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慎太郎在四月十一日舉行的東京都知事選舉中以一百六十六萬張以上的高票當選，但尚未走馬上任便因其發表了許多反華及反對美軍基地的言論，而在國内外處於不利的地位。
　　
　　以反美、反華著稱的石原當選代表了日本的一股甚麽樣的走向？石原當選與日本“反美、靠美、抑中”的戰略與民族主義傾向的抬頭有何關係？
　　
　　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日美矛盾激化
　　
　　反美反華的石原高票當選與日本民族主義傾向的加強有著必然聯繫。從反美傾向來看，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因日美經濟矛盾激化，日本金融體制的破綻受到美國無情“敲打”。
　　
　　早在一九七三年開始日元就處於美元“擺佈”之下而不能穩定，日元兑美元匯率的最大年波動差高達六十七日元。大藏省為穩定匯率奔走呼籲疲於奔命，但都因美國反對而落空。八十年代日美貿易摩擦加劇，日本倍受排擠。九十年代日本又被美國視為金融危機的“禍首”，去年十月在七國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上，日本成為眾矢之的。
　　
　　去年五月美國穆迪公司對東京三菱銀行等五大骨幹銀行的降低評級造成其不能在國際市場籌措美元、難以用美元結算的危機；九月下旬日本政府和央行被迫動用國家外匯儲備和央行儲備的美元救急；穆迪公司以堅持終身僱傭制為由降級評估日本汽車製造業的“王牌”豐田，觸怒了小淵内閣直轄諮詢機構“經濟戰略會議”主席樋口廣太郎，決心“尋找日本獨自的新（評估）體系”；另一美國評估公司對日產長期債券的降級評估還險些壞了日法兩國政府積極撮合的日產與雷諾汽車工業聯營的“好事”，逼得日本通產相破例公開表態該評估“不合適”。
　　
　　最近一個時期越來越多的日本人反省到，在外交上，日本被美國當作“自動提款機”，“日本上了樓，美國撤梯子”。
　　
　　最近的一例是，今年二月日本外務省某官員赴美協商有關朝鮮半島能源開發機構（KEDO）向朝鮮提供的建設輕水反應堆的融資被告知不能履行還債義務的問題，美國一如既往地拒絶，日本照例自認倒霉。此外，關於“日本週邊事態”是否屬於“地理概念”，去年五月初前防衛廳長官久間訪華時明言“非地理概念”，讓中國多少有點放心。當月下旬，外務省自以為恪守“重視美國”的金科玉律，按照日美安保條約第六條規定的解釋在國會表明“週邊事態”“是指遠東與遠東週邊的地理概念”，一舉惡化了中日關係。然而，出乎日本意料的是，去年十一月美國發佈的有關今後亞洲安保政策的《東亞戰略報告》中卻寫著“日本週邊”不是“地理範圍”是“狀況概念”。一位日本學者抨擊説，日本外交“不僅扮演了萬萬想不到的小醜角色，而且造成進一步促使中國輕視日本的結果”。
　　
　　《朝日新聞》最近進行的一次“日美共同輿論調查”的結果表明，有百分之五十九的日本人認為“日本對美國沒有充分提出主張”。
　　
　　向美國挑戰——日本外交的新動向
　　
　　目前，日本政府官員的日美同盟觀變化如下：第一，遵守憲法第九條，背靠“日美安保”大樹“好乘涼”；第二，除保持日美同盟關係的“底線”外，其他方面可以不同於美國；第三，將來可以擴大日美同盟，例如向澳大利亞、新西蘭、韓國、東盟部分國家擴大安保框架。
　　
　　從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日本外交來看，“底線”為軍事同盟，如日美防衛新指針、TMD等等，也涉及與此相關的外交。如日本使用“理解”  一詞“和緩”地支持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打擊南聯盟，同時向科索沃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做法就不同於以往追隨美國的姿態。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日本外交出現了向美國的政治“禁區”和經濟霸權挑戰的新動向。在亞洲，日本通過對韓國、柬埔寨、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等國的金融支援（“新宮澤設想”及日圓借款等），與各國密切經濟聯繫的同時促進日圓“國際化”；插手柬埔寨大選後又將無償支援印度尼西亞大選，擴大其政治影響；不顧美國的“人權”制約解除了對緬甸凍結日圓借款的制裁；甚至不理會美國堅決反對“支持恐怖國家”的禁令正在研究解除對伊朗的凍結日圓借款制裁。這些反美動向似乎也是對美國“拆台”的報復。
