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大學之前，就有一個外號叫“老堅决”。那是因爲我曾寫過一個名叫《老堅决》的曲藝作品，用的是湖北黄陂方言“黑白韵”，就像當今武漢“岔巴子”田克兢的那種黄陂話。當時參加全省群衆文藝會演，還得了個一等奬，收進了當時湖北省匯編的文藝作品《百花集》，還與夏雨田的曲藝作品《夜行車》一起被刊在《湖北日報》的副刊上。一些人因此就把我叫成了“老堅决”。1977年參加高考後，又憑發表過《老堅决》、《勝天人》等十多篇文學作品而被録取到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在新生聯歡會上，我又即興表演了那個方言快板——《老堅决》，滿口的黄陂土話，引得同學們笑個不停，於是“老堅决”的外號又在大學同學中傳開了。

　　1982年畢業後，我被分配到省外事辦公室工作。1987年，組織上想安排我到基層農村工作隊工作一年，當時我正爲申辦老婆孩子的“農轉非”户口而焦頭爛額，自己又是從農村出來的，就頂着没有下去。誰料到1988年9月，中組部决定從全國選派414名幹部到西藏援藏三到五年，其中湖北省有7人，而安排到省外辦就有1名。當時大多幹部對西藏感到既神秘又害怕，没有人情願到那裏去工作，單位裏没人報名。領導見我去年下派基層没有去，於是就懲罰式的首先指令我去西藏三年。人在囧途，身不由已。心裏雖一百個不情願，但又無法推脱，像我這樣從農村來的，既没後台又没背景的人只好由人擺佈。我想，伸着頭是一刀，縮着頭也是一刀，還不如痛快點，於是就爽快地答應了，真可謂是“老堅决”呀！

　　當時，省委組織部、省人事廳没有人帶隊去，於是就指定我爲帶隊人，於1988年10月踏上了去西藏聖地之路。到成都時，正好遇到山東援藏幹部的帶隊人孔繁森（1995年因公犧牲後被樹爲全國幹部的楷模）。他1979年曾去西藏援藏三年，和我一樣，老婆孩子原來也是農村人，後來被轉爲城市户口。1988年他被提爲山東聊城地區副地級幹部後又再次派往西藏。我當時覺得他能二度援藏，真有些不簡單，就向他打聽西藏的氣候環境，風俗習慣等。他爲人很隨和，我們就乾脆稱他爲孔大哥。到西藏後他擔任拉薩市副市長，我多次到他那裏玩，反映各省選派的援藏幹部的不同待遇等問題。1990年，我到他宿舍去，正好他陪同體操名將李寧及藏族少女達娃央宗去藏北草原點燃第十一届亞運聖火回來。於是我也把達娃央宗點燃聖火的照片要了一張收藏起來。我心中的聖火也似乎被孔繁森點燃了。

　　西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號稱“世界屋脊”。又被稱爲“地球第三極”，即地球高之極也。拉薩河谷稍低，海拔也有3650米。這裏空氣稀薄、乾燥缺氧，但日照充足，是離太陽最近的地方。那湛藍的天空、雪白的雲彩、清徹的河水，把西藏高原裝點得無比聖潔。我們工作的拉薩，在藏語中是“聖地”、“佛地”之意，又有“日光城”之稱。南美國家玻利維亞首都拉巴斯，海拔3600米。由於各國派到那裏的外交官死亡較多，故有“外交官的墳墓”之稱，而拉薩比拉巴斯的海拔還要高，要在這裏工作三五年，的確不容易。

　　初到西藏，高原反應接踵而來，太陽穴一陣陣生疼，胸口發悶，晚上睡在床上，胸口就像壓了一塊石板，透不過氣來。在第二天的接待宴會上，看着那新奇的西藏菜肴和五糧液酒，竟然没有一點胃口，一口飯菜也没有吃就回房休息了。晚上，來房間檢查我們身體的藏族醫生見我名字叫張强，就乾脆把我叫成“强巴”啦，於是我又有了一個和電影《農奴》中那個苦命的强巴一樣的名字！後來，西藏外辦和湖北外辦的同事們也都把我叫成了“强巴”——想不到我“老堅决”又變成了“强巴”。從此以後，我乾脆就用“强巴”作筆名，在《西藏日報》、《中國西藏》、《西藏外事》、《湖北外事》等十多種刊物上發表文章了。

