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認同研究在台灣的發展

　　在台灣，關於“認同”的問題始終是探討兩岸關係的内在因素之一。“認同”的重要性，在於它可以影響主要政黨對於兩岸政策的立場，進而影響政府的主張與决策，並進一步牽引着兩岸關係的走向。從1990年代起，隨着政治上民主化的改革，在歷次的選舉中，認同議題甚至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着選舉結果。認同的議題具有高度的動員能力，影響政黨競争與選舉成敗，也影響台灣的兩岸政策發展，影響兩岸關係的變化，關於認同的研究也有相當多元而豐富的研究成果。

　　整體而言，認同研究在台灣的發展，可以按研究主題區分幾類，首先就是選舉研究。鄭夙芬（2009）的研究指出認同與“總統大選”的幾個特殊性，包括1.台灣認同逐年增加；2.台灣意識高者，偏向支持泛緑；3.在總統選舉中，認同的影響力雖存在，但低於政黨認同。鄭夙芬：《族群、認同與投票抉擇》，《選舉研究》2009年第16卷第2期，第23-49頁。

　　盛杏湲（2002）指出，政治精英策略性操作統獨議題，雖在選舉中可以獲益，但也阻礙持續的發展。而統獨議題有可能隨着世代而逐漸降低其影響力。盛杏湲：《統獨議題與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爲》，《選舉研究》2002年第9卷第1期，第41-80頁。

　　王鼎銘（2001）發現，層級越高的選舉，例如“立委”、“總統”，認同議題的影響力越重要。縣市長的部分，則是傾向於政策與政黨認同。王鼎銘：《政策認同下的投票效用與選擇：空間投票理論在不同選舉制度間的比較》，《選舉研究》2003年第10卷第1期，第171-206頁。

　　其次是研究認同議題與兩岸關係或台灣的兩岸政策相互的影響。陳陸輝等（2012）指出，隱藏於“理性自利”背後的“感性認同”，目前是影響台灣民衆看待兩岸議題的真正關鍵，亦是造成“兩岸愈好，台灣認同愈高”的主因。陳陸輝、陳映男、王信賢：《經濟利益與符號態度：解析台灣認同的動力》，《東吴政治學報》2012年第30卷第3期，第1-50頁。

　　張亞中（1999）將認同的内涵分爲國家、民族與制度。並指出制度認同存在鴻溝，民族認同雖未斷裂，但已出現轉折（偏向台灣認同），而國家認同則是没有嘗試建立。是以，張亞中認爲，兩岸除非有對於國家“共同的願景”，建立垂直認同的主體，例如歐盟模式，否則僅堅持單一認同，將無助於解决現狀。

　　第三類是研究認同的本質，以及與台灣近代史的關係。李筱峯（1996）將“二二八事件”視爲台灣民族主義的起點，因爲日本殖民雖有漢人意識，但並未有成立國家的想象。而“二二八”是造成“祖國夢碎”的主因，並開始借由建立台灣民族主義以完成獨立建國的目的。李筱峯：《一百年來台灣政治運動中的國家認同》，收於張炎憲等編，《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台北：財團法人吴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1996年，第275-301頁。

　　陳翠蓮（2008）的專書《台灣人的扺抗與認同 1920-1950》相當細膩的分析了台灣國族主義在日本殖民後期一直到“二二八事件”之後具體成形的過程。該書指出台灣認同出現與建國獨立合併，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二二八事件”使得台灣人認知到歷經殖民之後，台灣的文化已經非漢非和，加上“二二八”的打壓，使得台灣認同和獨立自主成爲相同的一件事。陳翠蓮：《台灣人的扺抗與認同 1920-1950》，台北：遠流出版社2008年。

　　吴乃德（2005）以理性、感性的本質，分析認同的形成。並以“麵包”與“愛情”加以比喻。吴的文中指出，台灣的認同議題並非穩定不變，而是經歷巨大變動。此外，基於“愛情”，也就是感性的認同，大於“麵包”，也就是經濟效益的影響。吴乃德：《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衆民族認同的變動》，《台灣政治學刊》2005年第9卷第2期，第5-39頁。

　　徐永明、範雲（2001）則是討論認同的變遷，如何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以及與兩岸衝突的過程相互作用的軌迹。徐永明，範雲：《“學作”台灣人：政治學習與台灣認同的變遷軌迹》，《台灣政治學刊》2001年第5卷第1期，第3-63頁。

　　前述這些在台灣關於認同議題的研究，可以發現無論是將認同從選舉因素解釋、或是進行工具性解釋、或是從歷史與本質來剖析，“台灣認同”都已經是一項相當成熟，而且具體發揮政治影響的現象。對此，本文進一步想要觀察的是，從民間社團的名稱是否也能看到台灣認同的若干發展趨勢？若前述的台灣認同具體存在并且日益成熟，那麽是否也反映在民間社團的名稱？亦即，以台灣冠名的社團，是否也高於以“中國”或“中華”冠名的社團？而不同類型的社團，是否有不同的趨勢？

