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畢業的1982年1月，正是寒冷的冬天。我搭乘火車回到北京。那個夜晚，我站在兩節車厢的交接處，在火車的隆隆聲中，看窗外的黑夜。火車有節奏地哐噹哐當地向前，我有種身不由己的人生蒼凉與世界悲凉之感。我被火車帶着哐噹哐當地摇晃，好像把頭腦都摇空了，把心也摇空了。空空盪蕩的夜晚，一片茫然。

　　在那個火車哐噹哐噹左右摇晃的夜，我什麽都看不見，眼前是連綿的黑夜，背後也是連綿的黑夜。我的自信已經倒塌，我的自我支離破碎。

　　一個人的糾纏

　　上大學的欣喜與新奇没有多久就變成對所學的内容的懷疑所替代。第一個學期我們上了六門課，有哲學、文學理論等等。大家都很努力學習。人人都很珍惜上大學的機會。大家上課都記筆記，我也努力學習，我也記筆記，可是我怎麽努力，也對學的東西没有很大興趣。這些東西如此没有意思，我上什麽課都走神，坐在那裏聽着聽着就想别的東西去了。我環看别人，人人都全神貫注。這讓我非常自我懷疑。我難道不是上大學的料嗎？難道只有我覺得這些課程没有意思嗎？我懷疑自己不够聰明，不能像别人一樣懂得所學東西的精妙。

　　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始。改革和開放兩股洪流衝擊着中國精神、思想和社會閉關自守很久的閘門。我們身處其中，雖然知道時代在改變，但是珞珈山的樹林、湖畔的草叢，東湖的烟波似乎提供了一個世外桃源的大學環境。我對大學的概念全然是從過去的閲讀中得來的幻想。我想象大學一定每天都很有意思。我想象大學生都會是如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説《怎麽辦》裏面的人物一樣討論不休，過着追求真理的生活。可是現實與想象不一樣。

　　文學理論課，講文學是上層建築、文學與政治、文學與工農兵生活的關係，主導的思想仍然是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記得上課的時候，老師在那裏强調文藝工作者必須“深入生活”。我坐在教室裏，第一次認真地想這個問題。想着想着，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奇怪，難道我們的生活不是生活嗎？如果我們的生活不是生活，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是生活，我們每天過的是什麽呢？我們是否生活着？這是一個在我看來非常重要的問題：我生活着嗎？

　　那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大學裏的大部分課程，特别是與文學有關的課程，還是從教條出發的庸俗唯物主義，這些内容既不挑戰我們，也不提供新的思維方式。可是大家都在學，我也學，可是學了半天也没有覺得自己有提高。第一年的邏輯課學完，我到底也不知道學了邏輯之後我的思維方式與没學之前有什麽不同。邏輯課的考試，五道題，最後一道題我不確定答案，問才女方曉紅。方曉紅很義氣，告訴我答案。我得了100分，其實那20分不是我的，是她的。現在回想起來，我一生也没犯過什麽邏輯錯誤，完全不明白那種邏輯課到底教什麽。

　　對上課内容的不感興趣變成對自己的懷疑。大家都認真學的東西，怎麽就我覺得這麽没意思呢？記得文學理論課上老師要我們寫過幾篇文字。我試圖寫得有自己的風格，不那麽乾巴巴的。課結束了，我跟教文學理論課的老師在工農樓門口談起這門課，他跟我談起我寫的作業，表示欣賞我的風格。我問：“爲什麽文學理論不能寫得獨出心裁呢？我們學的理論枯燥得没意思死了。”教文學理論的老師個子矮矮的，仰着頭看我，回答説：“你説得對，這樣的文學理論是枯燥，也許有一天人們不再這麽寫理論。也許你可以用你寫的方式寫。”他的話讓我讓很受鼓舞。可是我摇摇頭，並不相信他的話：“我？”我從來没想過自己能寫理論。理論是高深莫測的，我怎麽可能呢？讓我没有想到的是多年後我在美國讀比較文學。比較文學是當代一切文學理論的發源地。我居然天天念理論，居然覺得理論比小説還好看。

