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那本（嚴格講，只有大半本）被稱爲“1980年自由化高峰標誌”的大學生自辦刊物，許多如今立場觀點已經南轅北轍的參加者却有着共同的看法：

　　畢業於中山大學、出國又回國後又出國的作家蘇煒曾説：辦《這一代》是他大學時代經歷的最有趣的事；另一位現已高居司長職位，天天領導屬下批判“自由化”的昔日同學也發表過類似言語，只不過他把“有趣”改稱“浪漫”。

　　想想也是：從長春到廣州，從南京到西安，13所綜合性大學這些素不相識的中文系學生，却忽然實現了“革命大聯合”，自己編，自己印，然後自己賣出1.6萬本雜誌，其黑市價居然在發行之後不到一年就漲到人民幣5元一本，超過雜誌封底上標價0.45元的10倍多！

　　而當他們聲明要繼續辦下去時，又有數十所大學的學生社團來信要求“同甘共苦”。如果不是有關領導及時英明果斷地制止，天曉得以後各期還會如何？

　　僅此一期，便驚動數位最高級領導發表嚴厲批評，又有數十位高級領導發表嚴厲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還有更多位不高級的當事者們，既有人因此風雲際會殺上文壇成爲新星至今燦爛，更有人因此畢業分配受挫落落寡歡；也有人因此看破紅塵而不談政事，還有人悟得玄機後在官場上一路順風……

　　當然，這一切都離不開1979年。

　　如果未來評選20世紀中國的風雲年代，大概衆多尾數爲9者，像1919、1949、1979等等，都會榜上有名；對共和國及其未來而言，1979年的作用可能尤爲卓著——它不同於任何目標爲變换社會形態的革命，而革命並不盡然偉大，不被稱爲革命也未見就不壯麗。

　　這一年從年頭到年尾，對剛剛走出麻木的中國人來説，每天晚上睡覺前都會伴有一股惶惶不安的騷動或者説希望，似乎預感第二天一早醒來時注定會有爆炸性新聞光臨，但又難猜它究竟是什麽。在黨中央理論工作務虚會上不少人公開批評毛老人家晚年的錯誤；中越邊境自衛反擊戰；關於張志新慘死引起的“誰之罪”的争論；另一個女人王守信被揭露和被處决；五届二次人大會議在十年動亂後第一次通過法律，而且一傢伙就推出7部；一批針貶時弊之作如《將軍，不能這樣做》、《假如我是真的》激起强烈社會反響；在四届文代會上，鄧小平熱情的講話讓2000多位代表感動得熱泪盈眶；天安門前出現了新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要求民主自由的遊行示威；北京中級人民法院以叛國及反革命罪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中共中央接受民主人士榮毅仁建議取締“西單民主墻”；四川部分企業擴大自主權；安徽鳳陽等地重新包産到户；國務院决定廣東寶安、珠海兩縣昇級爲深圳市、珠海市……如果排列那一年的中國國内十大新聞，即使在今天來排，也不是件容易事，已届而立之年的共和國，忽然變得年輕莽撞，什麽雷區都敢進，什麽大旗都敢樹，很有些“而今邁步從頭越”的氣魄！

　　大概也正因爲撞上了這樣的年代，所以才有了我們；當然，撞上的也恰好是我們——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77、78級大學生。

　　這應該是另一篇很有趣的文字標題，因爲這批學生的來源和經歷，可謂中國大學史最光怪陸離之一頁。

　　記得在迎新晚會上，同年級比我年長整整10歲的老王，從他10年前準備考大學説起，如何參加紅衛兵，又如何成爲“狗崽子”，打起背包揣着户口，走向廣闊天地，後來如何當上修鞋匠，在同一條修鞋的長條凳上，如何與一個姑娘相愛、結婚、育子，最後又如何亂着早生的華髮走進考場……很多同學哭了，更多的人垂下了頭，不光是爲老王，也是爲自己。

　　我們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入學時的平均年齡將近26歲，這是今天研究生畢業的年齡。

　　正因爲我們最寶貴的青春留在了紅衛兵、大寨田等等前輩和後輩認爲不應該留的地方，所以在我們這一代的前面有了那樣多的帶有極度貶義的定語：迷惘的、垮掉的、失落的，很難想像，如果没有1976年清明的天安門，張鐵生的那張白卷是否就會永遠遮蓋這代人的面容？

