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21日電（作者汪毅夫）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昭和天皇裕仁透過“日本放送協會”（NHK）、透過廣播電台發佈《大東亞戰争終結/詔書》（簡稱《終戰詔書》）。裕仁説了啥、咋説的？

　　裕仁在《終戰詔書》裏開口就説：“蓋謀求帝國臣民之康寧，同享萬邦共榮之樂，斯乃皇祖皇宗之遺範，亦爲朕所眷眷不忘者”。投降之時，投降之人尚“眷眷不忘”自我吹嘘。武漢大學馮天瑜、任放教授的《日本對外侵略的文化淵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版)，以480萬字的宏篇巨制令世人信服地説明和證明：日本統治階級發動對外侵略是有其文化淵源的。包括裕仁在内的日本統治階級對此並未深刻反省。《終戰詔書》承認“排斥他國之主權”、“侵犯他國之領土”等戰争罪責，也承認“接受聯合公告（《波士坦公告》）”，但用“固非朕之本意”和“飭帝國政府接受聯合公告”的説詞，爲天皇的戰争罪責開脱、也爲天皇制的危機開脱。

　　《終戰詔書》有意埋設伏筆。如，“朕對於始終與帝國同爲東亞解放而努力之諸盟邦，不得不深表遺憾”，將侵略説成解放，對幫兇和同案犯道歉却不對受害國道歉；再如，“念及帝國臣民之死於戰陣、殉於職守、斃於非命者及其遺屬，則五臟爲之俱裂；至於負戰傷、蒙戰禍、失家業者之生計，亦朕所深爲軫念者”，却毫不念及受害國人民蒙受的巨大損失、困苦和傷痛；又如，“敵方最近使用殘虐之炸彈，頻殺無辜”，却隱匿了日軍使用細菌炸彈等“頻殺無辜”的罪惡；又如，“對英、美兩國宣戰”，却不提對中國開戰，也不把中國當主要的受害國和戰勝國；又如，“交戰已閲四載”，將其侵略戰争的起始回縮至1941年。

　　《終戰詔書》套路滿滿。然而，日本發動侵略戰争的罪惡歷史任誰也抹去不得。

　　（2018年8月19日記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