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7日電（作者汪毅夫）2014年，我在台南成功大學訪學時意外得知，台灣作家葉石濤晚年寫了一本“很黄的書”《蝴蝶巷春夢》。

　　熱心的學生很快買了一本送我，並囑我“發表讀後感言”。

　　我記得1924年魯迅翻譯、新潮社出版了日本文藝批評家厨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厨川白村認爲，“生命力受了壓抑而生的苦悶懊惱乃是文藝之根柢”，故謂文藝爲“苦悶的象徵”。應該瞭解和理解，葉石濤在其寫作生涯遭受了因受限（包括自我設限）而生的苦悶。例如，涉及政治題材，他會自我告誡“不要寫這條代志（事情）”。我在《語言的轉换與文學的進程》（收拙着《閩台區域社會研究》，鷺江出版社2004年版）裏曾指出，葉石濤在台灣光復初期，於1948年7月12日、1948年8月8日刊於台灣《新生報》的《澎湖島的死刑》、《汪昏平·猫·和一個女人》乃是他用日文寫作、由潜生譯爲國語的。他經受了多年不會用國語寫作的苦悶。

　　到了晚年，葉石濤寫作《蝴蝶巷春夢》，追求的應是言先前未敢言的快感。然而，作家須有社會責任感，夸張的色情描寫對於青少年、對於性道德會有負面的影響。

　　葉石濤對台灣文學有相當的貢獻，但《蝴蝶巷春夢》却是得分很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