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從ODA診斷中日關係問題的癥結》（載《中國評論》二○○一年七月號）提出這樣一個觀點。
　　
　　（ 輿論導向）有著一種利用日本的歷史問題搞愛國主義宣傳的傾向。其中主要的誤導點，就是沒有分清一九四五年前的日本和戰後的日本的根本區别。就像我們説中國，就以一九四九年為界，有“新中國”、“舊中國”的説法，我們在談日本，特别是談歷史問題時，是否應該劃清“戰前”和“戰後”的日本界缐，至少是區别開來呢？
　　
　　當時由於談别的順便提及而已，沒有來得及展開就打住了。後來回國，和國内的一些友人談及中日關係時，我有意在他們面前展開我的這一“兩個日本論”。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更多的是目瞪口呆，覺得過於激進。説我割斷歷史的人有之，説我忘記過去的階級仇民族恨的人有之。為此我覺得有必要對這一“兩個日本論”作詳細的闡述。
　　
　　日本人心目中的兩個中國
　　 
　　
　　首先應該認識到的是，日本人對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認識，以明治時期（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一年），特别是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為界，前後截然不同。也就是説，到目前為止，日本人的心中有“兩個中國論”。  
　　
　　明治之前，日本深受中國文化之影響。這些影響從文字、禮儀典章制度、衣服飲食、藝術、文化等等，幾乎覆蓋整個文化面。日本人深知他們的根在中國，中國就是西方文化的希臘羅馬。他們甚至把中國的古典，譬如《論語》《老子》《莊子》等都算作日本的古典。
　　
　　日本人的心中對“歷史上的中國”是如此的崇尚尊敬，對“近代的中國”卻是無比的輕蔑和歧視。其主要原因是明治時期是日本脱胎換骨時期，它“在四十年期間，把西洋三百年歷史重演了一遍”（夏目漱石語）。換言之，明治以後日本的老師，已從中國轉變為了西方，他們全盤照搬了來自西方的現代科技、文化、社會制度、法律體系及至文學藝術。來自中國的文化傳承卻已無傳，在有些日本知識分子（譬如福澤諭吉等）的心目中，中國文化甚至成了日本近代化的障礙，於是有“脱亞入歐”論的盛行，脱亞者，脱中國而已。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自己在近代化進程上落伍了。查一八六八年為清同治七年，是中國進入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清末喪權辱國的最黑暗時期。一正一負，已經埋下了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的伏筆。
　　
　　  甲午戰爭日本打敗中國之後，日本人開始對中國人用一種蔑視侮辱的口氣，稱呼為“支那人”。有著長期留日經驗的大文豪郭沫若曾經寫過一篇叫“行路難”的短篇小説，寫中國留學生“我”到九州島的一個叫“唐津”的地方去租房子，開始房東一口答應，後來一聽“我”是中國人，馬上改變口氣，把鼻音拉長：“甚——麽，支——那——人”，就不租了。説明這種輕蔑不但存在於日本政府、知識界，連一般的老百姓甚至是下層的日本人都敢這樣明目張瞻。
　　
　　這樣輕蔑中國的情形一直持續到二戰日本投降為止。
　　
　　其實這種兩個中國的觀念在現代日本人的心靈深處也還根深蒂固。譬如他們去中國旅遊，看見中國的名山大川、文物古跡，一定會從内心發出讚嘆：真不愧是中國呀。然而當他們看到中國的醜陋的一面，如亂扔的垃圾、衣冠不整的人，或是厠所臟臭，也會發出同樣的感嘆：中國就是這個樣嘛，云云。
　　
　　兩個日本論
　　 
　　其實，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對日本的認識又何嘗沒有類似上述的二元論。
　　
　　我們在歷史文獻中和報刊電視電影上知道的、看到的日本，是妖魔的日本，是動輒“八格牙路”的殺人放火無惡不做的可恨的侵略者。一句話，小日本，再要加上“鬼子”兩個字。連筆者回國，經常也要享受到來自親朋好友同學的對付“東洋鬼子”的戲稱和待遇。
　　
　　而我們在現實中看到的接觸到的現代日本，又是另外一個形象。從政治上看，日本有一個世界上絶無僅有的和平憲法，它公開宣佈放棄戰爭和武裝。從一九四五年到現在，日本沒有和其他任何國家發生武裝衝突。
　　
