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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兩岸青年價值觀融合與兩岸關係發展

  兩岸關係發展與兩岸青年價值觀相互影響。一方面,兩岸關係是兩岸青年價值觀形塑的時代背景,兩岸之間親疏遠近的關係勢必影響兩岸青年在看待、處理兩岸關係上的態度與行爲。另一方面,價值觀念作爲重要的社會態度及社情民意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影響政府的政策走向,從而最終影響到社會發展的方向。青年是兩岸的未來,兩岸青年價值觀是影響兩岸關係走向的重要力量,兩岸青年只有形成價值合力才能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祖國和平統一。

  一、兩岸關係變化影響兩岸青年價值理念

  第一,兩岸關係疏遠,兩岸青年價值觀對立衝突區域就越大,兩岸關係改善,兩岸青年價值觀的交集就越大。2008年民進黨“台獨”政權垮台,反對“台獨”,承認“九二共識”的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在兩岸執政當局的共同努力與推動下,兩岸關係步入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兩岸關係的緩和,兩岸“三通”的實現,推動了兩岸青年的雙向交流,拓寬了兩岸青年相互認識的途徑,弱化了兩岸青年的緊張對抗情緒,有助於兩岸青年理性思考未來兩岸關係發展走向,維護兩岸和平合作雙贏的良好局面。此外,島内執政黨贊同“九二共識”,兩岸關係維持穩定,就容易爲島内統一力量的生存發展創造寬鬆的環境,有利於促進島内輿論的多元化,爲統一發聲創造機會與空間。只有台灣内部有越來越多的統一聲音,才能逐步與“台獨”聲音分庭抗禮,讓台灣青年聽到不同的聲音。而兩岸關係緊張,“台獨”勢力就會壓制島内主張統一的聲音,惡化輿論環境,使相當一部分年輕人“偏聽偏信”,導致島内年輕人獲取大陸信息的渠道單一,難以全面、正面瞭解大陸發展的情况,不能化解對大陸的偏見與成見,支持統一的聲音就會變得越來越弱。而兩岸關係緊張也給外部勢力介入台灣問題製造可乘之機。美國等外部勢力希望兩岸維持適度緊張的關係,他們才能“恰到好處”地介入兩岸關係,維持兩岸“和而不統”的局面達到“以台制華”的目的,從而影響台灣青年的兩岸價值態度變化。

  第二,大陸對台政策以及台灣大陸政策影響兩岸青年價值觀。大陸對台政策對台灣青年的價值觀有重要的影響。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後,大陸充分考慮台灣年輕人的需求,陸續出台了一系列有助於台灣年輕人在大陸就學就業的傾斜政策,有力促進了台灣青年對大陸觀感的改善。例如,2008年大陸開放台灣居民報考司法考試,並出台《關於支持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推動福建人事工作發展的意見》,明確規定畢業於大陸高校的台生可在福建就業。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更加關注台灣青年訴求,加大爲台灣青年提供“同等待遇”的政策力度。2017年李克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持續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爲台灣同胞尤其是青年在大陸學習、就業、創業、生活提供更多便利”李克强:“政府工作報告——2017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人民日報2017年3月17日。。同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逐步爲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增進台灣同胞福祉”習近平:“决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2018年2月28日,國台辦發佈《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31條惠台措施”)。這些政策的出台受到很多台灣青年的歡迎,在一定程度上軟化了其對大陸政府的看法態度,提昇了台灣青年來大陸發展的意願。

