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文化自信”成了一個流行名詞。這個名詞之所以能够流行起來，當然不只是因爲是習近平主席説的，而是有着幾種歷史語境所共同塑造的。第一個歷史語境是從晚清以來，在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一種集體的委屈感，這個委屈感曾經爆發爲義和團事件，但其結果只是换來了民族更大的屈辱。後來，五四的全盤西化論開始，這無疑是一種對文化自信的完全摧折。如果説義和團乃是一種由於自卑而唤起的自大狂作祟，那五四就是純然墮入自卑之中而已。這種自卑病是一個感染了全民族的病，越是對民族恨鐵不成鋼，就越容易落入這種病的控制。李澤厚説近代中國有一種“救亡壓倒啓蒙”的氛圍，整個西化過程的確如此，西化的必要性顯然是無庸置疑的，但是西化成功的關鍵是啓蒙。但在救亡壓倒啓蒙的氛圍中，啓蒙就很難完成，由於文化自卑帶來的急切，就讓我們離啓蒙更爲遥遠。

　　第三個語境則是抗戰的民族團結。平心而論，抗戰乃是中國有歷史以來，整個民族所遭逢的最大危機。倒不是因爲當時日本的軍力遠遠强過我們，而是基於兩點，一是日本雖非中國藩屬，但長期以來日本皆是以中國爲典範的國度，現在一個東瀛小國居然在甲午戰争徹底擊敗中國，這當然是對中國人心的最大震撼。不只如此，抗戰時中國確有亡於日本的危險。以歷史而論，中國並不是没有亡於异族的經驗，但從來這些异族都是文化上遠低於中國的民族，因此中國雖淪亡，但很快我們就靠文化力同化了這些异族，也因而更擴大、豐富了中國的文化面貌。可是對日抗戰，當時日本却自詡文化是高過我們的，换句話説，萬一中國亡於日本，日本必會對中國文化强行改造，那中國就不只是亡國，而是用顧亭林的話説，更是“亡天下”了。也因此，抗戰終於在近代史中第一次激起了全民族的覺醒與團結！

　　當然，抗戰的民族團結，絶大部分的心力是放在擊敗日寇的軍事侵略上，在文化上的努力是絶少的。因此這個覺醒與團結也還遠遠談不上告别自卑，只是給了民族恢復自信的一個契機而已。而勝利後，我們民族又經歷了種種曲折，直到今天，第四個語境才告真正出現，那就是整個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當中國的GDP真正做到了超英趕美，從抗戰以來恢復文化自信的契機也才終於開始成熟了。古話説“倉廪實而知禮義，衣食足而知榮辱”，論語也説“庶、富、教”，於是“文化自信”這個命題也就必然要應運而生了！

　　一、文化自信的首要意義在於重新啓蒙

　　作爲國家領導人，習主席“文化自信”的提法，當然意在指明方向，鼓舞人心，而不必是一個嚴謹的知識概念。如果文化自信是對着百年來民族的文化自卑而説的，則文化自信的説法，便不會只是任何盲目片面的、義和團式的自信，這自信必須是有基礎的，是一個經過深刻反省的，知道我們之前不足的，知道造成我們自卑之原因的自信，所以它會是平和、謙虚、穩健、實在的，也是有步驟、有方向、接地氣、有耐性的。在我看來，這裏面最重要的一個關鍵詞，就是我們民族需要一次“重新啓蒙”。

　　這是什麽意思呢？是説我們民族依然處於蒙昧狀態中嗎？當然不是！其實百年來我們一直在做着啓蒙的工作，但如果我們也没有那麽妄自尊大的話，則我認爲李澤厚先生“救亡壓倒啓蒙”的説法，對針砭我們民族百年來的啓蒙工作，還是有一定效力的。這也就是説我們民族整個啓蒙工作，不免陷入了一種太急切的心態之中，以至於在許多物質性的、器物層次的層面，我們很快追上了，甚至超越了西方許多現代國家，但是在整體制度性的、精神文明的層面，却交雜着許多前現代的内涵與文化習慣，洵至在我們民族中，經常看到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東西的交雜與不協調。

　　這也就是説，我此處所謂的重新啓蒙，不是説我們要來一次打掉重練，而是要來一次對啓蒙的重新反思，重新認識，反思我們目前的文化現象在哪些層面存在着不協調、不足，甚至是矛盾衝突的地方，並找出應對之道。這當然是一個需要耐心，也需要面對自己之勇氣的事。而無論如何，我們首要的便是要借鑒西方意義的啓蒙，因爲這是近代中國繞不過去的課題，而且也是一個必須將之納進未來我們的文化之中的課題，没有這個認識，我們的文化自信便無從建立。

