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十一月五日，日本三大報紙之一的“每日新聞”的頭版整版，刊登出一個震驚日本列島的特大新聞：“宮城的上高森遺址，舊石器發掘捏造”、“調查團團長藤村新一（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副所長）自埋自挖，他承認是中了魔”、“在北海道的遺址也有捏造……”。
　　
　　捏造歷史國際嘩然
　　
　　“每日新聞”的新聞也給世界以強烈衝擊：
　　
　　美聯社報導説：“日本的大報以連載照片的形式報導，本人也承認自埋自挖”。
　　
　　法新社報導説：“日本著名的考古學家承認自挖自埋‘歷史性的’文物”。
　　
　　世界輿論在報導的同時，還對捏造的日本的歷史文化社會背景作了具體分析報導。
　　
　　有韓國報刊認為，“此次捏造事件暴露了日本人的容易美化自己的歷史的氣質”。北朝鮮報刊“民主朝鮮”認為，這一事件證明了日本人的歷史觀是“多麽的悲哀呀”。也有台灣聯合報記者將之與日本歷史敎科書問題掛鉤，認為這一醜聞的背景可能是日本的右傾傾向化。中國新華社記者的報導以充滿諷刺的口吻揶揄説，這一事件説明日本在經濟上成為大國以後，還想當一個古代文明大國，等等。
　　
　　英國著名科學雜誌《自然》（第四○八卷，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號）則在一篇題為“捏造發現暴露出批判的不足”的報導中，認為捏造事件背後是“科學家之間缺乏相互批評”引起的，在日本對他人的研究成果的批評容易被看作是個人攻擊，因而很難進行互相批評。
　　
　　另一方面，事件忙殺了日本的各種敎科書出版商。因為藤村的許多發掘成果載入了各種中小學的歷史、社會敎科書，捏造事件一出現，凡是和他有關的遺址和發掘文物都受到懷疑，再不可能出現在敎科書裡了。
　　
　　如此惡劣而聳人聽聞的捏造事件為甚麽會發生，怎麽可能發生呢？事情過去一年多了，事態又有哪些發展呢？
　　
　　日本是否存在舊石器時代
　　
　　被認為是現代人類的祖先的最早的古人類是在非洲大陸上產生，經過幾百萬年的放浪遷移後才陸續到達世界各地的。日本列島以前是和歐亞大陸連在一起的，連起來看它堪稱“世界之隅”，古人們祇是為追逐動物偶爾來到此地。一萬年前第四冰河期結束海面上升，形成幾個孤島，所以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為止，世界歷史學界一般認為日本列島在一萬年以前沒有人定居過。根據當時的考古資料，日本沒有發現可信的舊石器遺址，“可能從新石器時代開始，日本島上才有居民”。“最早的居民可能是從北方移來的通古斯人，以後又有從南方移來的馬來人”（周一良、吳于廑主編《世界歷史》“上古部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一九四六年，日本民間考古學者相澤忠洋在群馬縣笠懸村一處亞黏土地層找到了幾個石器片，他聲稱這是舊石器時代的石器，並命名此處為“岩宿遺址”。當時的學界並不承認一個業餘愛好者的非同小可的發現，祇有一個叫芹澤長介的明治大學的考古研究生（後來的東北大學敎授）支持他。後來又陸續發現了“東京茂呂遺址”、“長野諏訪茶臼山遺址”等舊石器時代遺址。新發現的遺址儘管都很“不可信”，又都是舊石器時代後期（一至三萬年前）的，然而日本學界終於開始承認日本似乎有舊石器時代了。
　　
　　但是，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即使承認日本有後期舊石器時代，那麽存不存在在三萬年以上的前期舊石器時代呢？芹澤長介認為是存在的，並和自己的老師原明治大學敎授杉原莊介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他憤而發掘不已，先後在一九六四年於大分縣早水台遺址、一九七○年在櫪木縣的星野遺址以及向山遺址，發掘出許多石器，他宣佈這些是前期舊石器時代的石器。然而，當時的日本考古學界並不承認這些石器，認為祇不過是些“石片”或假石器而已。