　　除了課的内容讓我懷疑自己不是學文學的料之外，教學方法更加深了我的自我懷疑。所有的課都是上課老師講，大家都很努力地上課記筆記，下課再抄筆記。記得有一次在寢室裏聽同學説某個男同學學習非常認真，他每天到湖邊去背誦我們用的中國文學史教科書。我聽了，又驚又楞。我從來没有想到過文學史需要這樣的背誦。我們用的文學史書，發下來之後，我没幾天就把書讀了一遍，讀完了。然後上課，重復課本上已經講過的東西。聽老師解釋每部作品或一首詩歌的意思與意義，背誦老師講解的内容，我並不覺得自己的文學水平有提高。我記得喜歡教中國古典文學的蔡老師的分析，我就把他的分析背了下來，考試的時候居然考得非常好，他給我很高的分。我心裏笑，想蔡老師也許知道我是背他的原話，他給他自己一個高分。

　　這種記住老師分析結果的文學課把文學變成了整齊劃一的産品。現代文學課，我們聽老師重復教材上對《子夜》的結論，在課堂上大談《子夜》寫得何等好，我却覺得這本書不好看，從來没把這本書看完。茅盾的書，我最喜歡的是《霜葉紅似二月花》。老師講茅盾，我覺得跟我的閲讀無關。考試的時候，我居然把吴蓀甫寫成了吴遜甫。王家新批評我：“你到底好好看了小説没有？”我老老實實地答：“没認真看。”

　　到底該怎樣學這些東西呢？我深深懷疑自己不會學習。更重要的是我逐漸地意識到我們所學的東西大多都是用不着上課，都是可以自學的，我非常後悔上中文系。後悔上中文系是這四年裏最持續而强烈的感情。我懷疑自己學的都毫無意義。記得已經是大學三年級了，在一門專門學習“典型論”的文藝理論課上，我坐在階梯教室的中間，聽老師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論講起，講文學寫作必須是描寫“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一邊聽，一邊看着這位教授從他的身邊拿出一盒盒他記的筆記卡片。我突然想，也許有一天他會覺得他所做的所有的卡片都没用，也許有一天這樣的理論都會過時。我替他悲從心來，然後對自己説，我將告誡我家裏的任何人都不許上中文系，因爲這個係學的東西，自己一個人都能學到，用不着老師講。當我的妹妹要上大學的時候，我説：“千萬别學中文系，毫無用處，你自己可以學。”我强迫具有文學天賦的妹妹學别的東西。

　　這種對學習内容的懷疑和學習方法的不適應，並没有促使我去挑戰現存的課程或教學法，相反，成長在一個學習就是接受别人的結論的社會裏，我並不知道學習還有其他的可能。（後來到美國我才知道中國大、中、小學教育的惡劣）。當時這讓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之中。這種自我懷疑則因爲自己的年齡而加深加重。我在班級裏屬於年紀較輕的學生，年紀比其他同學小，13個女生中我最年輕。這本來不應該是問題，可是這個事實却加深了我的自我懷疑，加深自信的瓦解。

　　記得剛上大學時，同寢室同學説起某某是發表過短篇小説的作家，某某是詩人。這樣的稱號與成就，讓我感到自己什麽都不是。我只下鄉不到一年，别人很多人就成長在鄉村，他們比我有“生活”。我在工廠的經驗無非是學工的經驗，别人已經在工廠當了幾年的工人了，他們比我有“生活”。無論怎樣想，我都覺得自己既没有經驗，也没有經歷，年輕讓我非常自慚形穢，覺得自己跟别人差得遥遠。我對每個人都仰望。

　　年紀導致自我懷疑，導致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覺，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斷，再加上是個剛剛20歲的女孩子，大學本應是建構一個强大的自我的過程，可是對我來説，却是瓦解自我的過程。年齡讓我覺得自己没有資格，讓我覺得自己不如别人。雪上加霜的是，年齡讓我給自己設定了一個期待的形象：我應該是清純的少女，而不是一個嚴肅的追求知識的有思考能力的女性。清純的女大學生，這個自我期待，這個自我主體性的建構，對我是致命的。