　　誰都不願這樣，走進了大學的幸運兒更不甘心，於是剛剛在校舍裏放下行李没多久，在中文系黨委指示、輔導員韓老師具體指導下，一本油印的64頁習作刊物《珞珈山》就誕生了，按照全年級學生人手一册的範圍，印了65本。同學們既是作者、又是讀者，編者也出自其中，65個同學組成了一個微型文學界，8個同學組成編輯組（一稱編委會），組長是比我年長幾歲的高伐林，因爲我當過三年中學美術教師，所以也參加編輯組，被委以美編頭衔。

　　或許是爲炫耀，或許是爲友誼，我把分到自己手裏的那一本《珞珈山》創刊號，寄給了考上了北京大學中文系77級的中學師哥郭小聰。很快，一本他們年級編的刊物《早晨》回到我手上。我們忽然發現：自己並不是一花獨秀！這發現帶給我們的並不是沮喪。從第二期開始，《珞珈山》便有意識地多印了若干本，寄往幾十所大學中文系同學，飛回來的，有中山大學《紅豆》、人民大學《大學生》、北京廣播學院《秋實》、北師大《初航》、西北大學《希望》、吉林大學《紅葉》、杭州大學《揚帆》、南京大學《耕耘》、貴州大學《春泥》……它們中的每一本，都被我們幾十個同學讀得體無完膚。也正是從這些裝訂粗糙、油迹漫漶的油印本中，我們知道并且最終結識了許多後來在文壇上或其他諸壇上屢屢閃個不停的大小“星星”。

　　最早想出聯合辦刊的是我也不是我：它緣於一封熱心讀者的來信：我看過好幾本類似《珞珈山》的學生刊物，都辦得很棒，爲什麽不聯合辦一個呢？那不是更棒？

　　這幾句話整整讓我翻騰了一夜，第二天我就去找高伐林，希望馬上開一次編輯組會議論此事。

　　《珞珈山》編輯組的8位編輯在正午的楊樹樹蔭下坐成了一圈，分成兩派。年輕的，主張立刻“揭竿而起”，年長的，却認爲此事多艱，應該先呼吁、建議有關領導機構去辦——薑總是老的辣！於是我們分别給教育部、共青團中央、全國文聯、全國作協、全國青聯、全國學聯、中國青年出版社……八方投書，建議由其出面創辦大學生文藝刊物，且自告奮勇表示願意協助承辦組稿、編輯、發行、甚至集資等具體事務。然而，要麽毫無音訊，要麽熱情而客氣地回答：你們的建議很好，但因目前人力財力困難，無法采納……氣得吉林大學77級同學徐敬亞來信，大聲疾呼：與其乞求上帝，干嘛不自己干起來感動上帝？

　　話説得多麽簡單！當年我們想得也同樣簡單。1979年6月，我們趕在暑假前夕，以《珞珈山》編輯組的名義，向已有聯繫的十幾個學校的學生社團發出邀請信，邀約他們派出代表在北京協商聯合辦刊。信發出後，除復旦大學《大學生》雜誌的負責人張勝友執筆回信説明，《大學生》是綜合性刊物而非文學刊物因而不參加以外，其餘學校的學生社團都回信響應，表示將派代表與會。

　　由於没有經費，只好把協商任務委托給北京籍同學，作爲發起人的《珞珈山》編輯組只有我和王慶存兩個編輯屬於此列，而老王性格沉静，於是我很偶然地成了牽頭人。

　　關於協商的經過，曾有幸見過一份中央機關的《内參簡報》，不妨摘録如下：

　　近來，各高校學生社團如雨後春笋，且日趨活躍。武漢大學中文系77級創辦的文學刊物《珞珈山》編委會，於暑假前給一些高校學生刊物發信，倡議創辦全國大學生文學刊物，得到響應。