　　
　　為此，芹澤的弟子們非常憤既。
　　
　　一九八○年春天，以芹澤的弟子東北福祉大學敎授尾原洋和東北大學助手岡村道雄為首的小組，在宮城縣岩出山的座散木遺址發掘出了十幾件石器。為此，以業餘愛好者為中心的“石器文化談話會”對這一遺址進行了新的一輪調查。調查從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開始，在十月三日終於再次找到了許多石器。由於這一遺址的地層他們認定是四萬年以前的，在這一地層找到的石器當然就是四萬年以前的前期舊石器時代的石器了。於是，在座散木遺址發掘調查報告上，他們驚呼：“終於在日本找到了比後期舊石器時代更早的文物了!”宣佈：“由芹澤最早提示的早水台遺址以及在全國找到的所謂有問題的資料，終於得到證實確是前期舊石器”、“日本有沒有前期舊石器時代的爭論結束了”。
　　
　　順便説一句，參加這次發掘的，除了上述兩位所謂專家以外，還有兩個重要的業餘考古愛好者，他們就是後來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的所長鐮田俊昭，以及本文的重要登場人物藤村新一（後來的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副所長）。
　　
　　其實，在這裡找到第一塊石器的不是别人，正是藤村本人。藤村找到了這批四萬年前的石器，因此一躍聞名全日本考古學界。而且經過他的手，後來又陸續找到了宮城縣古川市“馬場壇A遺址”的十七萬年前的、宮城縣大和町的“中嶺C遺址”的三十萬年的石器。特别是在築館町高森遺址，他陸續找到了五十萬年前的、六十萬年前的、七十萬年前的石器。他甚至發現了三十萬至一百八十萬年前的原人有意排列石器的“石器埋納遺構”、以及被認為是原人修建的建築物的柱穴和土坑等。因而藤村被人稱譽為“神手”。這隻神手不但結束了日本有沒有舊石器時代的爭論，而且改寫了日本歷史和世界歷史。
　　
　　我們知道，中國著名的古石器時代的遺址有早期的元謀人、藍田人；中期的有北京人和丁村人。丁村人距今十幾萬年，北京人距今五十萬年。換言之，藤村找到的遺址不但超過了丁村人、北京人，而且直逼藍田人（七十、八十萬年前）、遠窺一百多萬年前的元謀人。而他找到的柱穴，據説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建築物。如果這些建築物是某種祭祀的場所的話，可以想見此時的古人已經有了精神生活，有了高度的智能。
　　
　　不僅如此，這些成果還暗示，孤立的日本列島上的人類有可能是獨立起源的，而不是世界史上定説的，是從非洲和歐亞大陸遷移過去的。
　　
　　所以，藤村他們的發掘成果每次發表，都在日本列島上引起一陣歡呼聲。因為僅僅二十年的時間内，日本歷史的黎明被提前了七十萬年，證明了日本是和世界其他人類沒有任何關聯的獨特人類。他們的發掘成果不但充斥於坊間的大眾出版物，而且載入了各種日本史和社會課的敎科書。據統計，日本的高中的二十六種日本史敎科書，載有“上高森遺址”的竟有十四種之多，而且它們基本上都記述日本的古石器時代是開始於五十萬年、六十萬年前。
　　
　　產生“神手”的社會文化和經濟背景
　　
　　一個考古學家能有上述那麽多的發現的其中一個，就可以蜚聲内外譽滿天下了。蜚文中祇是北京人的發掘者之一，爪哇人的發現者之一荷蘭考古學家孔尼華十年間也不過發現了三個頭骨、幾顆牙齒而已。一個本來是業餘愛好者的藤村新一，僅以一雙“神手”起家，在短短的二十年間，以十萬年為單位，把日本歷史的黎明提早了七十萬年，發現了世界最早的建築物的遺址，知曉了古人有著精神生活；而且他參加發掘的的遺址據不完全統計，多達三十三處，找到的石器不計其數。他甚至在兩處相隔一座山的不同的遺址找到兩件石器，這兩件石器竟然是一塊石頭打成的兩半：石縫可以合攏起來!
