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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學書寫、城市記憶看兩岸的精神整體感和文化一致性——以白先勇、餘光中和王鼎鈞爲論述中心

  兩岸文化同根同源,文係一脈!在台灣文學中,一個突出的現象是許多作家都在他們的作品中描寫大陸城市,並在這種文學書寫中寄託對大陸的懷念、思念之情。台灣著名作家白先勇在他的小説中,一再寫到大陸的桂林、上海、南京;餘光中在他的詩歌中,不斷寫到故都北京;王鼎鈞在他的散文中,則不忘寫到他的家鄉臨沂。這些台灣作家——特别是白先勇——在他們的文學書寫中對大陸城市的涉及,都並非單純地描寫城市,而是在城市記憶中寄託文化情感,在文學表達中呈現歷史滄桑——從中透露出的,則是兩岸的精神整體感和文化一致性。

  白先勇曾在桂林、上海和南京都居住過,在他的記憶中,這幾個城市分别體現出不同的歷史印記,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符號:

  桂林

  提起我們花橋榮記,那塊招牌是響當當的。當然,我是指從前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我們爺爺開的那家米粉店。黄天榮的米粉,桂林城裏,誰人不知?哪個不曉?

  ……

  講句老實話,不是我衛護我們桂林人,我們桂林那個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一站出來,男男女女,誰個不沾着幾分山水的靈氣?……我們那裏,到處青的山,緑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膚也洗得細白了。幾時見過台北這個地方?今年台風,明年地震,任你是個大美人胎子,也經不起這些風雨的折磨哪!白先勇:《花橋榮記》,收入《台北人》2015年1月,第131-134頁。

  桂林是白先勇的家鄉,他對桂林的記憶是美好的,充滿了自豪感和優越感!賀知章《回鄉偶書》詩雲:“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説的大概就是白先勇的這種情形:“我的鄉音也没有改,還能説得一口桂林話”,“我寫文章,心中默誦,用的竟都是鄉音,看書也如此。語言的力量不可思議,而且先入爲主,最先學會的語言,一旦佔據了腦中的記憶之庫,後學的其他語言還真不容易完全取代呢”白先勇:《少小離家老大回——我的尋根記》,收入《昔我往矣》,中華書局2016年1月,第99頁。

  對故鄉的深厚感情不但影響到白先勇的語言記憶,而且也影響到他的家族記憶。白先勇在同一篇文章中寫他回到家鄉和族裏老人“搶着講當年追往事”,“講了許多其他人聽不懂的老話”,並感慨“我們有着共同的記憶,那是整族人的集體記憶。那種原型的家族記憶,一代一代往上延伸”同上,第103頁。

  在語言記憶、家族記憶之外,白先勇對家鄉桂林還懷有一種强烈的美食記憶。《花橋榮記》這篇小説,寫的雖然是台北的花橋榮記米粉店,但它的源頭,却是“從前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我們爺爺開的那家米粉店”,也就是説,《花橋榮記》這篇小説不但寫了桂林/桂林人,而且還建立在桂林美食(米粉)的基礎之上——這表明白先勇對桂林的美食記憶,是何等的强烈!多少年後在散文中,白先勇這樣寫他對桂林米粉的美食記憶:花橋橋頭,從前有好幾家米粉店,我小時候在那裏吃過花橋米粉,從此一輩子也没有忘記過。……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處去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鄉愁引起的原始性的飢渴,填不飽的。我在《花橋榮記》裏寫了不少有關桂林米粉的掌故,大概也是“畫餅充飢”吧。同上,第104頁。

  語言記憶、家族記憶也好,美食記憶也罷,在這些具體的記憶背後,其實都是文化記憶。白先勇自己是作家,對歷史上與自己家鄉有關的文人墨客的文化遺迹,自然比一般人要來得熟悉,也因此而有一種更加親近更加强烈的文學/文化感情。在文章中他這樣表達自己的感情:

