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15日電（作者汪毅夫）歷史上，溺女（溺棄女嬰）和錮婢（錮婢不嫁）曾經成爲風氣、成爲嚴重的社會問題。溺女之風剥奪女嬰的生存權，錮婢之風剥奪婢女的婚姻權甚至性生活權，凡此嚴重障礙社會成員共同生活、共同進步的問題當然是嚴重的社會問題。

　　我注意到，有幾本古書一致斷言：台灣古無溺女和錮婢之風。康熙《台灣府志》（1685）記：（台灣）“無永錮之婢女，此亦遐陬之善俗也”；雍正《諸羅縣誌》（1724）記：“男多於女，有村莊數百人而無一眷口者。蓋内地各津渡，婦女之禁既嚴，娶一婦重費百金，故莊客佃丁，稍有贏餘，復其邦矣。或無家可歸，乃於此置室，半皆再醮、遣妾、出婢也。台無愆期不出之婢”；干隆《台灣府志》（1746）記：“省直各州縣，並設普濟、育嬰二堂。台郡以在海外獨闕，蓋台地土著者少，户口未繁，嬰孩從無棄者”；胡建偉《澎湖紀略》（1771）記：“(澎湖)無禁錮婢女之事”。我還注意到，上記情况乃發生於台灣歷史上的移民社會階段。

　　吾師陳孔立教授在其學術名著《清代台灣移民社會研究》裏告訴我們：大約在1860年前後（清咸豐年間），台灣從移民社會轉型爲定居社會，人口增長也轉爲自然增長。在移民社會階段，輸入的人口幾乎全是單身的男性移民，這造成人口性别比失衡即“男多於女”的情况。在此情况下，自然不會發生溺棄女嬰和禁錮婢女的風氣。咸豐以後，此風漸長。成書於咸豐二年（1852）的劉家謀《海音詩》已記有救濟台灣婢女的故事；唐贊衮《台陽見聞録》則記，咸豐四年已建有救濟女嬰的“台郡育嬰堂”。光緒年間，《安平縣雜記》記:“台南鄉婦常有溺女事”，安平知縣範克承則立有《嚴禁婢女不嫁碑》。可見進入定居社會階段以後，台灣也有溺女和錮婢之風。

　　（2018年6月14日記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