　　暑假期間，由武大學生新樺（原文如此，應爲張樺——張樺注）在北京兩次開會研究辦刊事宜。共有14所高校學生參加。

　　大部分學校是委派家在北京的學生參加，也有個别的，如貴州大學是學生凑錢買火車票專門派代表來參加會議。會址就在武大學生新樺家（北大校内）。

　　會議决定由14家學生刊物共同負責創辦全國大學生文學刊物，定名《這一代》。《這一代》將貫徹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支持“四個堅持”，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要合理——合馬列主義之理；合法——合乎憲法；合情——合乎九億老百姓之情，要使文學起到變革現實的作用。思想傾向不同，只要言之成理，藝術上好，也予發表。藝術上决心同《人民文學》比一比。……出刊由14校輪流負責，暫出季刊。會後向教育部、團中央等領導機關寫了報告。

　　創刊號由武漢大學《珞珈山》編委會負責。對各地來稿，只定取舍，不做删改，文責自負。

　　這份簡報大體客觀，當然，因爲是簡報，所以有簡報文體的刻板，其實若换一種口氣，那天還是有不少小細節。譬如，因爲出席會議的代表彼此不並相識，所以約好7月15日早晨8點半在北大西門的石獅下憑各自校徽相認。有北大、人大、北師大、北京廣播學院、南大、武大、吉大、杭大、中山、西北大學的15位——都是大男大女。那天極熱，大家擁在我住的那間10平方米的窄長的屋中，倚桌、床、椅、小馬扎錯落而坐，個個汗如雨下。會至正午，老王幫忙，煮了5斤打鹵面，人手一碗，邊吃邊議論刊物名稱：《暴風》？《青年文學》？《文學青年》？《大學生》？……時而深思，時而急吵。最終拖至下回分解。

　　會後，由北師大的徐曉牽綫，我等5人又跑到王府井的和平賓館去見文藝界元老陳荒煤，聆聽了老人家對辦刊的教誨。歸途夜深，燈密人稀。在空曠的馬路上，剛相識一天的幾個青年學子時而横排縱談，時而縱騎如飛，直奔北大……

　　後來又通過同學介紹和寫信聯繫上華東師大的《百草園》和南開大學的《南開園》，但因華東師大領導最終未批準，使我們失去了與上海同學合作的機會。

　　半月後又開了第二次會議，其間又闖入兩個异常熱情的新伙伴：杭州師院的《我們》和貴州大學的《春泥》。貴州的兩位代表還是自費專程而來，只能請北大的黄子平把小哥倆安置在他的宿舍了。最終《這一代》的陣容不是“14”而是“13”所學校的社團——這“13”的數字不太吉利，不過當時誰也没介意。

　　刊名《這一代》，出自北大黄子平和中山大學蘇煒的提議，創刊辭也出自他們二人之手，均獲一次通過。由於武大是發起者，我們又早已獲得校、係領導支持——學校答應從科研經費中借出2000元作爲編印周轉，係領導更是明確流露出不辦則已、要辦就得首辦之意，於是我們當仁不讓地拿到了創刊號主編權。

　　9月一回武漢，我們馬上開始行動，高伐林順理成章擔任創刊號編輯組組長，終審稿件，我任副手，主管外聯、印刷籌款等一切雜務，其餘6位編輯各負責其專欄，同學們有的跑紙，有的找印刷廠，係裏還特意委派了幾位老師來當顧問。

　　稿源並不緊張，絶不像現在的雜誌編輯們天南海北去“找米下鍋”，堆在我宿舍裏的油印雜誌有一大堆，文筆好的文章比比皆是，可就都是“傷痕”味太濃。就拿初選上的小説結尾來説，有的是無辜少年被殺，有的是成百上千屯墾戰士赴海而死，有的是被整成殘疾者相逢昔日被自己整成殘疾者時的窘態，有的則勾勒出“公僕”與“主人”在離亂後的對立，大有“一日看盡長安‘疤’”的勁頭。盡管當時我們的境界並不甚高，可血泪斑斑的作品看多了也覺得不是滋味，還得考慮刊物的總體形象呀！