  自唐宋以來,吟咏桂林山水的詩文不知凡幾,很多流傳下來的都刻在各處名山的石壁上,這便是桂林著名的摩崖石刻,僅宋人留下的就有四百八十多件,是一筆豐富的文化遺産。在象鼻山水月洞裏,我看到南宋詩人範成大的名篇:《復水月洞銘》,範成大曾經到廣西做過安撫使,桂林到處都刻有他的墨迹。洞裏還有張孝祥的《朝陽亭詩並序》。來過桂林的大詩人真不少:黄庭堅、秦少游,他們都是被貶到嶺南來的。其實,唐朝時就有一大批逐臣遷客被下放到廣西,鼎鼎有名的當然是柳宗元,還有宋之問、張九齡,以及書法家褚遂良。……白居易説“吴山點點愁”,桂林的山看了只會叫人驚喜,絶不會引發愁思。從桂林坐船到陽朔,那兩個多鐘頭的灕江舟行,就如同觀賞南宋大畫家夏珪的山水手卷一般,横幅緩緩展開,人的精神面便跟着逐步提昇……灕江風光,無論從哪個角度來拍,都是美的。白先勇:《少小離家老大回——我的尋根記》,收入《昔我往矣》,中華書局2016年,第105-106頁。

  上海

  如果説桂林引動白先勇鄉思的是語言、家族、美食和歷史文化,那麽上海和南京則給白先勇留下了現代文化記憶。在《上海童年》中,白先勇這樣描寫他童年時眼中的上海:

  記得第一次去游“大世界”,站在“哈哈鏡”面前,看到鏡子裏反映出扭曲變形後自己胖胖瘦瘦、高高矮矮的奇形怪狀,笑不可至。……上海本來就大,小孩子看上海,更加大。戰後的上海是個花花世界,像只巨大無比的萬花筒,隨便轉一下,花樣百出。

  ……

  童稚的眼睛像照相機,只要看到,咔嚓一下就拍了下來,存檔在記憶裏。……後來到了台灣上大學後,開始寫我的第一篇小説《金大奶奶》,寫的就是上海故事。後來到了美國,開始寫我的小説集《台北人》,頭一篇《永遠的尹雪艷》,寫的又是上海的人與事,而且還把“國際飯店”寫了進去。我另外一系列題名爲“紐約客”的小説,開頭的一篇《謫仙記》,也是寫一群上海小姐到美國留學的點點滴滴,這篇小説由導演謝晋改拍成電影《最後的貴族》,開始有個鏡頭拍的便是上海的外灘。這些恐怕並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漸醖釀發酵,那些存在記憶檔案裏的舊照片拼拼凑凑,開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歡離合的人生百相來,而照片的背景總還是當年的上海。白先勇:《上海童年》,收入《樹猶如此》,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61-64頁。

  白先勇在上海的那一段童年歲月,不但給他留下了“萬花筒”般的美好記憶——這些記憶許多成爲他日後創作的素材來源和背景材料,而且也開啓了他對崑曲的濃厚興趣,“抗戰勝利,伶界大王梅蘭芳回國公演,假上海美琪大劇院一連四天崑曲,戲碼貼的是‘刺虎’、‘思凡’、‘斷橋’,還有‘游園驚夢’……那次我也跟着家人去看了,看的是‘游園驚夢’,……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崑曲,我才十歲,一句也聽不懂,只知道跟着家人去看梅蘭芳。可是‘游園驚夢’中那一段‘皂羅袍’的音樂,以及梅蘭芳翩翩的舞姿,却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里,那恐怕就是我對崑曲美的初步認識吧”白先勇:《驚變——記上海昆劇團<長生殿>的演出》,收入《第六只手指》,爾雅出版社1995年,第30-31頁。

