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外交政策的國內力量的變化
　　
　　冷戰結束至今，不僅由於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引起了各國對外戰略的調整，而且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亦在蜕變，因此影響對外政策的國内力量也發生了重大改變。
　　
　　冷戰時期，日本國內對外交政策最具影響力的為三大力量，即自民黨、官僚和財界。在“五五年體制”中，三大力量共同進行外交決策，互相影響，達成共識。
　　
　　冷戰結束後，日本對外政策的決策機制具有相當的延續性，仍以内閣為中心，多元參與，多角色多層次反復協商進行運作。但影響對外決策的國内力量卻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多元政黨参與
　　
　　一九九○年代以來，日本國内政治力量不斷分化組合，主要政黨分裂，出現了十幾個政黨。自民黨一度失去單獨執政的優勢。雖然自民黨仍是國内第一大黨，把持首相職位，但在外交決策中已不能專斷獨行，而要與其他政黨聯合，如建立自（民黨）自（由黨）公（明黨）聯合内閣，並且與在野黨磋商。多黨參與的局面提高了決策過程的透明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在野黨對政策決策的發言權。多元政黨參與不僅減弱了自民黨的發言權，也使各政黨參與外交政策的整體能力比以往有所下降。
　　
　　財界影響有所降低
　　
　　財界本靠給政黨提供政治資金影響決策，但近年來民眾反對“金權政治”呼聲高漲，政府對於政治獻金制訂了更加嚴格的限制；日本政壇重組風雲變幻也給政治捐獻造成困難；財界自身亦因經濟衰退和醜聞迭出而應接不暇，故而財界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有所下降。
　　
　　文官作用有所加強
　　
　　冷戰後經濟全球化加深了各國之間的相互依賴，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和大國政策的調整要求對外政策作出更加及時與靈活的反應，外務省的作用提高。在任何對外政策的決策中，其他主體或是在某一方面參與，就某一問題提出意見，或是在某一階段參加討論，祇有外務省官員自始至終地參與，從起草方案到形成文件，從政策發佈至付諸實行，承擔全部基礎事務工作。在對外政策日益重要的今天，他們的作用將有增無減。
　　
　　首相地位日益突出
　　
　　由於政黨、財界決策能力降低，對政府干預相對減少，内閣的地位提高。在決策主體多元化的同時，更需要集中權力，及時對外界變化作出反應，首相的地位日益彰顯。尤其是冷戰後國際關係中廣泛運用首腦外交方式，首相能把自己的意願落實到政府決策中，轉化為國家政策。
　　
　　大眾傳媒和社會團體影響增大
　　
　　冷戰後日本開展了全方位的大國外交，對國際事務的參與程度日益加深，國民對國際事務和對外政策的興趣日增，現代傳媒提高了傳播信息的技術手段，大眾傳媒和社會團體對於外交能夠施加的壓力增大。日本政府規定，報紙、電視台不是公共公司，股份全歸僱員所有，政黨、企業家、跨國公司和官僚都不準擁有報紙，這就給民眾傳媒“獨立”的良好印象；加上日本國民文化水準高，報紙具有巨大影響。但政府運用“提供信息”等方式，微妙控制重要信息的發佈。而在市場經濟主導的社會裡，傳媒也成為重要產業；雖然大眾傳媒與社會團體未能進入決策機制之内，但其對於民眾情緒卻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對外政策議題的轉變
　　
　　  冷戰後整個世界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大國日本利用冷戰後外交空間增大的有利時機，力圖擺脱“政治侏儒”地位，成為政治大國。其對外政策出現了許多新議題。
　　
　　“普通國家”
　　
　　一九八三年日本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政治大國”的目標，並且被社會廣泛接受。但在一九九○年代卻出現了“普通國家”的爭論，其最激烈的倡導者為小澤一郎。作為二戰的戰敗國，日本在憲法中放棄戰爭和一切軍備。在小澤一郎看來，日本因此失去了“普通國家”共有的權利，成為“特殊國家”。如果不成為“普通國家”，則難以變為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這關乎日本發展的前途和方向，不僅在日本國内引起了巨大爭論，而且也引起了世界特别是東亞國家的關注。
　　
　　修改憲法
　　
　　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永遠放棄以戰爭或武力行為解決國際爭端，不保持軍事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此後，根據這一規定，日本歷屆政府又規定了文官治軍、不實行徵兵制、堅持“無核三原則”、自衛隊定員制、軍費不超過GNP的百分之一等等。事實上這些規定已經不斷地遭到突破。例如一九八六年軍費超過了GNP的百分之一，現在日本已成為世界第二軍費大國。自衛隊在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時已經走向海外。在新的日美安保指針中，日本的防衛已從保護本國擴展到對付“週邊有事”。現在聲浪日高的修憲要求則完全否定憲法第九條的框架，認為日本應有自衛權，自衛隊即軍隊，並應參加聯合國軍隊。新當選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主張“集體自衛權”，即不是維護日本安全也可出兵他國。目前自民黨、民主黨和自由黨贊成修憲，公明黨、共產黨和社會黨反對修憲。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九四年以來的民調顯示，贊成修憲者已超過反對者。今後對於是否修憲、何時修憲、如何修憲的爭論將更加激烈。