　　高伐林等力主選一篇“主旋律”小説作爲頭條，而這種作品偏偏又極少，最佳一篇，是陳建功的《面對静静的小河》，但陳建功聞訊後急信數封，告知我們某大型叢刊已用此文，他萬萬不敢一稿兩投。無奈只好重作遴選，最後又選出四川大學龔巧明的《希望：第二樂章》做排頭兵。要論此作品質量並不算上乘，故事不新，言某音樂家如何屢遭打擊，却頑强譜寫“希望樂章”，人物塑造也不算成功，但它畢竟説明我們並不沉溺於徹頭徹尾的“傷痕”。一年後，我在武大結識了這位身材瘦弱的女作者，她趁暑假來武漢尋訪文友，當時她的小説《思念你，樺林》正在文壇引起争論；後來得知她畢業時自願要求進藏，在采訪途中翻車而英年早逝……

　　小説足足占了48頁，但發行後最引人注目也最惹是非的，却是名爲“憤怒出詩人”的一組詩歌。詩歌共選了7首，有6首出自正沉迷於“詩三百，大扺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的武大同學，當時軍隊詩人葉文福《將軍，不能這樣做》正走大紅，很難説這組詩不是它的連鎖反應。最出名的兩首，是《橋》和《轎車從街上匆匆駛過》。

　　《橋》寫的是北海與中南海之間的漢白玉大橋，當時此詩作者王家新尚未到過北京，我暑期回京，見好好的大橋兩側忽然竪起了近一人半高的鐵栅欄，無論北望北海，還是南眺中南海，都生就一種探監之感。回校後將此素材講給他聽，王家新神思敏捷，晝夜之間，一首上百行的《橋》貯溢了驚愕和惋惜：“面對石橋，我的心却一陣陣緊縮……”

　　另一首《轎車從街上匆匆駛過》，據作者葉鵬説，創作動機萌生於中央電視台播出的一段批評性新聞：北京百貨大樓門前停滿了公家轎車，報導説，這是有權勢者坐公車私人購物。作者寫道：“但願這種事／不要發生在／飄颺着五星紅旗的中國！”

　　這些詩句既鋒芒畢露，又袒露赤子之心，形象地反映了那個年代文學青年的躁動激昂又不無偏頗的心態。當然，作爲編者，我們不是不知道它會招惹風雨，但大家都把文學當治國良藥，且認爲苦口者也許療效更佳。

　　這“藥”還未送給“病人”，在印廠裏就出了岔了。

　　我們找的承印單位，是武漢市委機關報——長江日報社的印刷廠，是同班同學李剛通過他父親，時任武漢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李春鑒這個關係，好不容易找到的，紙張等事也不用我們另外張羅了，費用公道，態度熱情，惟一令人遺憾的是他們不能裝訂。於是每天都有十個同學跨過長江到漢口的印廠校對，再把頭一天印好的運回學校印刷廠裝訂。

　　可印到64頁時，印廠忽然説印刷機壞了，而且前一天印好的也不交貨，告訴我們的理由是“倉庫保管員病了没來”。開始大家還以爲是擔心我們交不起錢，高伐林趕緊用一個舊軍用挎包裝上4000元送去，他回來説一路上坐公汽上輪渡神經都綳得緊緊的，生怕哪個小偷劃開他的書包。這不光因爲4000元在當年是個大數目，更因爲它們實在來之不易，除了我們向學校的借款外，其餘幾千元則是外校同學訂閲雜誌的錢，據説北大的陳建功貢獻了自己的第一筆稿費；北師大的一個女生父親剛剛去世，而她則拿出了亡父的撫恤金；牡丹江師專的一個女生寄來25元錢，却未留下姓名……這筆錢裏還有多少故事，我們不知道，但知道它的分量很重。

　　然而等來等去，印刷機仍未修好。去交涉，廠領導和藹可親，工人們則支支吾吾，欲言又止。這時，又陸續傳來北京風緊的消息，有説鄧大人發火了，有説天安門前遊行又抓人了。我們隱隱感到前景不妙，於是，决定寧可雜誌殘缺，也得讓它出世。通過朋友借了一輛卡車，15個男生直奔印刷廠。讓工廠把印完的先交出來。一直避而不見的廠長被我們堵在屋裏，口口聲聲駡我們是打砸搶的“紅衛兵”，我們也不管許多，高伐林等人留下和他談判，其餘人在工人暗示下，直奔印好的散頁。