  這個童年時代的上海記憶,直接導致了白先勇在1966年創作小説《游園驚夢》(其中寫到崑曲),1982年將小説《游園驚夢》改編成話劇(其中將崑曲表演直接搬上話劇舞台),乃至2002年開始製作青春版崑曲《牡丹亭》。2004年崑曲青春版《牡丹亭》製作成功。從2004年到2011年,青春版崑曲《牡丹亭》在中國(含台灣、香港、澳門)、美國、英國、希臘、新加坡演了200場(至今已經演出超過300場),觀衆人數達幾十萬人,在全世界産生了廣泛而又巨大的影響。崑曲這種中國(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美結晶能够在當今世界産生如此深刻、具有衝擊性的影響,應當説其最初源頭,與白先勇童年時代在上海的崑曲記憶,有着一定的内在聯繫。

  南京

  如果説桂林的語言記憶、家族記憶、美食記憶和歷史文化記憶是白先勇大陸城市記憶的根基,上海的現代都市記憶和崑曲記憶是白先勇大陸城市記憶的拓展,那麽南京的抗戰記憶和崑曲記憶,則是白先勇大陸城市記憶的“立場”。在《石頭城下的冥思》一文中,白先勇特别對南京的石頭城、中山陵、江東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感情深厚:石頭城記録的是“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歷史滄桑;中山陵銘刻的是“天下爲公”的美好理想;而江東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承載的,則是中國人的近代屈辱和日本人侵略中國的鐵证——“除非他們誠心懺悔,他們的民族靈魂,將永無得到洗滌救贖的一日”白先勇:《石頭城下的冥思》,收入《樹猶如此》,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67頁。

  白先勇的這一嚴正立場,在《豈容青史盡成灰》中得到全面闡發,面對“日本文部省修改日文教科書,企圖掩飾洗刷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侵略亞洲各國的罪行”,白先勇呼吁“我們必須心存警惕:日本軍國主義曾經帶給我們國家民族無窮灾禍,那一段痛史,毋容竄改,毋容抹煞”白先勇:《豈容青史盡成灰》,收入《樹猶如此》,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69-74頁。

  白先勇這一强烈的民族主義立場,顯示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鮮明的愛國情操!

  白先勇的愛國情操不僅表現爲政治上的民族主義,也體現爲文化上的中國主義!他在南京看到張繼青的崑曲“三夢”,喜不自禁,感嘆“崑曲是最能表現中國傳統美學抒情、寫意、象徵、詩化的一種藝術,能够把歌、舞、詩、戲糅合成那樣精緻優美的一種表演形式,在别的表演藝術裏,我還没有看到過”,崑曲“能以最簡單檏素的舞台,表現出最繁複的情感意象來。試看看張繼青表演《尋夢》一折中的《忒忒令》,一把扇子就扇活了滿台的花花草草,這是象徵藝術最高的境界,也是崑曲最厲害的地方。20世紀的中國人,心靈上總難免有一種文化的飄落感,因爲我們的文化傳統在這個世紀被連根拔起,傷得不輕。崑曲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一門戲劇藝術,曾經有過如此輝煌的歷史,我們實在應該愛護它,保護它,使它的藝術生命延續下去,爲下個世紀中華文化全面復興留一枚火種”白先勇:《我的崑曲之旅——兼憶1987年在南京觀賞張繼青<三夢>》,收入《昔我往矣》,中華書局2016年,第222-223頁。

  此時白先勇的崑曲記憶 ,已經與中華文化的全面復興相聯結,不但具有了一種文化戰略的視野,而且也成爲他努力實現中華文化文藝復興的内在動力!

