過去。想拿走台灣，一旦美“以台制華”、台“倚美謀獨”、美聯盟圍堵、逼我“攤牌”，或者美對台棄“戰略模糊”為保台“戰略清晰”，勢必造成新的台海危機。如此，觸犯我《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中國大陸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必然出手。

　　三、美國“棄台”的可能性有沒有？

　　歷史上曾有過美國“棄台”先例。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從“扶蔣反共”轉變為“棄蔣政權”，原因是：蔣政權已到末日，無可救藥，對美已沒有可利用價值。上世紀70年代初，尼克鬆訪華，中美“握手言和”；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台灣再次被美拋棄，原因是：美、蘇大國爭霸，美國需要“聯華制蘇”。最近蘇起撰文認為，目前針對“東升西降”新世局，美國集體心理似已跨出“震驚與否認”的第一階段，正在“憤怒”的第二階段，并滑向“討價還價”的第三階段。何時進入“沮喪”與“接受”的第四、五階段，只有時間能證明。未來美國是否選擇“棄台”，有四種可能性值得觀察：

　　一是，中美戰略博弈，實力差距拉近，美國無力應對台灣。如今中國今非昔比，國際地位舉足輕重。如果中國穩步發展，“東升西降”態勢持續，屆時無論美國、台灣，只能面對現實和接受現實。美國退役海軍上將、航母作戰群司令埃利斯坦言：我現在根本無法在不受懲罰的情況下，再像24年前（1996）那樣指揮兩個航母戰鬥群，代價太大。今天的美國，通脹嚴重，如遇經濟頻危，衝擊民生，動搖政權，走投無路，可否拿台灣與我交易呢？　　　　　

　　二是，中、俄聯合“反霸權”，中國強硬出手實施“逼統”。6月28日“習普”視頻會聯合聲明向世界發出重大信號，中俄加強全面戰略協作關係。卡特任內的國安助理布熱津斯基24年前著書：《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的必要性》，曾預言“中俄伊聯盟”。中美俄大國戰略博弈，美擔心中俄合作。中國“武統”台灣，俄國“默認”，美是否要考慮知難而退呢？  

　　三是，台灣經濟衰弱、社會內亂不堪，成為美國戰略負擔。台灣屬“海島型”經濟，資源不足，市場有限，內需乏力，對外依賴性強；經濟發展既受政治惡化影響，也容易受國際性經濟衰退衝擊。上世紀90年代小布什擔憂“台獨”拖美下水，批扁是“麻煩制造者”。如“台獨”衝破大陸“底綫”不可收拾，台灣“棋子”價值不大或無利用價值，美國是否要選擇“棄台”呢？

　　四是，台灣民意轉向，“倒逼”台灣當局，影響美國決策。台灣政黨、政客玩弄政治，操控民意，使得多數民意希望“維持現狀”，對統一無“動力感、緊迫感”；多數民衆對大陸有盲點、誤判、偏見，“親美疏陸”，幻想美“保台”。但如果民衆認知了大陸“武統”實力與能力及“武統”的意志和決心，不排除民意爆發“倒逼”當局，屆時美國是否也要思考台灣的主流民意呢？

　　四、若幹思考

　　一是，中美關係階位高於兩岸關係，暫無須因台灣與美國“攤牌”。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尼克鬆訪華，中美關係“破冰”建交以來，美國出於全球霸權需要，50年來從未放棄“以台制華”戰略。當下拜登延續歷屆政府對華對台政策，利用 “台灣牌”牽制、遏制中的發展，甚至變本加厲。這充分說明中美戰略博弈，美國已感到焦慮，突顯力不從心。為此建議：

　　（1）“鬥而不破”，保持中美關係大局穩定。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在進入新一輪中美戰略博弈的過程中，我對美幹涉台灣問題，理當針鋒相對。但須審慎處理中美關係，切不可因台灣問題，影響我實現戰略機遇期總目標。為此，要學會在中美博弈中如何接觸，不畏懼競爭，更不畏懼對抗。

　　（2）對美開展國會及議員工作，刻不容緩。美國三權分立與相互制衡，政府決策很大程度上因政黨與政客利益驅使而受到國會反對黨議員的掣肘。無論民主黨或共和黨政客及國會議員，長期與島內民進黨、國民黨政客保持密切勾連。為此，要敢於、善於同美國“反共親台”議員打破隔閡，漸進交往。

　　（3）加強中俄、中歐及亞太周邊國家工作。美國的全球霸權戰略和推行單邊主義路綫,導致對外關係窘境，選邊站的真朋友不多。在中美、中俄戰略競爭中，美國還要直面伊核、朝核等問題。但在美布局“印太戰略”和建構“聯盟體系”中，我應防止“美日同盟”插手台灣，以維護國際上一個中國大格局。  
 
　　二是，保持戰略耐力，維護台海穩定大格局，創造條件“逼統”。“時與勢”在大陸一邊，台灣在我掌控之下。兩岸民間交流不“斷流”，兩岸各領域融合度逐步加深，兩岸經貿依存度不斷提升，台灣主流民意并不支持“台獨”，民進黨在台灣并不能一手遮天，勾結美國，幻想“倚美謀獨”，也不現實。為此建議：

　　（1）力促台灣民意“遏獨”，“倒逼”台灣當局不可鋌而走險。當下台灣主流民意是“不統、不獨”，民衆最關心的是民生，最希望的是兩岸和平。不少20至39歲的台灣青年不認同中國，原因複雜，但并非是“天然獨”。我應區分台灣民衆與台灣當局及政黨與政客，爭取更多民衆支持兩岸“和平”，反對“台獨”。

　　（2）分化、瓦解綠營，精准、嚴打極端“台獨”分子囂張氣勢。民進黨內部不同派系，曾呼籲“務實檢討兩岸政策”，直言修改“台獨黨綱”。要明察、區別不同“台獨”組織和行為，精准打擊核心極端“台獨”分子。摸排泛綠陣營“務實派”及相關代表性人物，爭取轉變。

　　（3）防控民進黨誤判形勢，逆行“狂奔”，挑戰“一中”底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警告民進黨當局和美國當局不要“玩火”過頭。但策略上講，長久“避綠”不是辦法。建議區別民間與官方不同交往規則，恢複“兩會”接觸，以利爭取台灣民意，穩住兩岸關係大局。更重要的是有利於我進一步掌控兩岸關係“主動權、主導權、話語權”，有利於我慎密、周全處置重大突發事件。

　　總而言之，當兩岸關係危機出現之前，大陸必須要做好“預判”，從而防範、遏阻危機的“加劇、擴散、蔓延”。同時，要做好“預案”，盡最大努力化“危機”為“轉機”，向著有利於我的方向發展。而兩岸關係化“危”轉“機”的關鍵是，大陸具備無可抵擋的堅強綜合實力，台灣問題將隨之而終結。
   
　　（2021年7月，廣西南寧：“海研中心”研討會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