　　當我們得勝把散頁拿到我們武漢大學印刷廠時，該廠領導很嚴肅地通知我，除非我們有學校或係裏的證明，否則他們也拒絶裝訂。再跑去向校、係領導求助，他們却都不再像前一段那樣熱情了，説這是我們自己的事情，他們不想插手，而且明確表示：希望《這一代》最好不要出了。

　　見此情形，部分同學心灰意冷。最初他們認爲自己在爲學校争光，但如今花錢出力，却被領導視爲“倒行逆施”，於是轉而抱怨我們幾個牽頭人。我當時也很苦惱，不光是因爲被領導和同學責難，也因爲有愧於全國十幾所院校同學的重托。

　　不過没見到棺材，還不能落泪。同學陳惠文説，武漢小胡衕裏藏着一些由家庭婦女辦的街道裝訂社，她去求一位曾在印刷行業當過領導的親戚，他介紹了這樣一家裝訂社，還寫了一個條子讓我們去接洽。按照陳惠文的指點，我便手捧一張地圖走街串巷。天無絶人之路！出校門不算遠，就找到了那家建國裝訂社，一拍即合，按快件裝訂1.6萬本《這一代》，三天完成，每本收費兩角錢——盡管這價格在當時近乎“敲詐”，但對我們來説，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這一代》已經滿城風雨，有人説承印雜誌的報社已向市委呈上緊急報告，省長、書記明確表示停辦，又有人説某某同學已經在公安局掛號……當天中午我回到學校，因事先未聯繫到汽車，就和十餘個同學用五輛排子車，把三噸多散頁運到建國裝訂社。一路上長長的車隊首尾呼應，車軸和竹車板被壓得吱吱作響，前拉後推，長吆短喝，好不威風。

　　晚上回校即接到係領導裏的緊急召見通知，幾位編輯奉命前往，不出所料，果然是希望《這一代》“下馬”，當然係領導態度相當寬容靈活，表示最低願望是把《橋》撤下來。相比之下，我們則略嫌尖刻，事先我與高伐林約好，他唱白臉我唱紅臉，因爲他是“全國新長征突擊手標兵”，還是“老三届”，擅長正面説服，以理服人；我則一介白丁，所以話也只説幾句：開天窗把《橋》撕下來，那哪兒成？停辦？可以呀，誰出7200元錢工本費，三噸雜誌我全部奉送，願燒願撕，我就一概不管！

　　誰會出7200元買這堆廢紙呢？只有我們。

　　當夜，高伐林大筆一揮，寫了一份《告讀者書》，然後到處找校領導求得支持，所謂“支持”，也就是“沉默”足矣；我和其餘同學則用蠟紙刻寫《告讀者書》，然後把它油印到封二上——封二本來是一張懷念張志新的版畫：一把提琴，一尾蘆蕩，一綫張志新的側影，畫的作者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廣軍。可此刻别説封二了，連封面都没印全：它本是油黑的一排栅欄，兩行彎彎曲曲的足迹，而印完的只有“這一代　1979”幾個大紅字。

　　折騰了整整一晝夜，五台油印機在1.6萬份雜誌封頁上滚了一遍，手臉油污的同學們捧着印好的《告讀者書》津津有味地讀：

　　由於大家都能猜到，也都能理解的原因，印刷單位突然停印，這本學生文藝習作刊物只能這樣殘缺不全地與讀者見面了。

　　我們慚愧，怎麽對得起天南海北交款預訂的讀者？怎麽對得起熱情關注並鼓勵我們的有關領導及文藝界老前輩？怎麽對得起作品未能刊出的作者、譯者？

　　我們又無愧。我們流了汗水出了力，不，還是這樣説吧：我們獻出了自己的心！在目前的條件下，也許不可能争取到更好的結果了。

　　五個月來。心力交瘁，使我們成熟了一點，每個讀者在接到這本刊物時，也會成熟一些吧？

　　是的，《這一代》創刊號的殘廢决不意味着這一代的殘廢！

　　《這一代》創刊號執行編輯：《珞珈山》編輯部

　　當我們把封面運到裝訂社時，幾位檏實的大伯大嬸一臉苦澀，早已不是剛剛簽約時的笑臉，大概昨天夜裏當他們開始裝訂時，便已困惑這本雜誌爲何缺三少四，今天再看“告讀者書”便更認定此書非“反”即“黄”，因而也更覺得這3000多元錢挣得險若走索了。