  台灣青年價值觀受執政當局政策影響非常大,台灣當局的統“獨”政策指向直接影響島内青年價值觀的形成。若台當局的政策指向統一,島内統一的聲音就佔據主流。“兩蔣”當政期間,雖然兩岸在政治上對立、軍事上對峙,但兩蔣的大陸政策始終指向統一。兩蔣當政時反對“台獨”,推動“反共復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政策,蔣氏父子采取各種手段嚴厲打擊“台獨”分子,鎮壓“台獨”活動,並言稱“誰搞台獨,我搞他腦袋”。因蔣介石對“一個中國”的堅持,美國甚至評論蔣介石是頑固的民族主義分子。這期間,台當局頒佈“戒嚴令”、“懲治叛亂條例”,嚴格管控社會言論,查禁“台獨”書刊。對於美國、日本等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台灣地位未定論”、“聯合托管”等分裂圖謀,蔣氏父子也持反對態度,聲稱“只要一息尚存,絶不接受兩個中國”。因而,這一時期統一成爲台灣青年的主流價值觀,台灣青年的國家認同也指向中國認同。馬英九執政後,推行合作開放的大陸政策,支持兩會制度化協商、放寬兩岸交流限制,並開始對陳水扁主政期間的“去中國化”進行一定程度的撥亂反正。如:暫緩實施陳水扁任内制定的“去中國化”新教育大綱,通過用“漢語拼音”取代“通用拼音”的提案等,這些做法有助於消除台灣青年對大陸的刻板印象,緩和對立情緒,對促進島内青年民意的正面轉化起到了積極的影響。不過馬英九的大陸政策又具有局限性,他宣揚“不統不獨不武”,也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對“去中國化”教育進行徹底的撥亂反正。這難以給台灣社會指出明確的前進方向,在客觀上影響了島内青年對大陸態度的轉變。若台當局的政策指向“台獨”,島内主流價值觀就會朝向“台獨”方向發展。李、扁執政時期,背離“一個中國”原則,當政20年剪裁歷史、扭曲歷史,給民衆洗腦,宣揚“台灣主體意識”,割裂島内青年的祖國認同,誤導了青少年的歷史觀。李登輝當政期間,在思想文化上鼓吹“台灣生命共同體”,推動“本土化教育改革”,使島内青少年的統“獨”態度及身份認同開始出現混亂。陳水扁執政後,篡改教科書,推動“去中國化教育”,炮製出分裂意識濃厚的台灣高中歷史課程綱要。陳水扁當局的“抑統”政策與“台獨”教化使具有濃厚分離傾向的“台灣主體意識”在島内大行其道。民調顯示,陳水扁當政期間,島内傾統民衆降到10%左右,傾“獨”民意上昇至25%左右;中國人認同比例降到5%左右,台灣人認同則上昇到45%左右根據政大選研中心以及“陸委會”民調綜合判斷。。統一成了島内政治禁忌,言統必然被扣上“親中賣台”的帽子。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台灣青年的國家認同從認同中國轉向認同台灣,統“獨”傾向從認同統一轉向“獨立”。在“去中國化”教育的耳濡目染下,“台獨”文化在校園漸成氣候,致使島内青年在國家認同、身份認同上的混亂。

  第三,兩岸互信程度影響兩岸青年對兩岸關係的態度。客觀而言,當前兩岸之間互信仍然十分脆弱,國共兩黨雖然有“九二共識”作爲政治基礎,在共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過程中,積累了一定程度的互信。但雙方對“一個中國”的内涵、台當局政治定位、“中華民國”定位、統一方式、統一進程、仍存在較大的差异,導致雙方相互猜忌、誤解的事情時有發生。從民共兩黨之間的關係看,由於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堅持“台獨”黨綱,所以兩黨之間缺乏基本的政治信任。因而,民進黨上台執政往往意味着兩岸關係進入“冰凍期”,兩岸政治、經濟、文教、社會等領域的交流會被民進黨當局的政策“拖後腿”,兩岸甚至會出現階段性、局部性的緊張關係。兩岸之間互信不足影響了兩岸青年之間的互信,台當局在意識形態、大陸政策中表露或暗藏的對大陸的不信任感,時刻“提示”台灣年輕人“防陸之心不可無”,制約了兩岸年輕人之間信任度的加深。蔡英文上台後,台當局爆出多起所謂的“共諜案”,民進黨“立委”陳其邁在政論節目中不負責任地稱“有5000多名共諜在台灣”,試圖製造大陸勢力滲透台灣,渲染“紅色威脅”。2017年3月,台當局稱曾在台灣政治大學就讀的大陸學生周泓旭向多個台當局機關“刺探公務機密”,違反台灣地區“國家安全法”,並以“共諜”名義逮捕周泓旭。而頻繁參與兩岸青年交流的新黨青年委員會主席王炳忠等人也被民進黨扣上“涉嫌危害國安”罪名而遭調查。民進黨當局到處“抓共諜”的做法,在島内製造了恐慌氛圍,無疑就是給試圖參與兩岸交流的台灣年輕人打了“預防針”,試圖影響島内年輕人不要與大陸走得太近。 

