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多説，《這一代》是上個世紀文革結束後至80年代初期那樣一個特定時期的産物。

　　那是一個富有精神訴求和衝動的年代。武大中文系三天兩頭都會冒出一個詩社來，諸如“珞珈詩社”、“七七詩社”等等，但大家還不滿足，還要干一件“大事”，於是就有了挑頭辦一份全國性大學生刊物的想法。記得在給刊物起名時，“這一代”這個命名很快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同。不僅認同，還感到它一下子照亮了我們的過去和未來！

　　《這一代》之所以在當時産生那麽大的影響，除了刊物内容，我想和這個名字肯定也有關係。它在各地77級、78級大學生中唤起的，正是這種身份認同感和集體性的自我意識。

　　而在77級中，我屬於年齡比較小的一輩，大部分同學都是文革開始前中學畢業的“老三届”。但我也經歷了一個狂熱而可怕的時代，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和謊言，1974年高中畢業後，在“知青點”裏偷偷讀到普希金《致恰達耶夫》一詩的結尾“在專制的廢墟上／寫下我們的名字”時，也曾有過一陣犯罪般的顫栗。没想到文革結束後高考的恢復，真給了我們一個在歷史的廢墟上寫下我們的名字的機會！

　　因此，一上大學，我們就“奮不顧身”地投入了爲“四五”運動平反和思想解放運動的浪潮之中。那時“堅冰尚未融化”，我們不得不爲一些最基本的常識和人性而鬥争。記得一個大齡同學寫了一首是愛領袖還是愛自己妻子的詩（當然他選擇了後者），大家都受到感動，但它却在學校的詩歌大賽中落選了。我當即寫了一篇《不平則鳴》的“小字報”，貼在了宿舍一樓的墻壁上。它很快引起了反響，而“反方”大都是即將離校的最後一届“工農兵學員”。他們晚上甚至下來偷偷撕去我們77級貼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生活的那個年代！

　　而在文學上，説實話，那時我們只有“一腔熱血”，别的都還説不上。雖然上大學後“現代主義”已開始對我們起作用，比如北島他們的《今天》就在我們一些同學中流傳，但籌辦《這一代》時，我們則一致傾向於“批判現實主義”。也就是説，要對現實講話，要發出我們的“呐喊”。我上高中時就受到意外弄到的《馮至詩文選》、《殷夫詩文選》的影響，馮至的“我的寂寞是一條蛇”，我讀後深感驚异，而殷夫的詩“我是海燕／我是時代的尖刺”，也頗使我激動。顯然，辦《這一代》前後，“我是海燕／我是時代的尖刺”在我們身上就占了上風。這樣一份刊物，把一種烏托邦式的衝動體現到了極限。這真是一種“文學自殺”的行爲！它只出了一期就殀折了。如果它能有更多一些策略，也許還能辦下去。但這就是“這一代”——熱血的一代，激進的一代，天真的一代！

　　“歷史的一頁”很快就這樣翻過去了。還没有畢業，我就不願再提《這一代》和我那首人們四下談論並曾引起高層震怒的《橋》了。這倒不是因爲它給我的生活帶來了某種陰影，而是因爲我們已漸漸變成了另一類人。那個參與《這一代》、連夜寫下《橋》那首“詩”的人，是我嗎？我是愈來愈不相信、也愈來愈不在意了。

　　與此相關，“這一代”這類“大詞”，我也很少再用了。有過這回事嗎？像我這樣經歷的人，自幼就被一種“宏大叙事”和“代言人”意識所書寫。記得一位德國漢學家對一些中國詩人愛用“人類”這個詞就很敏感，的確，誰能“代表”人類呢？即使當年的同學們再見面，感到的也是“共識的破裂”。“這一代”？那樣一個“整體”，那樣一種集體想像，早已分崩離析了。

　　不過，這倒是一件好事。這不僅出自歷史的必然，也是社會進步的一個標誌———那就是“個人”的覺醒、形成和成熟。在中國，要從集體主義話語中擺脱出來是多麽艱難！一個人要真正獲得自己是多麽艱難！我曾在一首長詩《回答》（1997）中這樣寫道：

　　十年，二十年……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時代

　　我們的朋友和親人，發生了多大變化呵，

　　雖然偉大的史詩尚未産生，

　　你却仿佛已走過了遠遠超過一生的歷程；

　　我們的過去，我們的初戀，已變爲

　　一張張黑白照片，恍若隔世

　　讓人不敢相信。

　　我們還屬於從下放的山鄉來到大學校園的

　　那一代人嗎？不，珞珈山已是墓園，

　　埋葬了我們的青春。

　　有人讀了不太理解，説怎麽能把母校珞珈山比喻成“墓園”呢？但是他没有想到，青春就是用來“埋葬”的，不然人生就不會成熟。

　　寫於2007年

　　王家新自述：

　　生於武當山下、漢江河畔，自少年懂事起愛上文學，並感到自己的喉嚨“像是鎖上了鎖鏈”，自己的喉嚨“也在痛苦地發癢”（語出在那時讀到的臧克家寫於40年代的一首詩《青鳥》）；文革結束後有幸進入大學，在珞珈山下一邊寫詩，一邊埋葬自己的青春；80年代末之後試圖面對良知的拷打並承擔歷史賦予的重量，後來遠走异國他鄉，更多也更深切地體會到命運和自由的奥義；現執教於京城某高校，以創作、批評研究和翻譯的不同方式爲詩歌、爲自己一生所認定的那些精神價值工作。家鄉是愈來愈遠了，只是希望早年所經歷的寒冷仍能在體内持續地燃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