　　
　　在歐洲，小淵首相利用歐元啟動後尋求穩定之機，積極開展對歐全方位外交，以穩定日圓兑歐元的匯率、加強日歐經濟合作和政治協調為號召，與德、法、意三國在改革匯兑制度穩定匯率及改革IMF（德國除外）、國際金融體系上達成一致，並在西方七國（G7）之間協調運作，向美國的貨幣霸權和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發動挑戰。日德還決定努力推進聯合國安理會的改革，共同爭當常任理事國。其實，日本未曾不想在此問題上使日德意三國步調一致，祇是由於意大利總理達來馬的反對而告吹。在小淵内閣的歐洲戰略中，日本飛機製造業巨頭三菱重工“喜歐厭美”拋棄美國波音夥伴“移情”歐洲空中客車，參加打破波音壟斷的超大型客機研製項目；日產與法國雷諾汽車工業（法國政府資本佔百分之四十四）的聯營合作，都佔據著重要地位。小淵一踏上歐洲的土地就呼籲説“日本無論在經濟還是政治、外交方面都是歐洲能夠足以信賴的夥伴”，強調日本與歐洲擁有共同的價值觀。
　　
　　日本自以為用日圓理順了亞洲，用金融、經濟合作與政治協調與歐洲結成了“統一戰線”， 所以， 大膽地對美國説“不”。
　　
　　最近一個時期，每當美國財政部向日本提出苛刻的要求，都會遭到強硬的反抗：“美國想管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嗎？”日本外務省也不再對美國的“拆台”行為忍氣吞聲了，尤其在亞洲的地盤上。日本對美國在朝鮮發射所謂導彈後居然“越過日本”加速朝鮮輕水反應堆建設和援助糧食一事大為惱火，駐美大使齋藤一反常態向美國極其嚴厲地提出抗議，把美國官員驚得目瞪口呆。
　　
　　恪守日美軍事同盟關係“底線”，有節制地在政治、外交上“另立山頭”，聯合歐洲瓦解美國經濟霸權分享之，這就是反美與靠美的矛盾統一，一切出於日本國家利益。
　　
　　在日本眼裡中國是美國重視日本的障礙
　　
　　據日本新聞媒體報導，前防衛廳長官額賀福志郎為團長的日本議員訪美團曾被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國家安保會議亞洲高級部長李巴索爾告知：“美中是兩極，美國把日本作為不同的存在對待，但美中價值觀不同，不是朋友”。
　　
　　日本從前任橋本内閣開始就倡導美日俄中“四極”世界格局，早有成為一極的打算。美國這些“重視中國”的言論，在他們看來自然意味著“輕視日本”。不少日本人至今不忘去歲克林頓訪華時對同盟國“過而不入”的難堪，甚至還杞人憂天地擔心美國會愈發“喜中厭日”。二十一世紀如果中國超過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重商之美國也許更為輕視日本；如果日本減少日美同盟的負擔費用，一直把日本當作“自動提款機”的美國不會向中國走得更近些嗎？既反美又害怕失去美國信任的矛盾心理，使日本不願看到中美關係發展，樂於發現和宣揚中美之間的分歧與緊張。無論在日美雙邊關係還是日美中三角關係中，日本都把中國作為影響日美關係的競爭對手。因此，無論日本反美、靠美，抑制中國都對日本有利。抑中成為日本對美外交戰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由此可見，在中日兩國之間不易化解的歷史問題之外，又增加了視中國為日美關係發展障礙的對抗性因素。
　　
　　這種狀況無疑使美國的對日外交更為得心應手。人們看到，美國駐日大使托馬斯·弗利四月十五日在接受日本新聞媒體採訪時強調：在日美及日美中三國關係中，“日本對於美國是最重要的，在能夠預見到的將來不會改變”。但是，兩天後美國司法部特别調查部部長就向外透露——美國政府把前日軍“七三一部隊”的行為看作與屠殺猶太人的納粹同樣的戰爭犯罪（這些人戰後以向美國提供細菌武器情報為交換條件，在東京審判中未受懲罰），已經把列入“禁止入境”的日本戰犯名單從五十人增加到一百人，其中還包括美國單獨調查出來的“南京屠殺參加者”。沒有理由否認，這是美國針對日本“民族主義抬頭”的措施。
　　
　　抑制中國與日本政治、軍事大國化
　　
　　就中日雙邊關係而言，中國被視為日本政治大國化的競爭對手和軍事大國化的障礙。首先，對於注重塑造政治大國形象的日本來説，中國“以史為鑒”發展中日友好合作關係的立場使一部分人如芒在背。
　　
