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迄今爲止只住過一次醫院，時間大約是1981年1月，原因是腎結石。

　　那應當是一個星期六，因爲晚上有電影。按慣例星期六晚上我要回漢口家裏，但那天下午感到右下腹和後腰一陣一陣地痛，就留在寢室。晚飯後同寢室的林琳、陳晋、楊厚蘭反復問我要不要緊，我説没事（當時的確還可以忍受，我認爲是扭了腰），他們才去看電影。

　　後來疼痛加劇，我强撑着到老八舍門前走了走，心想活動活動就好了。結果碰上歷史係的趙林，他是我初中、高中同學，並一起下放襄陽農村，幾乎是被他“强行”帶到校醫院（今天哲學學院的地方）。

　　醫生一番檢查後，診斷是急性闌尾炎，趙林又把我“押”上救護車到高家灣湖醫附屬醫院（今天的中南醫院）復診。在急診室觀察了近一個小時，結果仍是維持原判，於是我被送進外科病房等待手術。

　　病房的一位醫生，對我進行了第三次診斷——我後來没有再見到他，只聽説他是中國著名外科權威裘法祖教授的兒子，因馬上要去德國，他那天本不必上班，但他還是去了。他的診斷手法、部位均與前兩次相同，只是結論變了。他説不要馬上安排手術，先觀察一夜，而且不能用任何止痛、鎮静藥物，以免掩蓋病情。明天8點上班後給他第一個拍片（那時拍片不僅要預約，而且像我這樣的一尺二的大片，每天只能拍幾張）。這位醫生認爲我不是急性闌尾炎，而可能是腎結石。

　　拍片的結果證明瞭他是對的，也使我的身體至今没有“散氣”。但問題是那一夜的疼痛難熬。當時病房已住滿，我被安排在走廊，時間已是深夜，我當然得理智地不讓自己大喊大叫，於是排解疼痛的方式變成了撕扯我手能抓住的東西，其結果是夜裏陪我的楊厚蘭身上的新棉襖遭了殃。——關於楊厚蘭做點小補充：他18歲在恩施大山裏當大隊書記，只會用摇柄電話。上學後他曾有一次悄悄地拉我陪他去中文系辦公室，很不好意思地問我怎樣用撥號電話。如今他當駐外大使，用什麽樣的電話我不得而知，但我却成了文學院唯一不用手機的人。

　　當天夜裏，寢室裏的同學聽趙林説了情况後都趕到醫院探望，據説陳晋因摸黑在小路上顛簸，把錢包給弄丢了，半夜返回時還很不甘心地搜尋很久，地點在今天的雙湖橋一帶。

　　第二天上午拍片後醫生給我使用了鎮静藥，下午醒來時發現母親守在身邊，原來是陳晋一大早趕到我漢口家中報信——當時從學校到我家得轉三次車、船。許多同學上午到醫院探望。我母親今年90歲了，但她仍記得陳晋的名字，記得他一臉稚氣却很老成地讓我母親放心的樣子；記得張安東的名字，記得他很不好意思地拿着幾個蘋果去安慰我母親的那種真誠……

　　我出院時，期末考試已經結束，我得補考。補考課程中有一門劉綱紀先生的《美學》。當時老師已放假，且劉綱紀先生當時好像住在校外。我誠惶誠恐地在哲學係向綱紀先生説明情况，他二話没説就給我約定了補考時間。記得補考那天下了大雪，我按時到哲學係時綱紀先生已先到了。考試的内容是論述“崇高”，相當於一篇小論文。我問綱紀先生是否可以結合美學理論多談點自己的體會，綱紀先生説當然可以。於是我洋洋灑灑地揮寫了我登黄山天都峰等的親身感受。完後綱紀先生認真地看過我的試卷，説了聲好，並給我判了個大大的“優”。

　　補考課程中還有一門劉禹昌先生的《詩經研究》，原本是要求提交課程論文的，我問劉先生是否可以到下學期再交。先生笑着説，成績我先給你記着，文章你慢慢寫，寫好。後來，我看到在發回給我的課程論文上，劉先生用紅筆在相應段落逐條補充了大量材料，其字數甚至超過了我的原文。再後來，劉先生因外出講學竟讓我爲他代講了一次《詩經研究》課。再後來，我在劉先生修改（補充）過的課程論文的基礎上，完成了我的本科畢業論文。我後來既没有讀研，也没有讀博，所以這也是我唯一的和最終的“畢業論文”。

　　我這迄今爲止的唯一一次住院，讓許多音容笑貌成爲我永遠的記憶。

　　張杰自述：

　　我祖籍河南鄢陵，祖輩本是縣裏大户。解放時父母被“掃地出門”，來到武漢謀生，我便出生在武漢。從幼兒園到高中，我都是在武漢市實驗學校度過。1973年5月7日下放湖北襄陽。1975年母親退休我頂職，又回到實驗學校教小學。1977年參加高考，填報的志願是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結果被武漢大學録取，可能是因爲《學雷鋒的故事》寫得還好，當時曾被湖北電台播出和《長江日報》刊登。1982年畢業後留校任教，直到退休。

　　我這人性格平和，缺乏鬥志，有點逆來順受，屬於那種該做什麽便做什麽的人。大學四年學習還算刻苦，上課便上課，考試便考試，成績還算不錯，但對前途的確没什麽想法。留校後讓教寫作便教寫作，自覺教得還不錯，出版過好幾種寫作教材，銷量和反應都可以。由於只搞寫作很難上職稱，便又兼搞文藝學，出過兩本專著，一本叫《後創作論》，一本叫《心靈之約》，同時寫過幾十篇文藝學論文。上副教授時因外語躭擱了幾年，於是便吸取教訓，按時解决了教授問題。由於我只有本科學歷，原本没想過當博導，但在領導和同學的關心和幫助下，也當了博導。總而言之，這30多年來過得還算順利，可能是命運使然吧。

　　説到命運，我要算是憨人有憨福的那種，這便是我的家庭生活了。我的妻子魯秀梅是很多同學都認識的，其賢惠在武漢大學可謂有口皆碑。我女兒出生於1984年聖誕夜，從上學到工作没讓我們操過心，現在中糧集團工作，在北京有一套小居室，魯秀梅的工作重心便由最初的伺候父母，到後來的伺候我，轉向了“伺候”女兒，其結果是把我們收入中的相當部分給了鐵路。我現在除了盡心奉養母親之外，便是退休後去“伺候”我的外孫抑或外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