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個民族自然孕育而成的一套生活方式，是其之所以區别於其他民族的最主要特徵。文化自信，是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對自己的理想、信念、學説以及優秀文化持有一種發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惜。文化自信有三個特點:一是對自己文化禮敬與自豪感。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既有的傳統、固有的根基，也有内在的“基因”和元素，從而成爲其薪火傳承的精神命脈。二是對外來文化的吸收與改造的勇氣與魄力。這種吸收借鑒决不僅僅是單純的“物理嫁接”，而必須是有機的“化學反應”，最終在於轉化再造，强基固本。三是對文化發展繁榮前景的崇敬感與自信心。這既來自於歷史的輝煌，又來自於當代中國的發展成就，更來自於未來發展的光明前景。劉芳：《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戰略考慮》，《理論學刊》2012年第1期，第7頁。

　　一、中西文化衝突背景下民族心態嬗變的歷史考察

　　20世紀的一百年，自晚清到民國以來的百年中國，是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發生危機並逐漸解體的過程，也是現代文明體系内在建構的過程。近代以後，中華民族遭受的苦難之重、付出的犧牲之大，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西方通過船堅砲利和不平等條約輸入的現代化歷程，是一個混合着血和泪的痛苦歷程。中國近代百年文化經歷了由表層到次層再到核心層的嬗變過程，這三個層面的建設與晚清以來近代文化的三次危機拯救相吻合，並貫穿始終。近代中西文化衝突背景下民族文化心態嬗變的歷史，就是文化自信心不斷重建的過程。

　　第一階段：鴉片到甲午戰争(1840—1894)：文化表層嬗變的器物時代。

　　爆發在兩個時代的交接點和中西兩種社會、兩種文化衝撞點上的鴉片戰争給清國士大夫帶來的震撼不是亡國的恐慌，而是文化危機的蒼凉。堅船利砲冲破了自我封閉的文化系統中一條裂縫，由此，林則徐、魏源等提出了物質層面“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文化主張。步其後塵者有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等，積極地興辦力圖富國强兵的“洋務”。到1861年的40年間，至少有66名人物贊成中國必須采辦軍艦和槍砲，來對付西方的“以夷變夏”，其中包括道光皇帝、高級官吏和著名學者。作爲承上啓下的文化環節，“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將緊鎖的國門打開了一絲縫隙。到1882年，清政府竟也擁有戰艦50艘！可是出乎世人之所料，這些艦隊一敗於遠道而來的法國，再敗於數量威力都不如我的日本。在北洋艦隊灰飛煙滅之後，人們强烈意識到，僅僅師夷之長技，遠不足以達到制夷之目的。“中體西用”、“由本治末”，或可以繁華於一時，最終難免蔫萎枯槁而死。何一：《對近代以來文化自信歷史價值和未來命運再認識》，《内蒙古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第116頁。

　　第二階段：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1898—1911)：文化次層嬗變的制度時代。

　　這一時期，無論是以康有爲、樑啓超爲首的維新派，張謇、湯化龍爲首的立憲派，還是孫中山、黄興爲首的革命派，都認爲改造中國首先要學習西方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等深層次的東西。早期改良主義者馮桂芬、王韜、薛福成等率先提出了變法主張；以康有爲、樑啓超爲代表的維新派則慷慨陳詞，奔走呼號，激烈抨擊現行的封建制度，贊美西方的君主立憲制度。此時，維新派有人指出改革人心確保立憲變法成功，涉及到了文化深層的内容，但没有從根本上冲破封建的羅網。而革命派幾乎都出過洋，深受歐美資産階級社會學説的影響。孫中山一方面注重向西方學習，一方面又倡導弘揚民族文化。所以他在着手建立共和國的同時，又聲稱承襲孔孟道統。這實質上是中國資産階級的先天不足在思想上的體現，從而注定了資産階級革命派反封建的不徹底性，爲辛亥革命后帝制復辟埋下了隱患。

　　第三階段：五四運動以來（1919—）：文化核心嬗變的新文化變革時代。

　　五四精英們所做的，不是一般的對固有傳統的檢討和批判，而是對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作一次總清理。那個時代具有權威性的人物，如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魯迅、吴虞、錢玄同、傅斯年等，一起站出來挑戰傳統、向傳統發起總攻，在整個社會形成風潮，縱使傳統不致被折斷，也必然使“傳統失去爲其延傳所必需的擁護”。盡管蔡元培説，這種用石板壓駝背的辦法，是够激烈激進的了，但就文化的基本形態而言，“五四”運動並没有造成中國文化的斷裂和鴻溝。風雲人物胡適、吴虞等都逐漸復歸到了傳統文化的懷抱中，就“像大河表層的水流，曾經驚濤拍岸，奔騰呼嘯，但激烈之後，便又回歸於平復，隨着那深層的傳統之水流盪了。”李慶：《“文化斷層”之我見》，《復旦學報》1988年第5期，第71頁。