　　戰後，日本經過以美國為首的軍事佔領，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體制得以改革，實現了基本完善的民主化。
　　
　　日本在戰後短短的時間内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海外純資產世界第一，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
　　
　　日本是中國的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是日本第二大貿易夥伴，日本是中國最大的經濟援助國。
　　
　　日本的一些文化現象，如日本的電視劇和電影（主要是在八十和九十年代初期）、卡拉OK、音樂、濱崎步等等，為中國人、特别是青少年所喜愛，出現所謂的“哈日”族。大批的中國人來日本留學、打工、工作。據調查，在日本的外國留學生，最多的是中國人，大約佔留學生總數的一半以上。而且佔第二位是韓國留學生，佔第三位的又是台灣留學生。
　　
　　另一方面，儘管有時一些歷史的沉渣浮現水面，中國人一直擔心的日本軍國主義並沒有在日本復活。
　　
　　總而言之，在國人的心目中對日本和日本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體認，存在著的這兩個日本的形象，將之理論化就是兩個日本論。
　　
　　日本在中國人的心中，以一九四五年為界限，印象顯然截然不同。
　　
　　第一個日本的形象的内涵，除了難忘的歷史事實以外，還有這樣一種擔心：在成為經濟大國以後，日本會不會發展成為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特别是日本軍國主義會不會復活，重新走上對内實行法西斯軍事專政，對外進行軍事侵略之路，構成對中國亞洲以及世界的威脅呢？
　　
　　再就是一些政治宣傳的殘餘。從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對外鬥爭史來看，打倒“美帝國主義”是頭號任務，其次是打倒“蘇聯修正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再次是“各國反動派”，最後才是“日本軍國主義”。到了八十年代，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口號沒有了，中美建了交並有了共同的敵人——蘇聯。隨著“文革”的結束乃至一九八九年中蘇關係正常化，“蘇修”“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不提了，後來連蘇聯都沒了。“各國反動派”的口號因為樹敵太多更是煙消雲散，剩下的就祇有一個“日本軍國主義”還沒有最後拋棄。然而，它並不是一個實體，本來祇是一種擔心而已。然而在政治宣傳中這種擔心不知不覺地演變為了“虛構的存在”。
　　
　　總之，中國人的第一個日本形象是歷史+擔心+政治宣傳構成的。
　　
　　第二個日本的形象起源於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後。由於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二年中日關係處於不正常狀態，這一形象尚不明朗。儘管在此期間日本簽訂了舊金山和約，實現了“戰後民主主義”（日本人自稱），簽訂了“日美安保協定”把自己的外交和軍事自主權拱手交給了美國，日本自己走上了“低軍備，高增長”的經濟發展之路。第二個日本形象，在中國人面前是以一九七二年田中角榮的戲劇般的訪華、恢復日中邦交、放棄戰爭賠款等一系列花哨的動作登場的。隨後是中日友好運動，三千日本朋友訪華，日本的電器汽車大舉登陸，日本的各種援助和日圓貸款逐漸到位為人所知……這一切和第一個日本的形象相去是那麽的懸殊。如果不是一九八六年中曾根參拜靖國神社引起北京的大學生上街示威遊行，第二個日本的形象早已確立並蓋過第一個日本。
　　
　　具體而言，第二個日本形象，應該有這樣幾個基本點：
　　
　　（一）日本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它的國民勤奮、素質良好、對人表面上彬彬有禮，整個社會治理得井井有條、安寧穩定。另一方面它還祇是一個區域性大國，要成為一個政治大國還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它在現在的國際國内環境下還不可能成為一個軍事大國。所以現在的日本一點不值得害怕和擔心。
　　
