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29日電（作者汪毅夫）明代末年，以“三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名聞天下、名傳至今的馮夢龍在福建壽寧知縣任上撰《壽寧待志》，書中有關於“典賣其妻”陋俗的重要證言，略謂：“或有急需，典賣其妻，不以爲諱。或賃於他人生子，歲僅一金，三周而滿，滿則迎歸。典夫乞寬限，更券酬直如初。亦有久假不歸，遂書賣券者”。馮夢龍於此記録了“典賣其妻”的多種方式，典妻、賣妻和租妻，以及續典、續租和改典爲賣、改租爲賣。這幾種方式都以妻子爲廉價商品。典妻是免費的，本夫在約定到期須交還典金，而典期内妻子相當於扺押品和典金利息供典夫使唤（包括爲其生子）；租妻“三周而滿”即租期三年，是爲受孕、懷孕、生産、哺育設計的，而“歲僅一金”即一兩金花銀，不足於購米一石；與典妻、租妻的免費、低租金相應，賣妻當然也是廉價的。

　　福建壽寧縣擋案館庋藏的“賣妻券”（檔案編號023）是“典賣其妻”的證物（圖一）。從該“賣妻券”可知，民國二十七年即1938年，本夫黄阿贊將妻子龔招琴賣與陳世榮，只得禮金法幣10元。在該“賣妻券”裏，在見（見證人）、媒人（中介人）和代筆（書券人）均畫圈而不署名，他們將名字“陳四”、“發叔”和“辛女”簽寫在券之邊角。據福建省文史館館員陳正統老人報告，“典賣其妻”和經理其事的行爲都被認爲是骯臟的事，一般要在猪圈裏爲之，所用筆、墨也要棄之。“陳四”等人的署名方式，乃出於避諱甚至避穢的考量。由此看來，馮夢龍所記“不以爲諱”應該僅是一時一地的情况。

　　我也是老人，自幼及長，常接受“憶苦思甜”教育，常聽得“萬惡的舊社會”一語。我想，今之海峽兩岸青少年，亦應略知“舊社會”之“萬惡”也。

　　（2018年7月28日記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