　　
　　一個業餘愛好者為甚麽能有如此“偉大”的發現，成為日本考古學界的大學術權威呢？
　　
　　據報導，藤村一九五○年生於宮城縣，沒讀過大學，高中畢業後到一個公司工作，業愛好考古。一九七二年參觀一個“宮城考古展”，認識了縣文物保護科的職員（後來的國立弘前大學敎授）藤沼邦彥，開始涉足考古領域。據説他經常一個人在週末騎自行車在郊外勘察，尋找石器。
　　
　　一九七五年，宮城地區的考古愛好者，在藤沼和時任東北大學助手的岡村道雄等人的發起下，成立了“石器文化談話會”，參加的還有明治大學的考古研究生鐮田、美術敎師遠藤智一，以及藤村。
　　
　　藤沼和岡村一樣，都是就任了東北大學考古學專業敎授的芹澤長介的學生。由此可見，這個“談話會”組織的宗旨，一開始就是要從實物上證明他們的恩師芹澤提出的日本存在舊石器時代的假説。這個以專家和業餘愛好者結合的考古組織，在宮城縣内活動頻繁，參加了許多古跡遺址的發掘，逐漸成為宮城縣前期舊石器研究中心。他們中的岡村道雄更是因為找到舊石器時代的石器的功績而時來運轉，當上了日本文部省文化廳的文化財調查官，成為日本考古界的一個重要官方人物，也是捏造事件的一個關鍵人物。
　　
　　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捏造事件的一部分背景了：一個為了證明自己恩師的假説的組織裡，既有專家敎授，持有了學術上的權威；有日本文物界的官方關鍵人物，掌握著實權；那麽缺乏的是甚麽呢?不就是幾件出土的實物嗎？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藤村新一粉墨登場了。下面是一段日本報刊報導的藤村找到第一件石器的情景：
　　
　　一九八○年十月三日星期六，剛下班的藤村來到“座散木遺址”，拿上發掘用的鐵鍬，走向被説成是四萬五千年前的地層十三。“嘿，找到了”，他興奮的聲音響徹四週，大家都朝他奔去，祇見他手中拿着一件括削形的石器，此時離他拿起發掘鐵鍬祇隔了五分鐘……此後，他又陸續在各地找到了許多石器，開始有了“神手”之稱。
　　
　　同時，捏造之所以能夠得逞，還和他們的發表手段有關。一般來説，發掘出了一件重要的文物，慎重起見，要找專家學者鑒定，寫出相應的調查報告書公諸於世。然而以藤村為首的團體發現的所有重要石器和遺址，都沒有經過嚴格的鑒定就直接在現場召開記者招待會宣佈他們找到了甚麽甚麽，事後有時甚至連調查報告也沒有寫。譬如最重要的上高森遺址自一九九四年以來到捏造曝光為止沒有一篇調查報告。藤村參與發掘的三十三處遺址，發表了調查報告的祇有十五處。可以説他們是巧妙地利用了宣傳媒介工具的“第四權力”，把他們的“發現”強加給了别人。
　　
　　當然，對此也不是沒有人懷疑。二○○○年二月在秩父市的小鹿阪遺址發現了“原人的建築物的柱穴遺構”後，“讀賣新聞”的報導評論説，每次舊石器時代的新發現，可以説都有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的藤村新一在場，但是很少有人懷疑過……為了學術的發展開展的建設性批判，還是應該觀測了現場之後才能進行的，云云。一九八六年以來，小田靜夫（東京都敎育廳主任研究員）、竹岡俊樹（共立女子大學講師）等學者也發表論文，對這些石器進行過批判。但是他們畢竟是少數派，而還有别的學者的批判反駁因沒有發表的機會而被“默殺”。再就是藤村他們封鎖發掘到的石器，不是内部的人根本不讓看，於是想批判的也就沒有批判的機會。
　　
　　捏造石器事件還有它的經濟原因。
　　
　　一九九二年，已挖掘出幾處舊石器時代的石器、已經開始名聲在外的藤村和鐮田，加上東北福祉大學敎授尾原洋以及助手橫山裕平，組建了一個“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鐮田自任所長，藤村任副所長。鐮田在談到為甚麽要拋棄“談話會”而組建這個民間研究所時説，他們經常受到（一些專家）指責，説發掘了遺址，就要寫調查報告，沒寫好的話就不能發掘下一個；但是，如果每年不持續地發掘遺址的話，就得不到各級政府的發掘補助費，也就不能向地主們支付謝禮了。
　　
　　各級政府的補助費，是指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那樣的民間團體，在某地發掘遺址時，其費用大都由各級政府負擔。因為本地一旦挖出一個了不起的遺址，如同“一鋤挖個金娃娃”，馬上成為重要的觀光資源，這對那些缺乏資源和產業的地方確實很有魅力。這樣，遺址的經濟價值魅力早已超越了其文化價值，特别是挖到一個幾十萬年前的遺址，那就更不得了了。譬如“上高森遺址”的宮城縣築館町，不但成為了探尋日本人之“根”的旅遊熱點，在那裡的原人博物館内，還出售有“原人拉麵”、“原人餅乾”、“原人麵包”、乃至“原人清酒”之類。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根據日本的文物法，日本的文物發掘，原則上是“原因者負擔”，也就是説，發掘文物的費用由想發掘者負擔。這是甚麽意思呢？文物法規定，一個地方的開發必須首先進行文物調查，看看地下有沒有文物。一家公司如果想開發一塊地方，必須先請一個有考古執照的團體來搞調查，調查費用全由開發公司負擔。這樣一來，對開發公司來説，費用越便宜越快而且得出的結論可信度越高的考古團體最好。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實際上就是這樣的一家吃考古飯的挖掘公司罷了。日本有許多家這樣的公司，專業人員達七千人左右，每年的“原因者負擔額”為一千二百億日圓以上（一部分由各級政府和國家負擔）。因而可以看出，捏造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政府對學術文化特别是文物考古事業重視不夠、援助不足等問題。
　　
　　事態的結局
　　
　　石器捏造事件從發現到現在已經一年多過去了，事態的結局比人們預料的要簡單得多。
　　
　　二○○一年一月，當藤村祇坦白他在兩個地方捏造了石器時，在東京的日本敎育會館召開了一個題為“思考舊石器問題”的討論會。會上岡村道雄打破了幾個月來的沉默，發表了“前中期舊石器問題的展望——怎麽分辨灰色部分、也有白的”報告，對藤村承認的兩處以外的、他自己參與了的“馬場壇A遗址”進行了理化分析，説被認為是灰色的部分（即藤村參加了但沒有承認有捏造的遺址）也有“白的”真實的部分。在岡村的誘導下，此時人們還抱著藤村參加過的幾十個遺址“至少總有幾個是真的吧”之類的幻想。
　　
　　然而三個月後問題急轉直下。
　　
　　四月，在藤村參加了的福島縣安達町的“一斗内松葉山遺址”，居然找到了藤村埋的還沒有來得及挖的兩件石器，這就證明藤村的交代有詐。
　　
　　七月，對藤村為首發掘的山形縣尾花澤市“袖原三遺址”進行再調查，發現整個遺址都是假的!