　　按照“對口支援”的原則，我被派到西藏外辦宣傳調研處工作。工作一段後，深感西藏的外事與内地省份外事工作大爲不同，尤其是政治上太敏感。真像周恩來總理早年常説的，“外事無小事，事事要請示。”這裏是少數民族地區，解放前西藏上層統治者就曾多次鬧過分裂，企圖製造“西藏獨立”，還曾成立過“外交局”。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2011年5月23日正好是西藏和平解放60週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18軍進藏後，外交部隨即從武漢外事處、西南外事處等單位選調了18名外事幹部進藏，執行《協議》中關於收回外交權，由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方一切涉外事宜的規定。隨後在西藏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外事幫辦辦公室”，撤銷了西藏地方政府“外交局”。由於多年來西方敵對勢力一直妄圖製造“西藏獨立”，分裂中國，因此雙方鬥争一直不斷，導致西藏外事更具政治敏感性，有人説它“上通天，下通地，動不動就通國際”。爲加强對西藏外事工作的領導，每過三年，外交部都要選派三到四名外事幹部到西藏工作，這已成爲迄今60年在全國省市自治區中唯一的特例。1988年，西藏外辦昇格爲廳級單位，外交部選派了3名幹部，同時協助中央組織部從12個省市中選派了14名幹部（共17名）進藏到西藏外辦工作。我也就是這17人中的一個。但不到一年，這17個人就有一半因身體不適而返回内地去了。

　　西藏在1951年和平解放後，原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層分裂勢力以及其後流亡在外的達賴集團，從未停止過分裂祖國的活動。而國際反華勢力根據地緣政治和國際戰略的需要，變本加厲地以各種方式支持和鼓勵境内外分裂勢力從事分裂活動。1987年，美國國會爲逃亡境外的達賴喇嘛提供講壇，讓他在美國國會作了一場分裂中國的演講。這件事給境内外那些一直伺機製造“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分子一個錯誤的信號，似乎給他們打了一劑强心針，“西藏獨立”的鬧劇又死灰復燃了。從1988年3月以來，以拉薩爲重點的一部分地區陸續發生了一些騷亂事件。我們正好是在西藏騷亂不斷昇級的形勢下進藏的。進藏不久，在12月10日的“國際人權日”這天，小昭寺附近就發生了一場騷亂，幾個外國人也以遊客身份參與其中。到1989年3月後，形勢更加惡化，騷亂不斷昇級。

　　3月10日前後是西藏最爲敏感緊張的日子。因爲在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公然撕毁“十七條”協議，打出了“雪山獅子旗”，發動了大規模的叛亂。當年，毛主席就住在武昌東湖賓館，有理有節地指揮平定了叛亂，維護了國家統一。1989年3月正好是這個叛亂事件的30週年。3月6日，拉薩爆發了大規模的騷亂。一連幾天，拉薩城内黑煙衝天，打砸搶燒之聲不絶於耳，城内一片混亂，以至死亡數十人。中央采取果斷措施，從四川、青海抽調兵力進藏，從1989年3月8日起在拉薩實行了戒嚴，一直持續到1990年5月才解除戒嚴令，戒嚴時間長達416天。當時西藏外辦的窗玻璃被砸壞了不少，對面的西藏日報大樓更是一片狼籍。戒嚴以前，我們單個人是不敢上街的，實在有事要出去也要三人以上結伴同行。在辦公室上班，因害怕從窗外飛進石塊，不能靠窗而坐，而是將辦公桌分列兩邊，面壁而坐。

　　在實施戒嚴的第一天，拉薩終於安静下來了，没有那種可怖的打砸搶的喧囂聲了。我們終於有了一種“被解放”的感覺，於是興冲冲地走上街頭，看看戒嚴後的拉薩新面貌。每個路口，重要交通要道都有士兵警戒，行人必須交驗證件方可通行。我們走了三條街，被查驗了八次證件，後來就乾脆把證件拿在手上隨時讓戒嚴的哨兵查驗。

　　平息騷亂後，國際上的一些政治勢力、非政府組織對中國横加指責，寄來的信件材料一筐又一筐。我們宣傳調研組要不斷準備各種材料對他們予以回擊。這段時間，忙起來没日没夜，雖然苦但也快樂着。