　　二、台灣民衆認同的趨勢分佈

　　認同變化的趨勢調查，在台灣隨着執行機構的不同，以及解讀的不同，有相當復雜甚至迥异的訊息結果。舉例而言，台灣競争力論壇進行多次“國族認同調查”，在最近一次公佈的資料中指出，目前台灣其他單位所采用的“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問卷設計，夸大了台灣地區民衆認同或支持台灣獨立的比例。台灣競争力論壇的“國族認同調查”顯示，先提示兩岸人民具有共同的血緣、語言和歷史文化，台灣地區一直有不低於83.6%的人，認爲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在肯定了中華民族一份子的身份之後，再去問受訪者是不是“中國人”時，認爲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就大幅提高，且高過否定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報導全文參見：“2017上半年台灣民衆國族認同調查記者會”新聞稿，網址：http://www.tcf.tw/20170427%E5%8F%B0%E7%81%A3%E6%B0%91%E7%9C%BE%E5%9C%8B%E6%97%8F%E8%AA%8D%E5%90%8C%E8%AA%BF%E6%9F%A5%E7%B5%90%E6%9E%9C%E8%A8%98%E8%80%85%E6%9C%83/.，最後檢閲：2017年12月5日。

　　再例如美國杜克大學亞洲安全研究中心，委托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的“台灣國家安全調查”進行15年的認同趨勢調查研究。在提問上不加任何面向的前提條件，例如文化、歷史、血源、統治等，因此民衆在回答這個問題時，不同年度回答的背後内涵是可以被進一步詮釋。此外，選項裏加入了雙重認同——“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這與一般測量社會或群體認同的題目非常不同，而從台灣民衆有非常大一部份選擇這個選項來看，這種設計確實抓到了一些台灣民衆考慮與定位自己認同的復雜性。結果發現，最年輕的世代（1980年後生）來説，該世代台灣認同最高、且隨時間上昇是比較好理解的。分析全文請見：《變動的“台灣人”》，網址：https://www.twreporter.org/i/draw-taiwaness-recognition/index.html.，最後檢閲：2017年12月5日。

　　前述兩例可以發現，由於問卷設計的不同，加上解讀方式也有所异，因此台灣認同的趨勢分佈，始終存在一定程度的“各自解讀”。即使如此，交叉比對後，有個共同的現象確實存在，那就是單一台灣認同的趨勢持續上昇，且集中在年輕世代的身上。在這次選舉當中（2016年總統與立法院選舉），根據台灣智庫的數據，年輕選民群體中支持緑營總統候選人的比例也在五成五左右，而20至29歲選民的投票率是74.5%，明顯高於平均投票率，這就明顯拉昇了緑營、尤其是民進黨的選情。另一方面，年輕世代選民中投票給國民黨的非常少（投給朱立倫、王如玄的只有6.4%），而國民黨則是在政治認同光譜中最接近“中國人”的。當然，這個投票傾向不能精確地吻合國族認同，但我們還是可以從中觀察到大體分佈情况。受訪全文請參見：“在台灣，單一的‘中國認同’幾乎會消失——專訪徐斯儉”，網址：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315-taiwan-Hsu-Szu-Chien02/.，最後檢閲：2017年12月5日。

　　除了各家研究機構直接設計問卷，抽樣訪問來探詢台灣民衆的認同趨勢，是否還有其他相關事實，可以探測台灣民衆的認同變化？本文即以内政部登記之人民團體名稱，來輔证台灣民衆認同趨勢的走向。主要的假設在於，社會中的人民團體，除了團體本身有其特定與專業的社會功能之外，團體内部亦可能對群體認同産生影響。團體本身借由幹部精英，或是同儕之間，都可能强化或改變成員的認同。從名稱的變化趨勢，以及團體屬性的交叉分析，可以作爲解釋認同變化的間接數據之一。

　　三、社團與政黨命名的幾個趨勢

　　目前台灣社會的民間社團主管機關爲内政部，在申請的階段上，内政部的相關數據即建議“申請組織團體名稱”欄載明團體之全稱。在此，中華民國、中華、台灣等三個命名使用的詞彚，即意旨爲“全國性組織”。在實務上没有過多争議，但在政治意涵上却隱含認同差异，而這個認同差异反映在社團命名稱的决定，係交由人民自主决定。至2017年12月爲止，本文扣除數據不齊全（成立時間不明、重復登記、未有核准字號、報備中……等），共編碼社會團體合計14781個，以及328個政黨。在數據分析方面，依據社團/政黨名稱搭配時間軸來加以分類分析。在名稱方面，區分成五類：