  二、兩岸青年價值觀變化影響兩岸雙方政策走向

  第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大陸對台政策走向。當前台灣經濟不景氣,台當局無力拉抬經濟,台灣青年的實際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在這種情况下,很多台灣年輕人轉而希望借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爲解决年輕人的實際問題帶來幫助,這就給大陸對台工作、對台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尊重台灣同胞意願,争取台灣民心是大陸對台政策的重要理念。大陸方面十分關注台灣年輕人的困難與訴求,並通過一些渠道積極瞭解台灣年輕人的實際情况,不斷地完善惠台政策,推動涉台青年政策向更加務實、精準、及時的方向發展。近年來大陸對台政策重點向“三中一青”台灣中小企業、中低收入階層、中南部民衆以及台灣青年。、“一代一綫”青年一代與基層一綫。傾斜,並積極推動實施兩岸同胞共享“同等待遇”與發展機遇,“31條惠台措施”的出台回應了台灣青年的利益關切,並在落實上下功夫,就是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綜合考慮台灣發展的實際情况與台灣青年在兩岸關係發展中的實際需要,而作出的政策决定。

  第二,影響台灣的大陸政策方向。島内政黨基於選舉政治的需要,也必須關注青年群體的價值走向。國民黨、民進黨誰能够在“大選”中取得成功,就能够掌控台灣最高的政治權力。而“九合一”地方縣市長選舉則是藍緑重新劃分政治勢力的一場重要選戰活動。台灣“内政部”的數據顯示,20—29歲的青年選民數量超過400萬,占全體選民的四分之一。台灣“行政院”主計處網站,http://www.dgbasey.gov.tw/.如果無法争取青年認同,贏得青年民心,不可避免地會在選舉中處於被動地位。鑒於年輕人對選舉的影響不容小覷,台灣各方政治力量在選舉中,無一例外地會積極争取年輕選票,重視年輕人的意見訴求,尤其是“首投族”“首投族”是指依台灣“選罷法”規定年滿20歲,在“總統”大選中首次具有投票權的年輕選民。更成爲候選人争取的重點。“首投族”政黨色彩較淡,政治可塑性較高,較少對藍緑兩黨有專一的政黨認同。他們的政治傾向、投票行爲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所以人們往往把“首投族”稱爲“浮動的選民”。“首投族”非常注重個人利益,投票的功利主義取向非常明顯,他們關注候選人的政見與能力,“選人不選黨”的特點非常突出。“首投族”年輕、學歷高、大多受過高等教育,是台灣社會最爲活躍的群體,也是新媒體上最活躍的群體。在大學畢業生起薪低、薪資萎縮、失業率居高不下、生活成本與壓力增大的情况下,“首投族”極易通過網絡串聯,形成“議題風暴”,對台灣社會輿論與選舉氛圍産生復雜影響。因政治傾向不穩定,“首投族”更容易受突發事件影響而臨時改變投票意向,從而對選舉結果造成難以預測的影響。