　　二、近百年的艱難探索：理論、道路及制度自信

　　百年中國歷史滄桑告訴我們：半部論語治不了天下；西方普世價值，同樣也不能解决“老師爲什麽總是打學生”這個簡單問題。費孝通先生曾呼吁“我們對於自己文化的傳統、處境和發展方向必須要有一個全盤清理。有了這筆清清楚楚的賬才能使我們走下一步時不致再像目前這樣的艱難而浪費了。” 爲此，需要從我們國家90年的艱難探索中去反思我們的民族究竟是從怎樣的絶境中走向勝利的，需要弄清楚“我是誰、爲了誰、依靠誰”這個根本問題。韓毓海：《文化的自覺與自信》，《黨的文獻》2012年第3期，第25頁。

　　（一）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特理論爲指南，是現實得出來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除了需要歷史支撑和實踐證明外，還來自理性認識，需要有科學理論支撑。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爲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爲文化發展提供了科學理論基礎和思維方法。馬列主義傳入中國後，同時也存在着其他種種主義，諸如資産階級民主主義、實用主義、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等。但是，在革命實踐中，在思想理論的鬥争中，其他種種主義都如曇花一現，很快便銷聲匿迹，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爲中國人民所接受，并且成爲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正是因爲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指導，中國才實現了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結束了110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時期。正如毛澤東所説:“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了。”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6頁。

　　（二）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實踐得出來的文化自信。

　　在革命浪潮中，中國人民趕走了帝國主義，跳出了近代陷阱，實現了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重建强大中央政權。新中國成立伊始，就在抗美援朝中打敗了世界頭號强國，建立了獨立完整、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擁有了“兩彈一星”。新中國成立以來取得的成績，特别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發展奇迹，讓民衆看到道路選擇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都發揮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不斷孕育先進思想文化的正確道路，是一條實現科學發展的正確道路。這一道路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逐步開闢的，也是對五千多年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最好繼承與弘揚。啓瑄：《提昇文化自覺、增强文化自信、實現文化自强 》，《新湘評論》2012年第7期，第13頁。

　　（三）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爲根本保障，是歷史得出來的文化自信。

　　我們的文化自信，建立在五千年悠久歷史傳統和深厚的文化底藴基礎上之上。毛澤東曾在《中國共産黨在民族戰争中的地位》中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産。”當前綜合國力迅速增强，國民自信心空前高漲，全球化使我們環境空前開放，中國文化迎來了近300年以來最好歷史機遇。面對新環境、站在新起點，“文化復興”顯得尤爲必要。振興中國文化，從文化大國邁向文化强國，是民生的需要，更是國家長遠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夢”需要脚踏實地去實現，高瞻遠矚來把握，需要鴻篇巨製相支撑；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爲實現途徑；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爲行動指南；必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爲根本保障。

　　三、當前民族文化自信面臨困境及重建路徑

　　中國文化自信的再次失落，應該説始於80年代。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受國内外客觀環境的限制，不得不選擇了一條“高積累、低消費”的道路來實現工業化。比如1970年，中國的消費率只有63%，積累率高達37％，而同期比中國更加貧困的印度，消費率則爲78％。如此一來，在80年代初打開國門後，從精英階層到平民百姓，人們無不驚訝於西方豐裕的消費水平，許多人進而開始懷疑中國選擇的道路是否正確，進而産生失敗主義情緒，甚至演變爲全盤自我否定。改革進程中崛起的中國，並没有在精神上“先富起來”。當代文化危機的現實困境具體表現爲以下幾點：

　　一是傳統價值規範的“迷失”。西方列强在鴉片戰争中用十分野蠻的“堅船利砲”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傳統經驗主義文化模式開始受到真正的挑戰。“五四”運動時爆發了激烈的文化衝突，傳統文化在社會生活中的規範作用受到懷疑。“文化大革命”造成了與傳統文化的徹底斷裂，使得經濟運行局部失靈，精神家園失去守望。近年來，在黨内出現了一些消極腐敗和官僚主義現象，使一些民衆對中國共産黨的信任度降低，社會主義文化的認同力從内部受到削弱。當前，“洋奴”文化、封建腐朽思想、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不僅影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而且對人的精神生活質量提昇和全面發展也造成了嚴重障礙！ 

