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27日電（作者　汪毅夫）青年學生做論文選題時有點兒煩。她學老奶奶的語氣嘮叨説：問題是没問題，没問題是問題。是呀，能够讓我們大做文章、做大文章的問題究竟在哪裏？

　　做台灣研究、尤其是台灣文學研究的朋友，應該讀過吴濁流、讀過他的《亞細亞的孤兒》。《亞細亞的孤兒》是台灣現代文學史上的名著，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如果我們於此不疑處疑之，層層設問，就會發現一個又一個可資研究的問題。吴濁流寫《亞細亞的孤兒》的寫作用語是白話（國語）嗎？不是。他用日語寫作《亞細亞的孤兒》，我們所讀的白話（國語）版的《亞細亞孤兒》是譯本。於是，日文原著與白話（國語）譯本之間的比較，一個“版本學”的選題被發現了。吴濁流只會用日文寫作嗎？不。他用文言文寫了很多古詩，並希望死後在墓碑寫上“詩人吴濁流之墓”。如果他用文言文寫小説，寫的便是文言小説。台灣現代作家用文言寫作的作品是台灣現代文學作品嗎？當然是。文言作品是舊文學，稱不上是新文學，却是現代文學作品、是現代作家寫的文學作品。在台灣現代文學史上，台灣作家的寫作用語是日文、文言文、台灣方言和白話（國語）。用日文寫作的作品得到採認，用文言文寫作的作品爲什麽不得採認？現在，我們發現又一個論文選題了：文言文與台灣現代文學。須知，在日據台灣時期，堅守舊文學的陣地、堅持用文言文寫作本身就具有扺制日據當局强制同化的積極意義，誰謂不然？在台灣光復以後幾年間，得國語運動的配合，台灣文學實現了“從文言文到白話文”、“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這裏又有若干論文選題：光復初期台灣的國語運動，國語運動與台灣文學，台灣現代文學“從文言文到白話文”之30年曆程。

　　另一方面，我們在研究過程中總會遇到困惑，如美國學者丹頓所謂：“當我們無法理解一個諺語，一個笑話，一項禮儀或一首詩時，我們便知道自已正觸及這些事物。選取文獻最難以索解的一面進行考索，我們或許可以開啓一個相异的意義體系，沿此綫索，甚至可能進入一個奇异而美妙的世界觀。”（轉引自羅志田：《近代中國史學十論》，第204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於不解處解之，有了問題便不是問題，有的問題是可以成爲論文選題的。汪爺爺老了，但不嘮叨，就此打住。祝福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