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針對中華文化的傳承、國家與民族發展之關聯性以及兩岸關係，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文化是國家與民族的靈魂。文化自信是國家與民族發展之基本、深沉與持久的力量。中華民族復興的前提是文化自信與文化的繁榮興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强國之前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更好搆築中國精神、價值與力量，爲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此外，要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産業發展，滿足人民過美好生活的期待。文化體制改革必須深化，文化管理體制亦需完善，並建構以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結合的體制機制，進而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以成就文化惠民工程，豐富群衆性文化活動。文化政策之重點在於加强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産保護傳承，在此等文化制度與産業基礎上，達成“兩個一百年”國家發展目標。本研究旨在探討中華文化歷經先秦諸子百家，儒、道、釋、新儒學以及新舊三民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發展與傳承，對於中國的再復興以及目前兩岸互動之影響。

　　二、中華文化之傳承

　　中國傳統文化之思想主要有四項重點：第一項重點是天人合一、保合太和的宇宙觀；第二項重點是合二而一、仇必和而解之辯證法；第三項重點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第四項重點是和爲貴、泛愛衆的處世哲學。中國文化之傳承大致可以區分爲三大階段：第一階段自上古至東漢，先秦與諸子百家爲主。第二階段自東漢至清朝，儒、釋、道共存，以儒家爲主。儒、釋、道三家都提倡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以及全社會與全世界的和諧。儒家思想使得中國文化發展出積極樂觀的精神，對於道德價值的高度重視，並開創了重視歷史經驗的傳統。此外，佛教在本質上是主張衆生平等爲主的和平主義宗教，而已經中國化的佛教，更是吸收了儒家仁愛和諧與道家自然和諧的主張，形成其和平和諧理論。准此，可歸納出儒家的和諧觀是“仁和”觀，道家的和諧觀是“天和”觀，佛家的和諧觀是“心和”觀。在此等基礎上衍生出中華和諧文化的特點是道德理性、人文關懷以及和而不同。 

　　第三階段是清末至今，清朝末年西方文化隨着列强的入侵而進入中國，當時知識界對於國家衰弱，找尋强國之路而分爲兩大主流，一派主張抛棄中華文化，全盤西化，另一派則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全盤西化長期以來受到頗多重視，使得中華文化之傳承被認爲是要采用西方價值與發展制度，即奠基在科學與民主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議會民主制，以及後來衍生出之共産主義所引導之計劃經濟與一黨專政的治理模式。其中産生重要影響者有孫中山引入西方民主思想、形成新舊三民主義，以及中國共産黨學習與發展馬克思主義。 

　　新儒家則是一方面致力對儒、道、釋三家做出新的詮釋及應用，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學思想融會在中國傳統智慧之内，從而認定中國傳統哲學也可發展出民主與科學等現代思想，嘗試整合中西哲學。部分新儒家主張者認爲並不需要以其他文化學説體系的角度來變通儒家，而是從儒家本身的體系及其包含的普適性規範出發，發展新時代的儒學。

　　中國共産黨學習與發展馬克思主義至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基礎之上，整合自中華傳統文化，以及中國共産黨在革命、建設與改革的過程中所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之文化。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針對進一步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方法指出，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民族的、科學的與大衆的社會主義文化，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進而成就中華文化之再復興。 

　　三、兩岸互動之文化因素

　　大陸是以漢人爲主流，融入多元少數民族，形塑不同時期之中華文化。台灣則包含四百年間陸續從閩粤一帶移居至台灣的閩南人、客家人，所形成的閩南文化與客家文化，日本殖民台灣時期帶來的日本文化，1949年隨國民政府大量遷台的各省軍民所帶來的各省文化，以及晚近主要是東南亞籍配偶與台灣人民經由婚姻所帶來的新移民文化。

　　以儒學爲代表的傳統文化是兩岸歷史文化的根基，中華民族具有民族認同心理與戀土歸根意識，即與儒學爲代表的傳統文化有緊密的聯繫。中華傳統文化亦是海峽兩岸“和”的基礎。自1949年以來，由於冷戰使得海峽兩岸隔岸分治，無法統一，但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都堅持自己是唯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冷戰結束以及老兵返鄉探親的民意要求，促成台灣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開放前往大陸探親，在1990年成立“國統會”與“陸委會”，這兩個處理大陸事務的最重要機構。此外，通過“國統綱領”（1991年）、到通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1992年），均以“中國”統一爲目標之外，也正視分裂分治的客觀事實。故兩岸半官方機構海協會與海基會於1992年通過協商確立了“一個中國”的原則，達成“九二共識”，並在新加坡進行“辜汪會談”（1993年），開啓了兩岸交流與互動。 

　　兩岸互動的過程中，雙方關係有前述之進展亦有倒退。隨着李登輝在台灣主導修憲，取消“省級”體制，以否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的地位，以宣揚“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主張，並在1997年增加認識台灣課程，以期改變台灣的國族認同。1999年的“88課綱”中，台灣史在中國史範疇内首次單獨出現，“兩國論史觀”首採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三分法。此外，李登輝1999年提出兩岸關係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論述，之後陳水扁抛出“一邊一國論”，停止修憲並提出制訂新憲法、建立新國家的目標，建立以“新台灣人”爲名之台灣民族主義。就文化層面而言，民進黨將李登輝“形塑新台灣人”與陳水扁所實施的“文化台獨”與“兩國論”政策視爲一個連續不斷、最終目標導向“台獨建國”的戰略，而“文化台獨”政策自身的終極目標在於構建“台灣民族主義”或“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主張者認爲，中華文化僅是台灣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中華文化是大陸型文化。台灣多元文化已經由社區文化由下而上的建設與“去中國化”之文化教育，發展出海洋文化與民主自由之價值，進而發展出“台灣主體認同”。

