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晚上好！

　　1994年，我在《台灣社會與文化》一書的《作者後記》寫道：“我16歲時（1966年）失學，其後務農、打工，1978年重得就學時已經28歲，畢業後當了5年大學教師，接着專事研究工作。我覺得農民的喫苦、工人的耐勞、學生的謙遜、教師的淡泊乃是一名學者應有的品質。我以此自勉，不敢稍怠。記得我當郵遞員時，每天都要騎車爬坡從旁經過厦門雙十中學的大操場。每次，我都要在半坡停下，静静地看着熱氣騰騰的中學大操場。失學的傷痛令人不堪”。後來，我又從學者轉型爲官員，以1997年起在公務員崗位上工作了21年。現已卸任，即將退休。農民的喫苦、工人的耐勞、學生的謙遜、教師的淡泊、學者的認真、官員的負責是我一生的座右銘。

　　1966年夏天，正如俄國詩人普希金詩裏説的“我的青春才開始鮮艷，就遇上了過早的風暴”，廣播裏一聲“高考推遲半年，學校停課鬧革命”把我們推進了失學青年的噩夢裏。

　　我在19歲生日的那天離開家鄉厦門到革命聖地上杭古田插隊，在那裏度過了近6年農耕生活。我讀過很多回憶知青生活的作品，很感人。但我總覺得失學的痛苦才是插隊知青心裏的最大痛苦。當年，我們到處找書，争相傳閲。有一天，有個好心的農婦告訴我，家裏有4本“磚頭一般厚”的書。我滿懷期待跟着到了她家。她找出來的是《毛澤東選集》1至4卷，我們知青點裏也有。爲了不違拂她的好意，我還是把書帶回知青點，並一再稱謝。我們插隊的山村裏有一座小學，辦的是“複式教學班”，不同年級的學生坐在同一塊黑板下，老師只有一位，姓劉。他不但要教書，村裏歡迎上頭來人的標語和春耕積肥的報表，這些同吃的（那時，上頭來人不免請吃吃請）和拉的（那時牲畜拉的、人拉的統稱農家肥）也總要他來寫。有一天，劉老師到知青點來，低着頭低着聲説他有一些書要出讓。我用很少的錢買下了包括《魯迅全集》《茅盾文集》《中國文學發展史》（劉大杰）等一流的好書。我們一本又一本地看、一遍又一遍地讀，并且按照《魯迅全集》的注釋和《中國文學發展史》的提示找到越來越多的書。這些書引發了我學術研究的興趣，引領我走上學術研究之路。我開始寫《魯迅小説人物談》之類讀書筆記，還開始在當地查看碑刻、記録方言、收集故事。在古田人民公社和鄰近的步雲人民公社插隊的幾個知青，自發地組成《萬山紅》文學小組，我也參加了。當然，這一切都是業餘活動，我們的主業是務農，我的插友陳衍德後來是厦門大學歷史係教授，他的《插秧》詩裏有“當年踩下的脚印，如今還畄在心裏”的句子。《萬山紅》的作品也多同農耕生活有關。

　　1974年歲暮，我調回厦門，在厦門郵電局先後當搬運工和郵遞員。一身緑裝，包括帽子。工餘時間，我就到厦門圖書館看書，認識了從館長老喬到門衛老王的所有人，認識了當時無業也常在圖書館看書的厦門大學名教授李拓之。我還幾乎每天給當時也是無業、也是厦門大學名教授的李景禧送報時或也送信送匯款。李拓之教授、李景禧教授在逆境裏仍然不失學者的尊嚴和風度，仍然不放棄學術追求，這對我有深刻的印象和影響。當郵遞員的日子裏，因爲有學術追求，再苦再累再煩心裏也是愉悦的。我曾在課堂上對打哈欠的同學説：我從小生長在美麗的厦門。有一段時間，任何人給我寫信只要寫“厦門市汪毅夫收”就可以了。因爲那時我是郵遞員，我的工友全都認識我。課堂氣氛一下子活躍起來。在這一段快樂的時光裏，我讀書的主要成果有《魯迅在厦門若干史實考》等。以上是我作爲失學青年旳經歷。 