　　20世紀以來，男女平等一直是中國革命的一個目標。毛澤東提出“男女都一樣”（都像男的一樣）的男女平等已經多年了，中國女性也獲得了社會和政治結構的平等權。但是在意識形態上，女性並没有獲得平等的自我主體意識。黨代表人民争取解放，結果女性解放被階級以及民族解放所代表和替代。自1949年以來的傳統地主社會集權制度與共産主義極權制度結合，中國女性的自我意識完全被抹殺。在這樣的社會裏呼吸長大的我，接受的是“鐵姑娘”的教育。1978年隨着對文革以及歷史的平反和清算，挑戰占統治的“男女都一樣”的性别思想的文化潮流，開始萌動。

　　受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性别意識的影響，我設定的自我是一個“清純的女孩子”。我當時相信女性的本質與男性不一樣。女性應該婉約，應該單純，近乎孩子，女性應該嬌柔而不再是“鐵姑娘”。做深度思考似乎不是清純的女孩子份内的事情。我甚至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做嚴肅的思考。

　　記得大學第一學期我們上哲學課。哲學課的内容雖然主要還是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可是，社會上的風也吹進了哲學課堂。三月下旬全國科學大會成爲關注點。“四化與科學”的關係成爲中國話語討論的主導内容。“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這樣的口號改變了以往多年的對科技與生産力關係的概念。老師在課上因此討論怎樣認識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討論“紅與專”的關係。老師要我們每個人寫對這個關係的想法，我寫的論點是“專就是紅”，一個知識分子有專業，就證明瞭這個人在社會上的價值，這個價值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紅的一部分。想不到老師在課上要我發言。

　　本來一次發言不算什麽，但是對一個剛上大學，覺得誰都值得崇拜而自己一事無成，既没有信心，也不把思考當成本分的我來説，我在内心裏已經變成了小時候的那個膽小的怯懦的小女孩。我突然十分害怕上課發言。我很擔心自己在别人面前出醜，我也擔心自己的觀點不對。我對自己有觀點感到不確定，我猜老師要我發言，是爲了讓我代表錯誤的觀點。“非對就錯”的教育讓我擔心自己説錯話。以前在中學我是學校的故事員，在廣播室給大家講故事的人，可是年齡的壓力、性别自我的設定以及極度的不自信，讓我站起來，念我寫的稿子的時候，我怕到這種程度，我的聲音全變了，正常的嗓音變成了顫抖的尖叫。我不知道我在念什麽，我除了恐懼和慌亂之外，没有任何感覺。

　　幾分鐘的稿子念完了，我坐下來，誰都没有説話，我猜誰也不知道我念了什麽。我的觀點淹没在我的恐懼裏了。我覺得羞愧萬分，我的自信心在失敗的時候進一步倒塌。下面的課上的什麽，我全然不知，只覺得自己是一個不可原諒的失敗。這種强烈的失敗感，讓我抬不起頭來，我自責，羞愧，越發感到自己不如别人。

　　這次在課上發言的經驗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我自動退出了公共思考的領域。多年後《南方都市報》剛剛成立，請我寫專欄。我非常猶豫，擔心寫不好。我的兒子説：“媽媽，你爲什麽不試試？你就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啊，你肯定能行。”我的好朋友崔衛平對我説“我們夢想自己多大，就能成多大”。我大笑，至今我仍然没有夢想自己有多大，但是作爲一名公共知識分子，我希望自己的思考能爲我們反思極權制度和中國民主化進程盡微薄的力量。

　　可是當時我没有任何内心的力量。“弱者啊，你的名字是女人”這樣的“名言”是我成長的空氣一部分。這樣的空氣窒息了我。現在想起來我對課程内容和教學法的失望是理所當然，文科的學習本來應該是探索，應該是討論，應該是争論，而不是記教條，可是在當時我對學習内容的懷疑、對學習方法的厭倦，讓自己陷於深深的自我懷疑之中。我的自我期許與我的極度的自我懷疑，讓我游離於衆人之外。我不太知道别人在做什麽，也不會有人要我加入他們的活動。我生活在邊緣，與衆人無關，在自己的内心世界裏。

　　多年後我研究教學的權力與平等，我才意識到自己的經歷並不是特殊的。在任何的集體裏，都有權力關係。年齡是一種權力。年輕的我，既没有足够的力量相信自己，也没有社會環境或角色榜樣給我足够的激勵和鼓勵，我没有勇氣站起來表達自己。年齡成爲一個看不見的障礙。年齡平等在今天的美國是一個争取平等的基本概念，而那時我並不懂得。今天當我在上課的時候，對任何顯得弱小的學生或女生我都給予最大的鼓勵，因爲我知道我曾經“在那裏”，體驗過年齡的壓力和性别的不自信。