　　不知他們是想鋌而走險還是想息事寧人？三天後我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臨走時，60多個工人眼直直地看着我們，好像看天外來客，幾個膽大的小伙子還上前幫助搬書，其中一位個矮的趁勢把一封信塞到我手中，信中寫道：他今年30歲，還是個臨時工，未經我們同意，用印廢的紙頁自己裝訂了一本，讀後激動得夜不成眠，現在雜誌在他的朋友手裏，挨個兒排隊讀……

　　這是第一封讀者來信，當然，這之前不是没有評論，爲了向正在北京開的四届文代會獻禮，我們曾將“三校稿”航空寄去。多年後聽説，大會負責人馬上轉交給了一位著名詩人，讓他爲此寫些評論，詩人看完後，指着封底説：13個學校的學生社團主辦，這真是個不吉利的數字。

　　把裝訂好的雜誌運回學校，全年級馬上動員，打包的打包，登記的登記。1.2萬本雜誌分作300包全部寄出，4000本我們自己發行。當然，我們年級同學個個都是參與者，一人發了一本，還向校係領導和老師贈閲若干——至於他們接到這本殘缺的雜誌會是一副什麽表情，我們就顧不上想了。

　　第二天，全年級同學分成15個小組到武漢各個院校去叫賣。當天賣書效果並不太理想，售出不足一千，與原來想像的“一搶而空”相差甚遠，所以第三天，出動的幾個組各只帶了50本。

　　但中午，大家便都乘興而歸了——都賣光了。下一天早上同學還没起床，宿舍樓走廊内外便人頭攢動，開始我們還以爲出了什麽事，一問才知道都是來買雜誌的！於是顧不上洗臉刷牙，先開門迎客。不料買者太多，存刊全賣光了，求購者仍不斷涌入。有些人見雜誌已賣完，就逐個遊説我們同學，申述自己如何求之若渴，結果有同學竟真被説動，把發給自己作紀念的那一本也賣將出去。

　　不光武漢如此，後來得知，在北京、廣州、南開等學校也都是在一小時左右一抛而光，據説杭州大學的同學擺開桌子跳將上去高聲吆喝：“快來看，快來看，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這一代》呀！”結果自然轟動。南京大學的同學似乎擔心意外，所以白天沉着不動，等到天黑才如無照小販般悄悄在教室附近陰暗處開起“鬼市”，這故作神秘的效果同樣出衆，只是不知道黑燈瞎火的他們的錢收够了没有？當然也有一本没賣出的，吉林大學和西北大學的同學剛剛收到我們寄去的雜誌，就被校方全部封存，後來又被一把火燒成了灰燼。

　　雜誌發行後，回聲一浪高一浪。先是許多讀者來信，或贊賞不已或求購雜誌，因爲各主辦社團都收到讀者來信，數據並未匯總，至今誰也説不清楚來信總數，不過肯定是我們武大收到的最多，大約有430餘封；同時陸續又有20所院校中文系的學生社團要求參加共同主辦，像川大、江西師院的同學專程跑到武漢相商；接着文學界也伸出熱情的雙手，創刊號上的6篇小説有一半被刊物選載，未能刊出的稿頁也被索去，許多單位和報刊來信希望與“雜誌社”建立長期交换關係，北京圖書館也來信索要雜誌稱要收藏；最後則是從湖北省到中央的一些負責人嚴厲地批評《這一代》，據説某位領導指着封面問：大脚丫子從光明走向黑闇？是何用意？

　　某份内部簡報這樣評價：

　　……内容有不少背離四項基本原則的東西，特别是《憤怒出詩人》組詩中有一些是惡意煽動的。《橋》這首詩表明，他們的憤怒是對着黨對着黨中央的。《轎車從街上匆匆駛過》一詩，進而提出他們的“階級論”。

