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2日電（作者汪毅夫）我今天要講的是近百年前閩、台兩地書商盗版與維權的故事。

　　清末民初，石印技術相當盛行。清人黄式權《淞南夢影録》記：“石印書籍，用西國石板。磨平如鏡，以電鏡映像之法攝字迹於石上，然後傅以膠水，刷以油墨，千百頁之書不難竟日而就。細若牛毛，明如犀角”。石印技術用於印書有其優越性，用於盗印書籍當然也相當便利。1922年，厦門博文齋石印的閩南語歌仔册特地附言稱：“近有無耻之徒，每遇敝初出版時，則圖翻印以收便利，實屬可惡”。我曾見泉州文人楊介人用閩南俗語寫成的《暢所欲言》（1908）的泉州綺文居1917年版（《改良〈暢所欲言〉》）和泉州鬱文書局1928年版（《最新改良〈暢所欲言〉》），均爲石印本。兩相比照，從1917年到1928年、從“改良”本到“最新改良本”，字迹相同、錯訛相沿。顯然，“最新改良本”是“改良”本的盗印本，而“改良”本也可能是前一種版本的盗印本。我又曾見閩南語歌仔册《摇鼓歌》（厦門文德堂石印）和《最新摇古歌》（厦門會文堂石印），兩書除封頁、書名不同外，版式、内容、字迹、頁碼完全相同。

　　對於盗版行爲，維權的書商是無奈而無力的。我曾見其維權方式之一是駡人，駡盗版者是“我的兒子”、“我的孫子”。例如，台灣嘉義縣捷發漢書部1926年印的閩南語歌仔册《猜藥男女相褒歌》的最末一句是警告、是駡人的話：“順續交代同業者，撿印此歌我兮子（意即：順帶交代同業者，撿便宜盗印此歌者是我的兒子）”。這與清代泉州音韵學家黄謙（思遜）自序名著《匯音妙悟》所謂“四方謀利者，若放樣翻刻便是思遜之子孫”如出一轍。另有書商則謀求官府保護版權，如泉州繼成堂編印的《通書》（1929）書前有1926年9月7日晋江縣知事陳同簽發的《晋江縣公署布告》，其文專爲保護繼成堂的《通書》版權而發。

　　（2018年10月9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