　　但西方意義的啓蒙，其内涵究竟是什麽呢？有兩篇文章，大概是談這個問題的人通常都會優先引述的，一篇是康德的，一篇是傅柯的，兩篇同名爲何謂啓蒙，但兩篇却給人完全不同的圖像。依照康德所説的啓蒙，簡單説就是完全地服膺理性，這意味着在人生、知識、社會、經濟、政治體制等各方面的完全理性化。這一基本内涵其實到現在依然是啓蒙的最基本精神，正是理性打破了一切蒙昧，而我們也應該承認，我們中國人各方面的社會運作，理性化的程度的確還是不够的，因此這個基本内涵還是我們發展文化時所必須再三注意的地方。

　　而另一方面，傅柯對啓蒙的晦暗的描繪，也的確指出了啓蒙的理性精神在這個時代所出現的异化現象，當理性無法制約欲望，工具理性就有了膨脹的空間，於是啓蒙的理性也就開始給我們帶來了不是那麽昂揚、進步的圖像，這裏當然也表示了當我們在接受啓蒙理性的洗禮時，也要警惕理性所可能給我們帶來的負面東西，從而使我們可以避開當代西方社會、經濟乃至知識、文化發展中的某些偏失。

　　從上述的兩個面向，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務，就是能够從我們文化的根部，自己生發、成長出理性的精神，我們必須意識到理性精神確實不是我們文化的長處所在。同樣的，對西方而言，理性精神固然導致了西方文化主導了近代世界，但理性本身的异化，却也讓西方文化出現了重大的疲態，過度的資源浪費、文明之間的巨大衝突等等，都也告訴了我們，在我們學習啓蒙精神時，也必須以足够的批判與警覺，不要掉進理性的陷阱裏去。總之，帶着敬意與批判地學西方，學習理性的優點，揚其長、避其短，這可能是我們對重新啓蒙所必須具備的最優先認識。

　　二、重新啓蒙的方法論在於返本開新

　　前面我們提到要真正建立文化自信，就需要對我們的文化進行一次重新啓蒙，而對於重新啓蒙，我也認爲在面對理性精神時，需要揚其長、避其短，然而我們憑藉什麽讓我們可以既穩健地學習到人家的理性精神，又真的可以揚長避短呢？對這樣一種文化融合的過程，我們並没有任何更具高屋建瓴的參考架構可資運用，但有没有一種可以“摸着石頭過河”的方法論呢？

　　對於這個問題，當代新儒家幾位先生，曾經提出過一個很有建設性的方法論概念。這個概念也就是“返本開新”，這個概念究竟意指着什麽呢？

　　返本開新，顧名思義，當然是説要回到我們文化的本源，並以此爲基礎來開出新的内涵，這也許也可説是某種現代版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復古更化”！但怎麽樣纔可以回到我們文化的本源？用什麽樣的方式回到文化的本源？又怎麽樣纔可以把握到這個本源來開啓新的内涵？用什麽樣的方式來開啓新面向？這却是處處艱難，而且没有任何既定模式可循，在這裏，正是需要創造力的時刻。那麽當代新儒家們是用什麽樣的方式來展開他們所説的返本開新的工程呢？

　　從當代新儒家的具體實踐來看，他們事實上采取了今天詮釋學所説的一種不斷尋求視域融合的做法。但這做法操作上的起點，並不開始於詮釋學所强調的前理解。牟宗三先生經常强調必須先做一些基礎性的“客觀理解”工作，也就是必須先學會以一套完整的邏輯語言，不帶着任何預設的目的性去閲讀西方的重要知識經典。在這閲讀中我們當然會受前理解的引導，這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可是有没有能力在我們自己的語言中，發展出一套以邏輯語言爲背景的脈絡，來具體消化藏在西方知識經典中的系統，這是一個重大的關鍵。没有這個能力，就根本無法開始這個返本開新的過程。

　　這是一個對我們傳統語言的改造過程。我國的傳統語言是非邏輯性的語言，我們表達思想，基本上是感受性的，這並没有好壞問題，但它很難銜接到現代西方的知識脈絡中去，則是顯然的事實。當年白話文運動也許還没太清晰地覺察到這個問題，但我認爲那代表了當時的一些受過西方訓練的人，已經意識到了必須從語言改造起的訊號。要銜接西方由理性傳統所塑造的知識脈絡，我們就要改造我們自己的語言模式。我認爲很多閲讀當代新儒家的人，其實一直忽略了這一重要過程。

　　從這一自我訓練出發，對一位可以嫻熟運用“系統語言”的當代新儒家來説，他纔可以開始進入閲讀古典的工作。閲讀古典當然有一些基礎工作，比如典籍基礎性的訓詁考據，但這些並不是閲讀古典的真正重點，重點是在閲讀過程中，必須對傳統典籍進行一種語言的改造。對當代新儒家來説，改造就是一個將古典“再系統化”的工程。