　　1.名稱中有“中國”；

　　2.名稱中有“中華”；

　　3.名稱中有“台灣”；

　　4.名稱中同時有中國/中華以及台灣；

　　5.其他。

　　時間軸的部分區分成五個區間：

　　1.1987/12/31日以前：戒嚴時期；

　　2.1988/01/01-2000/05/20：解嚴後以及國民黨執政，李登輝“總統”時期；

　　2000/05/21-2008/05/20：第一次輪替，民進黨執政，陳水扁“總統”時期；

　　3.2008/05/21-2016/05/20：第二次輪替回國民黨執政，馬英九“總統”時期；

　　4.2016/05/21-2017/12/01：第三次輪替回民進黨執政，蔡英文“總統”時期。

　　首先在民間社團方面，總的來看，在解嚴之後，台灣民間社團的成立相當蓬勃。五個區間中，戒嚴時期成立的民間社團只有494個，在解嚴之後到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的期間，成立了2553個社團，陳水扁執政時期成立4109個社團，馬英九執政時期成立6516個社團，蔡英文“總統”上台至2017年12月爲止，成立了1109個社團。再者，區分中國/中華與台灣看，在戒嚴時期，名稱中有台灣的是名稱中有中國或中華的1/3（台灣：126，中國/中華：368）。在解嚴到2000年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時期，台灣更只有中國/中華的1/4（台灣：506，中國/中華：2047）。但這個現象到了民進黨執政之後開始變化，在2000年至2008年期間，新成立的民間社團中，以台灣命名的有2014個，中國/中華則有2095個，已經接近一比一的比例。而在2008年到2016年國民黨重返執政這八年，台灣命名的社團有3449個，超過了中國/中華的3067。蔡英文執政至2017年12月，台灣爲名的社團有644個，也多過中國/中華的465個。由此可見，在蓬勃發展的氛圍下，台灣爲名的社團迅速增加，尤其是2000年以後，出現了超越中國/中華的數量，而且差距持續擴大。

　　就分類後的社團來看，民間社團有些是低度政治性，例如校友會、宗親會，且其名稱受到母體組織的影響而較不具人爲操作的意義。有些也是因應國際稱爲的要求，因此名稱也較無彈性，例如各種體育協會。較值得分析的是學術文化、經濟業務、社福慈善等，這些命名自由度較高的團體。在這三類中，學術文化、社福慈善的變化趨勢大致上和整體趨勢若合符節，也就是大概從中華爲主的命名趨勢，慢慢到台灣與中華大約一比一的趨勢。而經濟業務比較特殊，在2000年以後，以台灣爲名的經濟業務類社團，大幅度超過了中華命名的社團。也就是因應産業在台灣的發展而組成的經濟性民間社團，其命名以台灣爲主的現象較爲明顯。整體而言，民間社團的命名趨勢，隱含了台灣本位主義上昇的發展趨勢。請參見表一。

　　在政黨方面，以時間軸和政黨名稱來看，在1987年以前的戒嚴時期，登記在内政部的合法政黨數有15個，其中12個政黨名稱中有“中國”二字，另外3個爲其他，没有任何政黨名稱中有台灣或是中華。解嚴以後到2000年政黨輪替以前，受到解嚴開放黨禁的影響，新興政黨開始出現。在這個時期中一共增加了76個政黨，其中名稱中包含“中國”的有36個；包含“中華”的有10個，包含“台灣”的有2個，28個爲其他。

　　組織新興政黨的部分，在解嚴初期仍呈現了中國認同爲主的趨勢，但台灣認同或是廣義的中華認同也已經出現。在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時期，新興政黨的登記與名稱變化就有了新的趨勢。新登記的48個政黨中，“中國”與“中華”僅有4個和6個，但政黨名稱有“台灣”的則有20個，其餘歸類在其他的有18個。這和先前以中國或是廣義中華爲主的趨勢有了極大的逆轉。在國民黨重回執政，也就是馬英九“總統”的執政時期，有162個新興政黨的登記。其中“中國”只有9個，“中華”與“台灣”分别有35個與32個，其他有86個是其他。這個現象也説明瞭廣義的中華認同完全取代中國認同，而台灣認同則是持續穩固的情形。最後，在2016年到2017年12月，蔡英文“總統”時期，成立了27個新興政黨，名稱中有中國、中華、台灣的新政黨數目分别爲4個、7個、7個，其他則爲9個。目前看來仍以廣義中華和台灣認同爲主，并且有延續下來的趨勢。政黨命名的階段趨勢請見表二。

　　四、結論

　　關於認同的議題，在兩岸都持續受到關注，尤其是台灣。因爲認同議題在台灣呈現分歧，具有動員能量，同時也是一個可操作的議題。在台灣，認同既是因，也是果。作爲因，是認同必然會影響政府在兩岸關係上的政策與立場，影響兩岸也影響區域的穩定和發展。作爲果，是不同政黨的執政，在政策影響下，會持續深化或刺激認同的形成與團結。尤其對於年輕世代而言，在教育的過程中、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認同的形成或轉化是一個具有可塑性的過程。本文從認同議題在台灣的研究概况、發展趨勢爲基礎，並以民間社團、政黨爲分析的對象，觀察社團命名是否和認同趨勢相符合，同時也觀察不同類型與不同時間的社團命名，所呈現出來的特性。希望可以借此補充對於認同研究的内涵，也可以提供討論認同議題時一個新的觀察點。


　　沈有忠：作者係東海大學政治學係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