　　不久，西藏自治區準備召開全區外事會議。領導布置我們宣傳調研組要爲胡錦濤書記、自治區政府分管外事工作的毛如柏副主席起草講話代擬稿。當時西藏有個毛副主席，無獨有偶，新疆也有個毛副主席。我們在背後都戲稱他爲“毛主席他老人家”，每次召開重要外事會議都是請毛副主席到會作報告，由於此次在西藏反分裂鬥争中外事工作所擔負的任務非常重要，因此還要請外交部領導和胡錦濤書記出席會議並講話。爲他們起草講話稿自然落到了我頭上。當時條件太艱苦，星期天，我一個人帶上饅頭和煮鷄蛋躲到辦公室加班，中午就啃冷饅頭，晚上加班晚了，一個人又不敢返回遠在幾公裏外的住地，於是就乾脆用墊在桌上的軍用毛毯裹住身子睡在辦公桌上，就這樣度過了好幾個難忘的拉薩之夜，終於交了差。會後，有的同事打趣，你真不簡單，不僅爲胡書記寫講稿，還爲“毛主席他老人家”寫稿咧。

　　1990年5月1日撤銷戒嚴後，拉薩也更加安定了，昔日的聖地又恢復了它美麗的容顔。7月2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到西藏考察，下榻在拉薩假日酒店内。當時，西南五省（區）七方（廣西、四川、貴州、雲南、西藏及成都、重慶市）外事工作聯席會並西南片區外辦領館管理工作會也正好在拉薩假日酒店内召開，我負責會務工作。外交部部長助理李肇星等四位外交部官員專程赴藏出席會議並作報告。由於李肇星與早年在中央一機部任外事局局長的江澤民相互熟識，於是到江澤民住處拜訪了他，江澤民就决定要來會見會議代表。第二天下午，胡錦濤等陪同江澤民在拉薩假日酒店的草坪上會見了會議代表和西藏外辦的部分同志。由於江澤民上午剛參觀過西藏檔案館，正好有感而發，於是就侃侃而談，講起了西藏的歷史和當前的反分裂鬥争，要求外事幹部尤其是在西藏工作的外事幹部要警惕分裂主義影響，要好好去參觀一下西藏檔案館，用歷史史料和舊西藏的實際狀况批駁西方關於人權問題的種種謬論，爲維護我國的統一和西藏人民的真正人權而努力奮鬥。江澤民總書記講了大約不到10分鐘。隨行的警衛局長擔心他出現高山反應，一再用脚踢李肇星示意不要讓江澤民多講話。當時，外交部選派到西藏外辦任副主任（當時無主任）的龔獵夫叫我趕快作好記録，會見後把江澤民總書記的講話整理出來送李肇星審查修改并發在内刊上。

　　不久，外交部又按江澤民總書記的指示，專門派了兩位同志到西藏調研，撰寫了一些較有分量的文章批駁西方在西藏和人權問題上對我國的攻擊和誣衊。我一直陪同他們開展這項工作，自己也收集了不少資料，着手進行對國際人權問題的研究。後來，又陪同美國國務院執筆起草人權報告的羅賓遜到西藏有關單位作了參觀訪問，首次讓美國人參觀了西藏第一監獄。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真實的監獄。想不到監獄大院這麽漂亮，院内開滿鮮花，宿舍窗明幾净，床鋪乾净整潔，比我們住的宿舍都要好，這一年，由於美國在海灣國際問題上有求於中國，因此在其人權報告中就没有那麽肆意攻擊我國了。

　　在幾年的工作中，由於調研經常接觸到所謂的國際人權問題，我就收集了一些資料並撰寫了十多篇關於國際人權問題方面的文章刊發在一些刊物上。1990年初回漢準備我報考的法律專業第二學士學位的論文答辯，所寫的論文也是關於國際人權問題的研究，當時武漢大學法律係年輕教授、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創辦人萬鄂湘（後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是我的指導老師。論文通過後，我又獲得法律專業第二學士學位，此前還通過參加全國律考獲得了律師資格。但我却一輩子未能實現從事司法工作的夢想。

　　正當我越來越喜歡西藏，準備安下心來好好在西藏工作幾年的時候，却不料身體發生病變，到西藏軍區總醫院檢查後，發現肺部有塊狀陰影，醫生懷疑是肺癌。我當時一下像跌進了冰川深谷，不由暗嘆自己命苦。此時突然想起了我援藏前英年早逝的同學陳忠。因爲我和陳忠是大學中文系77級中最早發展的兩名黨員。陳忠走了，看來輪到我强巴去陪他了。領導知道我的情况後，特地批準我盡快返回内地確診治療。1990年底，我一步三回首地離開了西藏，離開了聖地拉薩，離開了這個一輩子讓我魂牽夢縈的地方。

　　2011年7月26日於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