　　1978年我考取福建師大中文系。報到的那天，我的鼻梁上架着1200度的眼鏡。我低頭在報到册上“吴小玲，女，20歲”一行下寫“汪毅夫，男，28歲”。抬起頭，看到一臉稚氣的吴小玲童鞋。顯然，她對我嗅着紙片寫字的情形印象深刻。學習的機會失而復得，吾人自然是百般珍惜。同學們競賽似地遲睡早起，在圖書館搶先占位，莫不以陳景潤爲榜樣。大一時，學校批準部分同學免修部分科目。我也有了更多時間泡圖書館。我翻看館藏各種學術期刊的目録並選看其中的文章，這讓我學會選題並深知選題决定研究方向和研究前途的道理。回想起來，我向各種學術期刊投稿只有兩次退稿記録（其中一次是《上海文論》退回的，退稿却入選“全國紀念魯迅誕辰110週年學術研討會”）。這當是得益於大一時在圖書館裏的自我訓練。我至今感念母校圖書館的黄荔中老師，他允我到只有老師才能進入的舊期刊庫看書。因爲我比一般學生年長而又顯老，其他老師往往誤認我是同事，我違規進入却不曾被發覺。1982年大學本科畢業，經考試我畄校任教。有一天，在操場上遇到王老師，他叫住我，語重心長地告誡説：老師首當在講台上站往脚，除了寫文章還要會講課。從那天開始，我寫講稿並對自己講課。不久，在我任教的第二年我有了上台講全程課旳機會。1985年，學校破格提拔10名講師，我是其中之一。另有一位老師批評我是“魯迅研究專家”，説是除了魯迅啥也不懂，知識面太窄。我從中得到的是正面的刺激：我開始學習和寫作魯迅研究以外的學科知識和學科論文，從文學、社會、歷史、文化到人類學，知識面打寬了。在校期間，我攻讀了魯迅研究方向的碩士學位。以上是我重回學校的大致軌迹。  

　　現在談談我的學者生涯。我認爲可以分爲三階段。1.1987至1997；2.1997至2017；3.2018至於終老。我於1987年從母校調到福建社會科學院做台灣研究，1991年晋昇爲副研究員，1994年破格晋昇爲研究員。在福建社科院工作期間出版的著作有《台灣近代文學叢稿》《台灣文學史（近代文學編）》《台灣社會與文化》《台`灣文化概觀》（合著）《客家民間信仰》《中國文化與閩台社會》等；1997調往民主黨派省委機關，1998年至2008年在福建省人民政府機關工作，2008年奉調入京，2018年3月卸任。我曾見某些學者從政後對學術没興趣、同學者無感情，在政界顯擺其學術頭街，在專業領域却炫耀其官方職務，此等受人鄙視的“學者”當然不是我的菜。我努力不染惡習，始終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並努力將學術研究同領導工作結合起 來。於今視之，我似乎做到了。從政的21年裏出版的學術著作包括：《台灣近代詩人在台灣》《魯迅與新思潮》《金門史稿》（合著）《閩台曆史社會與民俗文化》《閩台緣與閩南風》《閩台區域社會研究》《閩台地方史研究》《閩台婦女史研究》《閩台地方史論稿》《學術研究與台聯工作》等，另有選集《汪毅夫·台灣史研究名家研究論集》。這些成果大有助益於我的本職工作。譬如，同台灣學者交流、同台灣學生交談，有學者的身份和學術的優勢會更有説服力；2017年底至2018年3月，我卸去本兼各職，開始回到1987年“專事研究”的狀况，“小的本是學者”也！但這是個老年學者的階段，老人放不下、也不放下推動學術進步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份一生的志業。蒙全國台灣研究會的支持和指導，我以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的名義在中評新聞網上寫稿，卸任以來已寫80餘篇，我還將繼續寫、持續寫，直至終老。中評新聞網有很高的點擊率，其中17%以上來自台灣島內。我希望透過中評網在“做好台灣人民工作”方面發揮老年學者的作用。

　　回顧人生經歷，我深感個人的前途是同祖國的命運緊密聯結的，我們應該感恩當今的好世道，努力報效祖國；我又深感做人、做事、做學問是緊密聯結的，品節詳明、德性堅定就能做到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就能把事做好、就能做好學問。

　　感謝大家耐心聽完我的講話，祝福大家！     

　　（2018年4月21日記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