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月15日電（作者　汪毅夫）讀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修訂再版本），我們看到，1945年8月，毛澤東主席一行飛扺重慶，他在機場發表的書面談話説：“國内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的解决，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接着，在張治中公館接受重慶《大公報》記者關於黨派會議和聯合政府的提問時説：“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裏了，還要看蔣先生的意見怎麽樣。”顯然，毛澤東在答問時提出的問題是，國民黨是否容納其他黨派、實行民主政治。一年後，1946年8月，蔣介石在一次會議上説：由於國際輿論“不認識中國共産黨是一個武裝叛亂集團，而以爲中國共産黨也和其他民主國家的共産黨一樣”，所以“我們就要用‘不宣而戰’的方式來反擊它！因爲用這樣的方式，可以使許多不明瞭中國國情的友邦人士，袪除一種不必要的疑慮，不至於誤認爲我們剿匪是爲了繼續一黨專治，而不肯容納其他的黨派，實行民主政治”。蔣介石説的是，國民黨假假做得民主政治，但真真容納不得共産黨。

　　國共和談破裂後，尤其是在1948年中國共産黨“五一口號”發佈以後，中國共産黨同各民主黨派進一步團結，逐步形成中國共産黨領導、各民主黨派接受中國共産黨領導並同中國共産黨合作共事的態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順理成章地建立了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

　　1949年以後，國民黨在台灣繼續堅持其“一黨專治”。用台灣朋友的話説，“它不給黨外參政的機會，結果造成一個黨外運動來反對它”。台灣的黨外運動從争取參政權的“選舉運動”開始，迫使國民黨亦步亦趨、照搬照演西方“民主政治”。台灣今日實行的是完全不同於“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另一種“民主政治”制度，另一種政黨政治制度。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决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的最佳方式。面對這個最佳方式，有人拿“民主”説事兒，要改“和平統一”爲“和平、民主統一”，自以爲得計，却不知毛主席早已説過“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解决問題、“實現全國之統一”。又有人拿“制度不同”説事，殊不料習主席也一語言明。習主席《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説：“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一國兩制’的提出，本來就是爲了照顧台灣現實情况和台灣同胞利益福祉。”習主席説得多好呀，“制度不同”有“一國兩制”罩着哩。用網絡上常有的語氣説：親，“制度不同”不礙事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