　　我的不自信到了這種程度，連自己寫的作文得到了首肯都不敢承認是自己寫的。記得上大學的頭幾天舉行寫作測試，我們被要求寫一個故事，題目自定。我想了想，寫的是“我”跟一個聞伯伯的故事。在我的想象裏，聞伯伯就是聞一多，是一個正直的詩人和教授。我寫“我”從這個聞伯伯的身上看到的是一種文化，一種在文革期間被消滅的文化和價值。整個故事都是編的，寫他們之間在文革的特殊時期怎樣發展了一種友誼，而這個友誼對“我”的一生對文學的愛好有很多影響。考過之後，並不告知我們分數，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考的結果是什麽。

　　很久以後，也許一兩年過去了，有一個週末，同寢室一個同學回家了。她回來的時候，對我們寢室的人説到係裏的某個老師到她家去了，不知他們怎麽談到中文系的入學考試，説65個同學中有三個人得了“優”，有一個學生寫得特别好，寫了“我”和一個姓聞的詩人和教授的故事，很優美動人。寢室裏的同學們交談説，寫這個故事的人一定是某某某或者是某某某。她們猜的都是男同學，也是從北京來的。我坐在床邊，聽了她們的交談，楞在那裏了。没有人想到這個故事是我寫的。我甚至不好意思站起來説，這個故事是我寫的。我什麽都没説，心却冬冬地跳個不停。我坐在那裏一動不動，好像一動就暴露了自己的秘密，暴露了我是那篇故事的寫作者。最終我是怎樣走出寢室以及那天我做了什麽，我都不記得了，但是我記得自己聽同寢室同學議論時的震驚以及没有勇氣説出自己是作者的羞怯。

　　這就是我的寫照。

　　也許是所有的這些原因，我後悔上了中文系。我更後悔上了武漢大學的中文系。剛來到武漢大學的一個下午，也許是第二天，係裏的黨委副書記，他是一個矮個子的湖南人，到宿舍來看我們。從交談中我們得知，是他到北京招的生。當他得知我是北京來的，對我説：“啊，我知道你，你没報考北大，不然你準叫北大拿走了。你的分數很高啊。”我問：“我的考分是多少？”他説，“我看到你的數學是滿分啊，100分。”我楞在那裏想我的分數。我本來可以去北大的。從得知我的分數開始，我開始幻想要是不來武大，我會不會在北京上大學？會不會離家很近？會不會跟我的朋友們在一起？思念北京成爲我大學四年生活中的另一個潜流。我永遠没有把武漢當成珍惜的一部分。

　　那個時候，報紙上的討論比上課的東西要新鮮和有意思得多。我寧願看報紙和雜誌。記得大學第一年的四月，右派開始平反了。每天的報紙都是關於右派平反的故事。這些故事充滿了戲劇性，闊别多年的團圓、幸存與苦盡甜來。我閲讀報紙的時間比看課程要求的書的時間要長。那年五月的一天，我拿到報紙，大標題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記得自己站在宿舍前廣玉蘭樹下貪婪地閲讀這份報紙的情形。報紙的字體是仿宋的，我覺得這樣的字體很適合這樣的文章。

　　真理是絶對的還是相對的，對這個問題討論，是我在中學時代跟朋友争論不休的問題之一。這篇引起中國轟動的文章説，真理不是絶對的，要經過實踐的檢驗。這樣的觀點，讓我思緒起伏。因爲我中學時代幾個討論這個問題的同學，1975年以“反黨小集團”被捕入獄。我僥幸落網，因我是那個“小集團”（當時叫作“寫作組”）唯一的女生。他們都是即將高中畢業的學生，都已經18歲。我還没上高中，不在他們的年級。我没有被追究，雖然我也被要求寫“交待”。