　　這組詩的憤怒從領袖一直發泄到三千萬黨員身上。

　　雜誌的殘缺本身也造成了很大的誤會。很多人都認爲，存留者尚如此激烈，那未印者更可想而知了！其實印刷廠拒印的兩組詩歌一爲《不屈的星光》，一爲《青春圓舞曲》，還有一篇論文《變革現實的文學》和一部翻譯的日本電影文學劇本，恰恰都相對輕緩——這一點，有雜誌目録爲证。殘缺導致激烈的集中，而又因人們不知道何者殘缺而把它想像得更爲激烈。

　　如此一來，從武大校領導到《珞珈山》編輯組層層檢查自不可免。衆人委托高伐林起草一份《關於〈這一代〉的説明與檢討》——當然是多説明而少檢討。與此同時，我們依然與北京四校保持緊密的聯繫，因爲第二期歸他們辦，我們早就約定，把在北京賣4000本雜誌所得款項歸他們使用，他們的雄心很大，不僅開了一系列座談會、碰頭會，還向王蒙等專業作家約稿，想把第二期辦得更加社會化。

　　寒假方至，我匆匆回京籌備第二次協商會議，那次會議氣氛相對沉悶，盡管大家都慷慨激昂地認爲《這一代》不僅要辦而且有必要辦下去，但是誰都清楚自己頭上的壓力。會至半途，復旦大學《大學生》負責人景曉東也應邀而至，他是1976年天安門詩歌《告别》的作者，名震一時。他批評我們“過激了”、“過急了”，大有思想解放運動如遭殀折，我輩應屬罪魁之意，更令在座惶惶。

　　會至午而散。我返漢不久，即得北京同學的書面通知，北大、人大等四校已接各自校方明確指示，不得再搞串連，更不許再辦雜誌。於是不僅《這一代》停辦，連原先他們學生社團自己的雜誌也紛紛下馬，我們武大的《珞珈山》大概是最後一個停刊的，辦到第6期，高伐林極惆悵地寫了一篇《致〈這一代〉的讀者》，把這本殘而未廢的雜誌的來龍去脈講述一番，這大約可算《這一代》的句號了。

　　1980年夏，我自費沿長江造訪了南京、上海、杭州、蘇州的高校，結識了諸多未見過面的主辦者和作者，所到之處，話長夜短，但自此後基本是天各一方，鮮有往來，不過總能在報刊上見到許多熟悉的名字。

　　往事難回首，尤其是像這類並不很“往”的往事。正確評判歷史的最好方法就是遠離歷史，而我們並未“走出廬山”，所以很難反思總結，於我本人則更難——盡管在大學時我就收集了上百本當時大學生的文藝刊物，而且於今依然收藏得好好的，但却從未就它們説過什麽。數年前高伐林約我同寫《這一代》經過且真寫了幾萬字，當某編輯看後拍案稱好却又爲發表爲難時，我們也就很坦然地將這思緒重新凍結。不論我們到没到撰寫回憶録的年齡，到没到創造力衰竭而靠資格謀生的階段，其實這回憶和許多回憶如文革、改革等等一樣，就不該由當事者自己來下結論——幾十年來有多少結論都聲稱已屬“蓋棺論定”，又有幾個不被顛覆推翻呢？我們做即足矣。

　　我不諱言當年的我們幼稚、偏頗，就如同我不諱言當年的我們更勇敢、更富有活力。今天我們終於長大，都接近不惑或知天命之年，然而是不是老了？還有多長時間會老？能不能不老，怎樣才能不老？我一直在想，不僅我想，當年一起辦過《這一代》的朋友及所有走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朋友們也一定在想，因爲我們不僅是同代人，還同是這個民族的子孫。

　　寫於1988年，後多次修改

　　張樺自述：

　　張樺，男，1957年7月7日生，祖籍山東榮成。爹投八路，由地方部隊昇主力部隊，由是提幹，赴朝屢次傷病報危。歸國後先轉業至陽泉煤礦，後因成份好又稍有文化，被北京大學看中將檔案搶回，遂令本人生於北京且成了北大子弟。1975年師範畢業後入農中教美術，再入武漢大學。畢業分至北京民族文化宫，半年後跳槽至北京外國語學院教中文，1989年後被下講台，1992年率同學、同事、學生若干下海至今。44歲得子，54歲得女。因“内在美”，長期奔波於中美之間，爲兩國航空公司作出頗多貢獻，2017年夏定居紐約近郊Scarsdale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