　　日本對亞洲進行金融支援本來是件好事，偏偏有人期望製造這樣的效果：讓亞洲明白“最終能夠拯救亞洲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國”；淡化危機以來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在亞洲及世界享有的聲望。就在日本千方百計地促進日圓“國際貨幣化”、日圓“亞洲基礎貨幣化”之際，一位美國學者指出，日圓和人民幣均有成為亞洲基礎貨幣的希望但又都不成熟，無意中又把人民幣推上了競爭對手的地位。
　　
　　日本在亞洲擴大其政治影響，有意識地與中國、美國競爭，擠進中美韓朝關於朝鮮半島問題的“四方會議”即是突出的一例。
　　
　　在日本向軍事大國發展的道路上，中國由於“牵制”日美新防衛指針相關法案和在日本佈署“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等等，被視為主要障礙。日本一再宣稱強化日美安保和佈署TMD是為了防範來自朝鮮半島的威脅，其實不然。今年三月在美國舊金山召開了一次日美安保討論會，議題之一是“朝鮮半島統一後的東亚”。美方在談到美軍在東亞的存在意義將轉變為“地區穩定”時，日本方面立即指出：“忘記‘抑制’是不行的”。“抑制”的對象仍是、僅僅是統一後的朝鮮半島嗎？抑制中國是日本軍事、政治大國化的需要，中國被看作潛在的最大威脅。
　　
　　當然，關於日美安保體制和駐日美軍的作用還有另外一種解釋：百分之四十九的美國人（其中青年佔百分之五十六）與百分之十九的日本人認為，其作用在於“阻止日本軍事大國化”。這一最新輿論調查結果表明，至少可以説二分之一的美國人和五分之一的日本人想到了日本存在著軍事大國化的危險，美國發揮著阻止的作用。所以，這決不祇是中國人在危言聳聽。
　　
　　日本民族主義病理分析
　　
　　石原慎太郎壓倒各黨派推舉的競選者當選，從一個角度反映出日本民族主義傾向的加強。這個傾向與以往為侵略翻案、叫囂“謝罪外交何時休”的動向有著内在的聯繫，但二者不能等同看待。七十年代以來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綜合國力的提高導致了要求相應的政治大國地位的優越意識和不滿情緒，形成滋生民族主義思想的土壤。否定侵略美化戰爭罪行，對在經濟上擠壓日本、在政治外交上“捆”住日本手腳的美國説“不”，是民族主義思想形成初期的兩個主要表現形態。近兩年來日本國内發生的一系列巨大變化，加速了民族主義思想成長與滲透的進程。
　　
　　日本金融體制危機發生、經濟蕭條以來失業率攀升，國民收入下降，在歐美發達國家中飽嘗“敲打”，國際聲望一落千丈。幾年前還在大舉收購美國公司和房地產、使美國人感到“威脅”的日本人，難以承受這樣的打擊。國内外壓力激發出來的不滿與反抗，對内指向日本政府殃及政黨政治，對外指向美國並遷怒於中國。日本身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是美國的最大債主國，負擔著聯合國經費的百分之二十，與美國一同參與國際事務時卻出錢出力出不了“名”甚至被“拆台”，反美思想迅速增長是不難理解的。但對美戰略的變化殃及了中日關係，使由於台灣問題、“歷史認識”、“週邊事態”、日美防衛指針相關法案、TMD等多方面的問題而變得異常敏感的中日關係受到更為不利的影響。
　　
　　另一方面，中日關係中長期存在的老問題出現不同程度的惡化——反省侵略歷史的正義立場被污衊為“自虐史觀”；在台灣問題上，日本之所以堅決不向克林頓“看齊”，不僅僅為了向美國説“不”，而是另有企圖；用修改敎科書來洗刷侵華戰爭罪惡、内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等被日本媒體稱為“刺激中國”的慣技反復上演，而新問題的出現更令人感到擔憂。
　　
　　日本民族主義就是在上述國内外、主客觀條件下不斷加強並擴大滲透的。日本民族主義與“反美、靠美、抑中”的日本戰略互為表裡、相互促進。石原慎太郎當選東京都知事不過是個鮮明的信號而已。
　　
　　石原的反華言論的確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公開表態，石原數年前倡導的反美也未必跟得上當今日本全方位外交的發展；從這一民族主義的發展進程來看，石原屬於形成初期的主要倡導者。這種傾向違背了大多數日本國民熱愛和平與民主、期求幸福和安寧的願望，對亞洲地區的和平穩定構成威脅。
　　
　　真正令人擔憂的不是當選的石原，而是石原的當選。
　　
　　（原載《中國評論》一九九九年六月號，本文作者係上海社科院歐亞所研究員、上海東亞研究所特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