　　台灣在2004年提出“族群多元、國家一體决議文”，明確提出，摒棄同化融合政策，主張尊重差异、共存共榮的多元文化政策。制定“發展新移民文化計劃”，一方面協助大陸配偶與外籍配偶融入台灣社會，另一方面促使民衆接納不同文化，共同建構“包容融合的多元文化社會”。馬英九在2008年執政後，承認以“一個中國”爲基礎的“九二共識”，這使得兩岸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實現兩岸“大三通”、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早收清單與備忘録等多達23項的協議，兩岸得以有更多利益互補和交流融合的機會。

　　蔡英文在2016年5月上台以來，除不承認“九二共識”外，在文化政策方面，蔡英文當局將“同心圓史觀”和“原住民族史觀”爲核心的歷史論述作爲文化政策的理論依據。蔡英文將台灣置於論述的中心，有意將長濱文化、西洋文化、日本殖民文化與中華文化整合爲本土主體性認同的内涵。爲達此目的，蔡英文上任將中國史列爲台灣史、東亞史的支流。從戰略高度，讓“文化台獨”成爲其各項政策的指導原則。蔡英文政府從文化、教育、輿論三管齊下。在教育上，更改高中課綱、歷史改爲“台獨”的同心圓史觀、中國史納入東亞史等等，國文課綱降低文言文比例與篇幅、删除有代表性的文言文課文。徹底斬斷台灣史與中國史的連結，確立“台獨”史觀。此外，通過語言平權和鉗制中華宗教信仰，潜移默化地改造台灣的“文化認同”，並增加少數族群文化、殖民文化、“新住民”文化，人爲製造在血緣、地緣和觀念上與中華民族殊源异歸的台灣民族。蔡英文欲通過推動“文化台獨”的過程，促成年輕世代支持台灣獨立，故通過“文化政策白皮書”和“文化基本法”。此外，蔡英文政府在2017年9月15日正式裁撤“蒙藏委員會”，把相關業務移撥至文化部與陸委會。民進黨政府拒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以不變應萬變。爲因應2018選舉，民進黨與時代力量黨合作，讓“去中國化”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完成立法，以及“公民投票法”完成修法。

　　大陸之對台政策自1979年元旦官方發佈的“告台灣同胞書”中就强調，台灣自古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上普遍承認只有一個中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從上世紀70年代至今，大陸進行兩次戰略轉型:一是從“以階級鬥争爲綱”到“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戰略轉型；二是從“改革開放”到本世紀初開始的“和平崛起”與貫徹科學發展觀的戰略轉型。這兩個戰略轉型可以指引台海兩岸實現“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平等協商、互利雙贏”的需要。  

　　在中共十九大演講中，習近平針對國家發展戰略與中華文化之關係指出，規劃未來發展階段是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可以分兩個階段來安排。第一個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以15年時間，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以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的高度，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强，中華文化影響更加廣泛深入；第二個階段，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以15年時間，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在文化方面則重視産業化與市場機制，培育新型文化業態。 

　　在前述基礎上，習近平提出“兩岸一家親”和“一個中國框架”的對台方略，同時提出復興中華民族、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中國夢”。以復興中華民族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中國夢”作爲發展目標，是否意味着統一時間表的提出？在2016年7月中共建黨95週年大會上習近平提及，“推進和平統一進程，完成統一大業”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在2016年11月1日會見洪秀柱時，習近平具體指出“確保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核心利益，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綫”。 

　　有鑒於此，台灣宜未雨綢繆，先在内部成立相關委員會，負責相關事宜之應對。委員會成員依比例原則，來自黨、政、軍、企、勞工與學術界代表。在政黨方面，各黨派宜在下次“總統大選”時得票在前四名之政黨，依比例原則派出政黨代表。在政府方面，則可推派次長級以上官員，軍方則可派出校級以上軍官代表，企業界之代表可由各大産業理事會推舉，勞工方面則可由各大職業工會推舉代表共同組成委員會。委員會提出具體方案，依循對等原則，與大陸各界代表合組兩岸委員會，探討出兩岸均可接受之和平統一進程的具體方案。

　　四、結論

　　隨着中國大陸經濟社會不斷發展，中華文化亦可發展出新的内涵。目前台灣在議會民主體制下，政府之治理受限於任期制，政策無法延續。政黨在民粹勢力牽制下，無力整合多元文化，多元化的發展反倒變成分裂，使得建構台灣主體認同的復雜度與困難度增加。百姓無所適從，難以形成認同，反倒造成集體挫折。前述各階段傳承之中華文化可爲兩岸文化交流之基礎，以解决民粹與民族主義對兩岸關係所造成之衝擊。


　　王群洋：作者係高雄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