　　
　　同時，對挖出過一百六十件之多的舊石器的小鹿原遺址、長尾根遺址（崎玉縣秩父市）進行了一個月以上的再調查，沒有找到一件石器，説明這兩處遺址也有可能是假的。
　　
　　九月底，對藤村本人進行再審問，他坦白至少在二十多個遺址捏造過石器。十月他又坦白包括岡村再三暗示是真的“座散木A遺址”和“馬場A遺址”也捏造過。後來，藤村終於承認他在他參加發掘的遺址都捏造過石器，有的地方甚至是“全部自己幹的”，也就是説，整個遺址都是捏造的。
　　
　　結論太簡單了。不但藤村參與的遺址出土的舊石器時代的石器全是捏造的，日本壓根兒就不存在一個舊石器時代!
　　
　　既然石器是捏造的，那麽，這些所謂的遺址，就祇有兩種可能。
　　
　　一種乾脆就是遺址本身都是捏造的，譬如山形縣尾花澤市“袖原三遺址”和安達町的“一斗内松葉山遺址”等。儘管藤村祇承認了三處，但是他插手的幾十處遺址肯定還會有假的遺址，如經專家最近考證，北海道新十津川町“總進不動阪遺址”也是整個捏造的。祇是再檢驗需要巨額的經費和人力物力，有的地方政府也就想不了了之了。
　　
　　另一種可能是，本來不是舊石器時代的遺址，經過人為的添油加醋，被説成是了，譬如“座散木A遺址”，從地層上看是亞黏土層，是一至三萬年左右的遺址，也就是説，可能是新石器時代前期的遺址。（當然有一些嚴肅的日本學者，像早在一九八六年時就對藤村找到的石器進行過批判的小田靜夫認為，“座散木A遺址”從地層上看是亞黏土層，可能是後期舊石器時代的遺址，但他説的年代基本上和新石器時代早期即一至三萬年是重合的，所以也祇是説法不一樣而已。）
　　
　　石器捏造事件除從反面證明日本根本不存在一個舊石器時代、剛好返回到國際學術界的定論以外，還有甚麽敎訓呢？
　　
　　這樣的事件在中國被稱為是“學術腐敗”，祇不過中國的學術腐敗事件，據現在揭露出來的，還祇是停留在編造子虛烏有的“學術專著”、或者是剽竊抄襲、沽名釣譽的階段。而日本的這一石器捏造事件是有組織有預謀有理論的。
　　
　　還有，揭露出藤村捏造的是“每日新聞”，他們根據以往的資料分析，認為藤村非常可疑，有造假之實際成果，還有可能再造，於是組織了一個班子跟蹤了他幾個月，終於拍攝到了他的自埋自挖現場録像，精神委實可嘉。但是每當藤村他們在現場公佈發掘成果時，“每日新聞”其實也是最熱心的新聞報導機關之一。
　　
　　日本的宣傳媒介在報導這些所謂發掘成果時，基本上沒有經過檢驗而是完全盲目信從他們的發表，露骨地追求“日本最古”，實際上成了捏造的傳聲筒，可以説是捏造集團的利益和投時好、追求有轟動效應的宣傳媒介的商業主義結合的惡果。這説明個人野心、學閥意氣、學術權力以及“第四權力”的宣傳媒介一旦勾結在一起，就會危害不淺，“遺臭萬年”，因而值得深刻反省。
　　
　　（原載《中國評論》二○○二年七月號，作者係日本大分縣立藝術文化短期大學副敎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