　　二是傳統文化面臨雙重困境。傳統文化具體形態正遭遇後繼無人和日漸萎縮的危險：傳統文學的詩、詞、曲、賦少有人問津；記載保存着中國五千年文化寶藏的文言文這一獨特語言岌岌可危，而“托福”和GRE 培訓人滿爲患。儒家、道教、佛教三大本土文化的核心價值基本上不能影響現代中國人。另一方面，拯救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又出現了大量的誤區，生吞活剥、文化僞造。中國傳統文化，一些人只講孔孟、兩漢唐宋明清文化，而對近現代歷史文化、對紅色革命文化，却視而不見或鮮有提及。正因如此，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强國建設進程中，如何推動以當下爲基點的文化自信普遍增强，便成爲我們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三是文化創新創意不足。我們的出版、影視、音樂、動漫等，不僅難敵美歐、日本，甚至不及韓國。近些年來，我們的文化建設代表性精品還太少，有負人民重托，也愧對偉大時代。正如郭之純文章指出：“當前的文化製造中尚有官僚化習氣的部分遺存”。精英和中産白領所提倡的“環保秀”、“民粹秀”等人文精神，不僅絲毫無助於精神危機的緩解和恢復文化原創力，反而在加深這一危機和文化創造上的無能。對於西方及其他民族的文化，實際上仍處於非常被動盲目的狀態。面對基督教新教的廣泛傳播，我們還是顯得辦法簡單生硬。

　　那麽，如何才能重建我們的民族文化自信呢？ 

　　首先，要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壟斷。在對待主流文化與多樣性文化的關係上，必須有高度的文化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始終堅持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另一方面，必須有充分的文化自信，提倡多樣化，取長補短，共同發展。中西之間，始終有一根拔不出的刺，如果始終把西方作爲唯一正確的參照係，中國就永遠是一個需要被改造的客體，民族文化自信就永遠無法建立起來。那種以“美國夢”來代表“憲政夢”，以“憲政夢”來代表“中國夢”的模式，是一種文化上的不自信，是一種“懶漢思維”。喻中：《“中國夢”與民主政治道路的選擇》，《紅旗文稿》2013年第11期, 第15頁。

　　其次，克服文化自卑是樹立文化自信的前提。我們在尊敬西方强勢文化的同時，更應敬畏自己偉大的民族文化。清末以來在對待民族文化的問題上，一直存在着兩種矛盾的心態：文化自卑與文化自負。這兩種心態或傾向，對於民族文化的建設和發展來説都是極爲有害的。在經濟全球化以及文化普遍交往和碰撞的時代，我們必須克服文化自卑和文化自負心態，確立堅定的文化自信。只有這樣，才能以一種開放的姿態對待文化多元化的浪潮，從容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和挑戰，並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斷擴大中華文化在全球範圍内的傳播和影響。

　　最後，要重建文化自信，還要解决好現代和傳統的關係。抛棄傳統、丢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就會喪失文化的特質。文化學者甘陽認爲，當代中國存在三種文化傳統，一個是改革開放形成的傳統，一個是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傳統，第三個則是中國文明數千年形成的文明傳統。“要同時承認上述三種傳統各自的正當性，並逐漸形成三種傳統相互制約而又相互補充的格局”，即“通三統”。英國人類學者Peter River在他的《文化的撞擊》一書中寫了一個澳大利亞土著居民怎樣被消滅的故事，他告訴我們“在他們的文化被衝撞而消滅時，土著人也就失去了繼續活下去的意志。”但墨西哥著名的三種文化廣場建築物，却代表了三種文化，即古老的阿兹特克文明、西班牙殖民文化與墨西哥現代文明。它們共存於一個廣場，强烈對比，集中反映了墨西哥600多年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與兼容并包的民族特徵。對於當今中國來説，深厚的民族傳統文化、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豐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們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對於傳統文化，簡單明瞭三句話：一是看得起，二是不自大，三是善梳理。雲杉：《文化自覺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對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思考》，《紅旗文稿》2011年第16期，第4頁。那種蔑視傳統的態度，那種數典忘祖的做法，實在是要不得的。

　　結　語

　　自1840年始，中國社會轉型期至今仍未完成，其實質是“傳統農業文明”轉向“現代工業文明”。文化轉型是社會轉型題應有之義，從根本上是社會轉型的實質和轉型是否完成的根本標誌。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將是傳統文化走向復興並不斷創新的時期。在這樣一個文化轉型時期，各種文化流派思潮、文化運動將競相躍動於中國社會舞台，並將出現前所未有的新争鳴。我堅信，在改革深化潮流中急流勇進的知識分子，一定能發揮獨立人格和思想自由，一定能在傳統文化基礎中堅强創新，在未來世界舞台上創造舉世矚目的中華新文化。



　　李　濤：作者係浙江大學教育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後，中共浙江省委黨校社會學文化學部主任、政治學教授，從事當代中國文化、文化安全問題研究。本文爲2013年度國家社會基金課題“百年中國社會嬗變與民族文化自信力建構研究”階段性成果，全文5萬餘字，此爲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