　　對於以非邏輯性、論证性語言寫成的古典來説，要把它再系統化，該如何進行呢？以牟宗三先生爲例，他大致采取了幾個程序，這些程序基本上是遵循一個與西方相關知識經典來回詮釋的過程。首先他必須確定的是古典的基本問題意識，比如説孟子處理的是道德問題等等。之所以要先確立這點，其關鍵就是爲了要尋找西方知識經典中可對話的參考系統。這並不是簡單的所謂“洋格義”可以比擬，因爲他不是企圖進行一種簡單的拿來主義，而是爲了尋找可以對話的對象。牟先生的工作比拿來主義要復雜得多，這是必須注意的一點。

　　確定了古典的問題意識之後，就可以將西方對話的知識系統鎖定在有限的範圍之内，同時也開啓了來回詮釋、對話與比較的空間，這就讓視域融合的可能性出現了。

　　接着就要在古典内部進行第一步的再系統化工作。首先，就是必須運用閲讀古典的語感，在古典中尋找與確定主要概念，並對之進行概念化的工作，也就是必須確定概念的内容與外延。然後在這些概念之間，運用古典本身的語言來建立概念與概念的關係，我將之稱爲命題化的過程。這是兩個關鍵性步驟，它們毫無疑問乃是一種語言的改造，古典中是不會直接顯示這些所謂的概念内涵與命題關係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也有一些基本必須遵守的規則，這規則就是必須服從基本的語感，不能以過度詮釋的方式，强加給古典一些根本不可能兼容的内容。

　　通過這一過程，就可以進入第二步的再系統化，這一步驟是重組命題，以完成一套系統的論证。這一步驟是最困難的地方，因爲古典的語言是非論证性的，在重組命題時，整個論证是需要填補的。這很像科幻小説中説古生物復原過程，需要把基因做重新填補一樣，我們需要把古典中提煉出來的命題，補述成一套邏輯嚴整的系統。以牟先生具體的做法爲例，他大量引用了康德的論证來填補整個儒家道德論述的“命題間隙”，這看起來似乎也還是一種拿來主義，但實質上是不同的，因爲他不是用康德的系統來規範古典，而只是藉助康德的完整論证來填空，在這填空之前，他還必須論证可以引入康德完整論证以填空的理由。當然，理論上説，這個填補的工作，也可以獨力完成，不一定需要藉助任何西方既有的系統，但至少到目前爲止，似乎還没有人可以做到，這裏也可以看出來，要想真學會西方這套知識語言，是有多麽困難了。

　　這第二步的再系統化，將會爲古典重新構作爲一個可以和西方任何相關系統直接進行知識性對話的系統，而不再只是一個停留於傳統非知識語言的智能之語。在當代新儒家看來，只有通過這樣一種過程，才是真正有意義的返本，一個不能轉化爲現代知識語言的古典語言，它不可能具有理性意義上的思想力量，那充其量也只能滿足某種好古癖，好古癖也許没什麽不好，但却是一種没有開新之可能的戀舊罷了！當古典通過一種視域融合的過程，被轉化爲現代的知識語言，具有知識上的合法性之後，這“返本”就變成在現代的理性引導下的返本，然後因爲現代知識語言的思想力量，因爲可以與創造西方現代化的知識系統平等地開啓對話，我們才有機會開啓一個新的參照係，以爲這個時代注入一種新的思想力量。這樣一種力量是不是能爲這個時代的困境提供解方，也許還很難説，但是在這個由西方理性精神所創造的文化已經出現了某些瓶頸之時，這種新思路的注入，總有可能帶來新的機會，這樣也才是一種真正對人類文化發展有所幫助的“開新”。

　　以上很簡略的描繪了當代新儒家所提出的一種“返本開新”的模式，在我看來，這才是一種真正可以進入具體操作的一種重新啓蒙，在這模式裏，我們一方面注意到了啓蒙的理性精神，以及足以張開這種精神的知識模式，另一方面我們也從自己的文化立足點之中，把傳統文化展開了一種新的生命與新的思想力量，也就在這種可以與西方平等對話的語境中，出現了可以針對現代種種問題，以求揚長避短的可能性，從而真正爲“文化自信”奠定基礎。

　　三、結論

　　本文嘗試以當代新儒家所説與具體所做的返本開新，來提煉一套方法論，並具體進行了一種示範，此示範不是簡單地回到傳統文化，而是通過一種語言上的改造，來達成對傳統的重新認識，而且是遵循着理性規範所做的一種知識性、系統性的認識，由此進路才真能爲我們民族帶來真正的重新啓蒙。因而，也唯有在這樣的脈絡中，我們終於可以重建我們民族的文化自信，從而我們也才能讓民族的重新崛起，成爲一種受到尊敬，可以提供世界新價值、新思維的崛起，這也才會是真正的民族偉大復興。



　　謝大寧：作者係台灣佛光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