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14日電（作者汪毅夫）我曾多次到台南祀典興濟宫參訪，每次都會看到清代台灣知府周懋琦題寫的楹聯。我看得明白真切，其上聯“秉筆陋元臣醫藥神靈宋史漏收方伎傳”是對《宋史》的批評：《宋史》編寫功成，讀者很快發現，宰相號稱“元臣”，但《宋史》將宋代干道、淳熙年間的宰相曾懷和嘉定年間的宰相錢象祖遺漏了；另外，興濟宫主祀的“保生大帝”生前是“醫藥神靈”的名醫，《宋史》之《方伎傳》未收其人，也是失誤。

　　我也曾多次到台灣“中研院”拜訪，聽著名學者如李亦園教授等説起胡適和傅斯年，經他們指點，我在《台北文物》第五卷第四期（1956年6月30日出版）看到胡適、傅斯年批評《宋史》的意見。胡適説：“台大前校長傅斯年也講過，他説，史家有謂《宋史》於廿四史中乃最壞者，我却以爲《宋史》在廿四史中價值最高的。爲什麽呢？就是因爲它保有的史料最多，編纂、整理、删節的史料少。”

　　是是非非（好處説好、壞處説壞），這是我在台灣看到的先賢和前輩的學術風範。

　　（2018年7月11日記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