  北京

  無獨有偶,與白先勇同時代的台灣作家餘光中、王鼎鈞,也在他們的大陸城市書寫中,展現出與大陸城市相關聯的精神記憶和文化感受。餘光中在他的詩作《訪故宫》中,這樣寫他對北京的理解:

  ……

  那許多鎏金的大銅缸/四下裏打量/只要有一口可藏/等北京陷進了夜色/那邊的交泰殿裏/空了的銅壺,你聽/就開始寂寞的滴漏

  而擺了幾百年的架子/所有守宫的獸像/都蠢蠢欠起身來/在像座上笑談起前代/許多訛傳的野史/直到儲秀宫深處傳來/慈禧的一聲咳嗽

  把所有的飛鳳,蟠龍/都嚇了一大跳/所有的龜鶴和太監/肅静中,聽更遠處/沿着運河/正隱隱地撼動/八國聯軍的砲聲

  餘光中在這首詩中,通過對故宫的想象和擬寫,寫出了北京的歷史悠久(滴漏、野史,還有慈禧的咳嗽),寫出了歷史的風雲變幻(八國聯軍的野蠻入侵),更寫出了中國人内在的民族力量(肅静中,聽更遠處/沿着運河/正隱隱地撼動/八國聯軍的砲聲),這種力量雖然貌似沉默,但其足以撼動八國聯軍入侵的砲聲!在這裏,餘光中的歷史記憶/認知龢民族立場,毫無疑問秉持的是中國人(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歷史觀龢民族國家觀!對封建歷史的反思,對大河般的中國底層人民力量的肯定,搆成了這種現代歷史觀龢民族國家觀的核心内容!這樣的文學書寫和城市聚焦,體現的是一種民族記憶!

  臨沂

  台灣作家王鼎鈞在《瞳孔裏的古城》一文中,這樣描寫他的故鄉臨沂:“故鄉是一座小城,建築在一片平原沃野間隆起的高地上。我看見水面露出的龜背,會想起它;我看見博物館裏陳列在天鵝絨上的皇冠,會想起它,想起那樣寬厚、那樣方整的城墻”王鼎鈞:《瞳孔裏的古城》,收入《王鼎鈞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47頁。

  從王鼎鈞的這段文學中,不難看出他對故鄉的深厚感情:“春天,學校辦理遠足,從一片翻滚的麥浪上看它的南面,把它想象成一艘巨艦。夏天,從外婆家回來,繞過一座屏風似的小山看它的東面,它像一座世外桃源。秋天,我到西村去借書,穿過蕭蕭的桃林、柳林,回頭看它,像讀一首詩。冬天,雪滿城頭,城内各處炊烟裊裊,這古老的城鎮,多麽像一個在廢墟中剛剛蘇醒的靈魂”同上,第47-48頁。,在王鼎鈞的情感中,“故鄉是一個人童年的摇籃,壯年的撲滿,晚年的古玩……”,一個對故鄉有着如此深情的作家,他的故鄉永遠不會失去,因爲他會“把那塊根生土長的地方藏在瞳孔裏,走到天涯,帶到天涯。只要一寸土,只要找到一寸乾净土,我就可以把故鄉擺在上面,仔細看,看每一道折皺,每一個孔竅,看上面的銹痕和光澤”同上,第47頁。。王鼎鈞在這篇散文中對大陸城市的書寫,以臨沂這個小城爲聚焦,呈現的是一種濃烈的鄉土記憶!抒發的是一種博大的家國情感!這種鄉土記憶、家國情懷,在台灣作家張我軍、鐘理和、林海音筆下的北平/北京中一再出現——由此可見台灣作家書寫大陸城市以展現鄉土記憶,抒發真實情感,並非個别現象,而是群體行爲!

  無論是白先勇在桂林寄寓他的語言記憶、家族記憶、美食記憶、歷史文化記憶,還是在上海、南京寄寓他的都市記憶、抗戰記憶、崑曲記憶;也無論是餘光中在北京寄寓他的民族記憶,還是王鼎鈞在臨沂寄寓他的鄉土記憶……,他們的一個共同點,就在於這些台灣作家在精神上與大陸有着一種血肉相連的整體感,在文化上與大陸有着一種天然的一致性!他們是台灣作家,更是中國作家!在他們的文學世界和精神世界裏,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他們向人們展現的,是海峽兩岸在精神和文化層面,具有與生俱來、不可分割的天然整體感和有機一致性!


  劉 俊:作者係南京大學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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