　　讓我記憶猶新的是1978年11月份報紙上發表了長篇報告，爲1976年北京的“四五事件”平反。我看這篇報導，一邊看，一邊痛哭失聲。正是中午，大家都在宿舍裏喫飯，我却忍不住自己的泪水，爲“四五事件”的平反和這篇報導的激情而哭個不停。“四五事件”我那時在北京，上高中的最後一年。我那幾天偏偏不在北京市，而是跟着學校在農村學農。“四五事件”後很多人被捕的第二天，我回到北京，記得我跟朋友們在廣場上騎着自行車，看着大風中的廣場，我們都非常沉痛，我們在廣場上繞來繞去，表達内心的不屈。這樣的壓抑在兩年半後被突然釋放，我哭得成了泪人。

　　同寢室的同學羅小東給全班念陶鑄女兒陶斯亮的文章，回憶陶鑄和被迫害的生活，我聽她在寢室裏練習，每次她哽咽的時候，我也跟着泪水漣漣。

　　大學的第一、二年，1978和1979年，我印象中是一切都在“平反”的兩年。什麽都平反了，每天報紙上都是爲某個人平反的公告。1978年的寒假我回到北京，幾乎每天都在西單大街的“民主墻”前看大字報。同學張樺帶來了北京出版的地下雜誌《今天》，我立刻訂閲了。我貪婪地閲讀上面的每一個故事，每一首詩歌。當雜誌收到得晚一點，我立刻寫信給雜誌社，表達我對他們的關心和支持。多年後我閲讀自己給《今天》雜誌寫的信， 都不相信那是我寫的。

　　一個人的沉湎

　　所學的課程很少讓我有興趣，可是我努力學習，我選一切自己可以選的課，希望能學到東西。我不適應武漢的天氣，冬天太冷，夏天太熱，身體常常生病，我很想念北京。北京的藍天成爲我常常發呆想象的主角。當然還有我的好朋友們以及初戀的男孩子。我喜歡跟别人聊天，記得晚上宿舍裏大家都在看書，只有我一個人不想看書，我只想聊天，可是大家並不如我一樣熱衷聊天。我於是沉湎在愛情裏。那時大學不讓談戀愛。不公開的戀情讓生活有了色彩和激動的期待。自從談戀愛，我們一起散步，一起聊天，聊啊聊，一切都變得有意思起來了。

　　除了沉湎在愛情裏，我還沉湎在書中。上課雖然没有什麽意思，但是圖書館的書却是一個可以選擇的書的海洋。中文系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五百本書的書單。我看了看，基本上是中國古典的書。我對古典書不感興趣。我更對外國的事情感興趣，對現代化的渴望與對國外的渴望連在一起。我喜歡看外國的書，翻譯的書。受“五四”思想的影響，我覺得魯迅説得對：不要看中國書。

　　於是我給自己定了一個看書的計劃：我要把圖書館内的外國文學的書都讀了。我在圖書館抽出外國文學書借閲卡的小抽屉，數裏面的卡片。那時，圖書館的目録還是排在小抽屉裏，圖書館的書目安排得好像中藥鋪一樣。我坐在原來是食堂後來成了臨時的閲覽室的一排一排的大桌子旁的一張椅子上，把圖書館裏的外國文學書小抽屉裏編碼的書一本一本地都讀了，甚至連老撾文學史這樣的書也讀了，我甚至開始在想象中體驗老撾的叢林與竹房子裏的浪漫。

　　外國文學打開了我的眼界。雖然很多外國文學的研究著作其實也大多是以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角度寫的，但是，翻譯的作品對我有强烈的影響。當然我並不是從大學才開始看外國文學的。中學時代我已經看了很多20世紀六、七十年代印行的内部參考讀物“灰皮書”，也看過很多俄國文學書，我是在俄國文學里長大的。

　　1980年傅雷翻譯的《約翰·克裏斯朵夫》再次出版，再次對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産生地震一樣的影響。我從《約翰·克裏斯朵夫》裏不僅學到德國和法國文化的很多方面，更重要的是，書中洋溢的藝術精神與我20歲出頭的年輕的藝術精神相吻合。我從這本書裏理解到的藝術家，學到的德國和法國，比我閲讀的法國文學史和德國文學史要深刻得多。那時羅曼·羅蘭的作品在一本本地再版，他的戲劇《7月14日》讓我開始窺見美國總統托馬斯·杰佛遜和他的時代。羅曼·羅蘭的三大傳記：《托爾斯泰傳》、《貝多芬傳》和《米開朗基羅傳》，成了我理解藝術與世界、藝術家與社會關係的出發點。這些傳記把我帶到一個思想和藝術的世界裏，我似乎活在這些人物中。大學的畢業論文，我寫的就是關於這三大傳記。對傳記體這個文學體裁的興趣，直接影響了我寫作博士論文：《新女性、新小説：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的自傳性》。直到現在，我現在所做的研究很多都與自傳和傳記有關。