　　
　　安全保障
　　
　　  二戰結束後，日本政界内就有依賴美國保障還是由聯合國保障的爭論，在兩極格局下最終選擇前者。冷戰之後對此展開討論，主要有三種觀點：一是加強日美同盟，二是建立亞太地區安全體制，三是加強聯合國集體安全功能。目前看來形成了多層次的安全構想，即以日美同盟為核心，在地區層次推動東盟地區論壇的多邊安全對話，在全球層次發展日美歐合作並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多層次安全保障構想的出現顯示了日本外交趨於獨立，即使在得到保留的日美安保體系中，日本也逐漸取得更加平等的地位，這就會促使日本在相當程度上更加“普通國家”化。
　　
　　政治經濟體制改革
　　
　　這是日本國民最重視的國内議題。“一九五五年體制”已經終結，新的政治經濟體制卻還處於難產。一九九○年代日本經濟陷於衰退，政治混亂，内閣短命，人心思變。按照預先的設計，日本推行的各項結構性改革措施到二○二○年將大體到位，它雖然能推動經濟自由化進程，增加經濟活力，但也會帶來新的問題，要求人們作出一定的犧牲，調整思維與心理。
　　
　　這一國内議題具有的對外影響，不可低估。一般來説，在經濟低迷時，以民族優越感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會下降，但保守主義、保護主義情緒會上升。但因為日本作為發達國家的優勢猶存，民眾中以“愛國”為中心的民族主義仍十分強烈，在實現其國際政治抱負的過程中有“挫折感”和“悲情”，會對其外交政策產生很大的壓力或反彈。
　　
　　從國内政治審視日本對外關係
　　
　　國内影響對外政策的力量更加多元化，這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結果。對外政策愈益成為國内政治和多種利益集團關注的焦點之一。在進入信息化的時代，任何一國的對外反應必須更加快速、有效，既能被國際社會接受，又能得到國内民眾的贊同，政府決策更屬不易。國内各種政治力量、利益集團和廣大民眾的觀點雖然各不相同，然而卻具有基本的共同背景，即一國和週圍世界的關係，它如何處理與鄰國、國際組織和國際體系的關係，它對既存世界體系的滿意程度，這是任何一國對外政策反應的客觀基礎。
　　
　　日本的不滿
　　
　　日本對此既滿意又有不滿。日本是世界上最早也是唯一的非西方發達國家，雖然地處亞洲卻是西方富國俱樂部的成員。儘管近年來日本經濟衰退，但仍穩坐世界經濟第二把交椅。日本的不滿在於，它還沒有最終走出戰敗國的陰影，成為被世界各國承認的政治大國。日本承擔了聯合國開支的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二，在出資國中名列前茅，對環境、人口、糧食、能源、人權、難民等全球性問題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但還未能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日本是世界上提供外援最多國家，而提供亞洲的又佔其外援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但是亞洲國家對日本的態度仍較微妙，對於歷史問題反應激烈，對於日本的軍備擴張十分警惕。
　　
　　日本社會保守化
　　
　　滿意和不滿如何表現，又與國内的思潮、氣氛相關，也與國民特性、文化心理密切聯繫。冷戰後日本政治大眾化、民主化進入了新階段。在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中，限制中央集權，擴大地方分權，甚至將來進行全體公民投票決定重大事務，呼聲越來越高。但是，政治大眾化與政治保守化並不根本對立，相反在日本卻相輔相成。二戰後日本政治保守化一直是主要潮流。一九六○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提前完成，自民黨的保守政策得到多數民眾擁護，國民意識趨於保守。
　　
　　  冷戰結束後，日本國内激進與保守力量的對立失去了國際環境的依據，各政黨向保守靠攏。除了政黨外，工會、文化圈的保守化也很引人注目。一九八○年代，全國四大工會組織解散，併入新成立的民間工會聯合組織（簡稱“聯合”）“聯合”以收入較高的工會組織為主體，意識相對保守，對革新政黨（如社會黨）支持大幅下降，導致社會黨衰弱。文化界和大眾傳媒對社會保守化推波助瀾，例如前些年大力宣揚日本民族優秀論等，對民眾思想意識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在一九九○年代，民調顯示，修改憲法和支持自衛隊的比率創歷史新高，這與年輕一代的立場有關。二戰後出生的青年，未有戰爭體驗，更表現出維護國家利益的傾向，語言更直白，態度更強硬。無論在朝在野，各政黨的青年政治家在修憲、建立對等的美日同盟問題上的觀點驚人一致。保守主義成為社會主要思潮，而它又與政治大眾化過程一致，則民眾的意識將成為政府保守對外政策的溫床。一般來説，保守主義注重國家利益，以實力為後盾，既希望維持既定秩序，又有顯示力量的強硬決心。日本民族主義情緒將有增無減。
　　
　　右翼雖小但能量大
　　
　　保守主義不等於右翼，但在保守主義成為主流時，右翼勢力的抬頭不可避免。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當選為東京都知事就是一個標誌。石原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反華排美，公開支持“一中一台”。新右翼繼承了戰前右翼的思想，提出了天皇中心主義（日本主義）、修改和平憲法、反對東京審判、否認侵略戰爭、宣揚日本民族優秀等許多理論，採取了更加靈活多變的行動方針。他們人數雖少，但能量很大。在社會整體保守化時，能夠批判右翼的左翼力量微弱。可以説，未來對日本外交政策的壓力將主要來自右翼集團。
　　
　　（原載《中國評論》二○○一年九月號，作者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