  因此,“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難以忽視年輕群體的意願,必須根據島内青年人的特點及需求,調整其政策走向”。近年來,由於台灣經濟不景氣,影響了島内年輕人的切實利益,候選人是否有執政能力提振台灣經濟,政見是否符合年輕人的利益,成爲左右年輕人投票傾向的主要因素。而能否提振台灣經濟與兩岸關係能否和平發展有着重要的聯繫。台灣經濟與大陸緊密連接,大陸是台灣最大的市場,能否維持兩岸關係穩定發展,是候選人執政能力的重要體現。爲了迎合年輕族群的需求,藍緑兩黨的候選人爲展現在處理兩岸關係方面的能力,必須在兩岸政策上作出調整——不管這種調整是黨内共識還是權宜之計。在最近的兩次“大選”中,國民黨、民進黨推出的候選人在選戰期間頻繁進出大學校園演講,還利用“臉書”(Facebook)等新手段吸引年輕人的關注。在政策調整上,國民黨抓住島内年輕人渴望兩岸和平穩定的心理,主打贊同“九二共識”,推動實施合作開放的大陸政策。而民進黨也不得不調整激進、保守的兩岸政策向中間靠攏。石勇:《台灣青少年的兩岸願景與大陸態度——2008年以來的觀察》,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與青少年發展研究報告 ——第八届中國青少年發展論壇暨中國青少年研究會優秀論文集(2012)》,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558頁。蔡英文企圖在不改變“台獨”立場,維持緑營基本盤的情况下,通過刻意模糊、逥避兩岸及“統獨”議題,宣揚重新執政會維護兩岸關係穩定,不反對兩岸經貿交流,力圖塑造務實和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的形象,以彌補自己在“大選”中兩岸議題上的劣勢,迎合民衆尤其是年輕選民的需求,吸引年輕選民的支持。

  三、形成兩岸青年價值合力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對於兩岸關係發展而言,青年是一個不可輕忽的群體,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他們代表着兩岸關係的未來,並將最終决定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大陸與台灣青年如何看待兩岸歷史,怎樣認定兩岸關係的性質,如何處理當前兩岸之間的衝突矛盾,對未來兩岸關係走向何處又有什麽樣的期許。凡此種種青年的兩岸價值理念,對於兩岸關係發展與兩岸和平統一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并且,他們不只是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通過自己的價值態度與行爲影響當下兩岸關係的親疏冷熱,他們終將會把這種態度部分地或者是本原地傳遞給下一代青年,從而影響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走向。在兩岸關係的維度中,兩岸青年具有何種價值觀將决定兩岸是否能够復歸統一,何時復歸統一,何種程度上復歸統一。

  兩岸青年在兩岸關係上的價值態度對兩岸政策産生影響,而兩岸雙方的政策理念實際上是兩岸關係發展的方向盤,共同决定着兩岸關係發展的方向。因而,兩岸雙方必須形成“雙頭火車”的政策合力,既需要大陸這台火車頭在前面的拉動力,也需要台灣這台火車頭在後面的推動力,如果拉動力與推動力的方向不一致,必然會損耗動能,致使兩岸關係停止不前,甚至出現開倒車的情况。如果兩岸青年在和平發展的價值理念認知上存在較大差异,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民意基礎就會出現缺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策設計與願景設想就會因爲民意的缺失難以順利推動。再如,當前台灣青年中“維持現狀”的價值態度無形中阻擋了民進黨的“台獨”政策。不過,台灣青年“維持現狀”的民意雖然對遏制“台獨”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一些青年“不統”的政治態度,對於“台灣主體性”的堅持,對台灣前途的不切實際的看法,也可能成爲未來兩岸關係繼續深化的民意瓶頸,甚至造成兩岸分離狀態的長期化。如果兩岸雙方的政策契合度較高,就會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注入强大的動力。兩岸青年價值觀的融合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兩岸和平統一的應有之義,兩岸青年具有何種的價值觀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有着現實而又深遠的影響。大陸、台灣的年輕人在涉及兩岸議題上的真實想法是什麽,有哪些理念是相近的、契合的?哪些理念没有交集?爲什麽兩岸青年之間會産生彼此水火不容的價值觀念?青年的哪些價值訴求是情理兼具的,或者是缺乏情理的?面對復雜多元的價值觀念,又有什麽方法讓兩岸青年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形成合力,讓雙方的價值觀念相互包容,從而能够建設性地探討國家統一相關議題?這都需要我們仔細地研究與探討。只有兩岸青年價值理念形成“雙頭火車”的合力,才能正面拉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若和平發展的價值理念被兩岸青年支持贊同,他們就會共同參與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從而形成避免兩岸衝突對抗的民意屏障,不斷鞏固和發展兩岸互信。



  國文,天津台灣研究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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