　　1980年，羅曼·羅蘭的另一部著作《母與子》翻譯出版了。我買到了書，一個下午，坐在教室的後面就讀完了。這本書描繪了一個新的女性走向獨立和革命的過程。如今我已經不記得這本書的故事是怎樣發展的，但是我記得小説中描寫主人公和愛人在家裏的床上呆了三天三夜，沉醉在愛與身體裏。主人公的母親每天走進來，給他們送飯吃。他們躺在床上，擁抱彼此，看着母親，母親微笑着理解着退出。這個場面成爲我心中永遠的温馨畫面之一，讓我無比向往。

　　我沉湎在一切讓我喜歡的事情裏。我愛書。我喜歡聞新書的香味。我希望自己有書。在長達十年没有新書的階段過去之後，1979年和1980年，中國的出版業好像是乾涸的田野突然有了雨水一樣，書的出版像雨後的草地，緑成一片一片。那時我們並不知道，這些書買不買没有什麽關係。在正常的社會裏，買書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可是在那個特殊的時刻，買書好像是不可思議的新鮮的事情，是我們生活中重要的事件之一。買書使我們接近知識，並似乎可以把知識占爲己有。

　　我記得自己跟同學陳惠文一起去校園内的新華書店買書的情景。我們這些愛買書的同學很早就去了，排在蜿蜒的隊伍裏，焦急地等着書店開門。書店開門，我們撲上去買那些我們渴望的書。

　　我買了很多書。大學畢業，我從武漢往北京寄回了整整七箱子的書。雖然課上的内容並不特别地吸引我，但是我可以有整塊的時間沉湎在書中。我不僅讀了那個由食堂變成的臨時閲覽室裏的書架上我喜歡的書，我也在工農樓中文系閲覽室裏閲讀那裏的書，甚至到典雅的主樓圖書館借閲那些塵封的書。武漢大學的主樓建築有一種异域的美，從遠處看，與山勢和諧建成的建築讓我感到自己是在一個外國小説或電影裏，讓我感覺异常而激動。我坐在古典的閲覽室裏，閲讀與課堂没有什麽關係的書，有一種逾越邊界的快樂。

　　暑假時回到北京，我常常到位於北海前門旁邊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去讀書。從我家到北圖，走路要40到50分鐘。母親給我乘公共汽車的錢，我捨不得花，走路去圖書館。那時的北京圖書館，位於中南海橋的西邊。那是過去明朝玉熙宫的舊址，屋宇恢弘肅穆。進瞭如廟宇般的大門，沿着石板的甬路，走上漢白玉砌就的台階，推開厚重的大門，好像進入了知識的殿堂。寬大的閲覽室裏擺着一排排古檏的長桌。在北圖，一天一個人可以借五本書。到了那裏，寫好借書條，圖書館的人員去找書。我就找一個位子坐下來。

　　北京圖書館閲覽室的地板是橡木的，踩起來厚實而沉穩。閲讀的檯燈是古舊的，深緑色的燈罩下長方形的檯燈，在那個時代是很罕見的形狀，讓我感到自己是在一個古老的時代裏，有種特殊的安逸。我愛圖書館裏的燈罩和燈光。就着北京圖書館典雅的檯燈， 我閲讀了很多的書。張樺曾跟我開玩笑説他每次到我家找我，我都去北圖了。是的，暑假我常常都在北圖，逐漸地我認識了左右的人。那個天天都坐在那裏閲讀法國戲劇的人，後來成爲我在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的同事。

　　一天一個女大學生坐在我的對面，我看到她在閲讀一本現代中國文學史。我讀的也是一本文學史類的書。休息的時候我們交談起來。她叫徐曉。她那天其實並不能專心讀書，因爲她十分激動。她給我講剛剛發生的故事，原來有一個要去美國留學的男生跟她一起，一夜没睡，剛剛向她求婚。她激動不已，到圖書館來安定自己。她給我講這段愛情故事。我聽得入了迷。我鼓勵她跟這個到美國留學的男人結婚。她却摇頭，不，可能性不大。我完全不明白爲什麽她不能和那個人結婚。她講到自己的人生，她剛剛從監獄裏出來不久，她的家……多年後我再見到徐曉，她來到我的飯店看我，大叫着：“是你嗎？你是那個我在北京圖書館傾吐衷腸的一面之交的女大學生嗎？”我點着頭，我們擁抱彼此，25年過去了。徐曉的丈夫（不是留美的學生）都已經作古，她已經是著名的散文家。

　　而我，在閲讀累了的時候，就做無用的遐想或到北海公園去散步。北京圖書館在中南海橋的西邊，靠近橋頭，就是北海公園的旁門。因爲我每天午飯後都在橋邊散步，認識了看旁門的老大爺。老大爺允許我進旁門在北海公園散步，不必買票。我記得跟老大爺交談、聊天。走在北海公園的西岸，我對北海公園有了不同的視角。與東岸和瓊島爲中心的觀景方式不同，西岸是安静的，垂柳依依，殘破的喇嘛寺廟，小巧精緻。我在寺廟裏閒逛，看着南面的瓊島，覺得生活有一種佛教的平静和永恒的安寧。我愛北海里的小小的寺廟。多年後我在日本的京都參觀著名的金閣寺，我突然體驗到我年輕的時候在北海公園裏的小寺廟裏體驗的那種奇妙的安寧。

　　沉湎在自我的世界裏讓我構建一堵無形的墻，我相當游離，可是並不孤獨。1980年1月靳凡的《公開的情書》在《十月》雜誌上發表。這部小説表達了我對生活的所有渴望：生活就該是這樣的：思考，討論，讀書，愛。我把小説中的人物跟自己連在一起。我愛上了作者劉青峰和金觀濤，30多年過去了，直到今天我仍然閲讀這兩位知識分子寫作的每一本書或文章。我好像跟小説中人物一樣每天都在跟各種朋友通信。我們在信中談祖國的命運，談人類的未來。我的一個朋友堅信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是漢字。她引用毛澤東的話説，國外之所以先進是因爲運用拼音文字，中國將來一定會跟西方一樣用拼音文字的。爲了從自己做起，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她給我的信有的時候是用拼音寫的。我收到她這樣的信，就費力地一個音節一個音節地念，理解她到底給我寫了什麽。我給她的信，也有一兩次是用拼音寫的。我們身體力行，從自己的文字上先西方化或現代化。

　　沈睿自述：

　　那天早上一起床我就準備下星期帶學生去華盛頓地區參觀的内容。我們要去參觀中國勞改紀念館、國家藝術館内展出的美國最新發現的慈禧的照片。我在網上看下個星期華盛頓有什麽講座，順便帶他們去聽。

　　我看了好幾個網站，忍不住對老伴説，“華盛頓地區有那麽多好活動好討論好講座，可惜我不能全聽。”他一邊做咖啡，一邊聽我説，突然感嘆：“這就是你，總是好奇，總是想聽新事情，看新地方，你這一輩子就是睁着眼睛東張西望。”

　　我走過來，坐下喝咖啡，默想他的話，最後點點頭：是的。我是一個睁開眼睛就渴望看新東西的人。這種本性讓我追求人生的眼福、耳福、口福、腦福、性福而從没有疲倦。

　　我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我就是住在同一個小鎮上都自己找理由搬家。友人問，你倒騰什麽？我説，“住在鎮中心和鎮邊上，對這個小鎮的感覺不同。我想體驗對這個小鎮的不同感覺。”這樣的渴望使我在美國東北的一個小鎮住了兩年，搬了兩次家。在賓州的小鎮三年，搬了四次家。理由是：想從多重角度看一個事物。

　　這樣的理由驅動着我的人生。工作、住的地方、生命中的男人都變來變去，唯一没變的是我對新鮮事物的渴望。至於這些年來得到的學位，出版的書，寫作的文字，都不過是我渴望生活的副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