　　（二）日本在經濟、文化、科技、法治等方面，有許多值得中國的現代化借鑒和借助的地方。它也確實給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不少的幫助和援助。有數字表明，近三十年來，日本給予中國的各種無償有償經濟援助達二百五十億美元。
　　
　　（三）日本已是一個和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等方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的國家，我們要將它作為一個普通的、友好的近鄰國家來對待，盡量不主動把歷史的日本和現在的日本掛鉤。
　　
　　當然人們還可以總結出一些其他的特徵，總之第二個日本是一個文明、友善的日本。
　　
　　由於第一個日本形象中的歷史陰影是那麽的深刻，擔心是那麽的明顯，政治宣傳的痕跡是那麽的強烈，掩蓋了第二個日本形象。但是如果我們在各種場合下劃分清兩個日本，靈活地運用這兩個日本論，相信對處理中日關係是大有裨益的。
　　
　　對歷史固然不應該忘卻，歷史問題固然也可以成為對日外交戰中的一張王牌，但王牌同時也是一支雙面刃，過多地使用不會那麽管用，反而會給雙方政治經濟關係乃至民族和文化心理留下負面的影響。
　　
　　“民族恨”固然不應該忘卻，而“民族恨”要不要“復仇”可説不好，特别是戰後國際秩序已經定型的情況下。
　　
　　可不可以這樣説呢，區别開了兩個日本之後，如果我們要恨日本人的話，恨的應該是發動戰爭的那個以前的日本，不要恨現在的日本；恨五十年以前的日本鬼子，不要恨現在的日本人民。如像我們恨希特勒的納粹德國，但決不會去恨現在的德國一樣。
　　
　　日本軍國主義會不會復活
　　
　　這裡想重點地談論一下中日關係中，國人最憂慮的問題：日本軍國主義究竟會不會復活？
　　
　　我們擔心的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大概有以下兩個内容：
　　
　　一是對内重新實行法西斯軍事專政。二是否定日本侵略的歷史和破壞二戰後確定的國際秩序，成為一個軍事大國，對外進行軍事侵略，以軍事力量來維護它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利益。
　　
　　一、關於對内重新實行法西斯軍事專政的問題。戰後，日本經過清除軍國主義殘餘和實行民主改革，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已在日本深入人心。在和平憲法之下，建立了基本完善的以多黨制政治、代議制民主、言論自由、宗敎寬容、文化開放等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制度，以及大三權（立法、行政、司法）和小三權（執法、審判、檢察）絶對獨立為基本框架的法治制度。説日本是亞洲最愛好和平的國家大概沒有一個人同意，但説日本是亞洲民主制最成熟的國家大概沒有多少人反對吧。
　　
　　日本的國民們普遍反對軍事化和軍國主義，廣大國民和主張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政治力量在當前日本的政治生活中起主導作用。儘管時而右翼勢力也會跳出來以各種方式向民主和平勢力進行挑戰，譬如石原慎太郎之流，但可以這樣斷定，要在日本重新實行對內的法西斯軍事專政幾無可能。
　　
　　何況冷戰後的日本，現在正處於政治格局的流動時期、經濟上的結構性衰落時期，各方面都急待改革和調整。日本目前的當務之急是解決國内的各種政治經濟敎育等方面問題，日本朝野還沒有精力去搞歪門邪道，而這些也都是日本國民看得非常清楚的。
　　
　　二、日本國内是有一些人一部分勢力企圖否認過去的侵略戰爭、美化過去的殖民統治，但這並不是政治社會的主流，也並不代表日本政府的意願。
　　
　　翻歷史的案翻二戰的案首先是對以美國為主導的、二戰後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和整個國際社會的挑戰，日本在可見的相當一段時期内還沒有這種能力和膽量來進行這樣的挑戰。它現在的繁榮全都是建立在這個戰後和平秩序的基礎上的。
　　
　　其次，否定戰後國際秩序會觸及侵害美國的利益。美國之所以保持十萬兵力在日本和亞太地區駐軍，其目的之一就是“監視日本”，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化和走上軍事大國的道路。在日美軍事安全保障體系下，儘管美國有時要求日本維持一定的軍力，分擔一些在遠東甚至印度洋地區的軍事義務，譬如海灣戰爭時讓日本出錢，打阿富汗時讓日本海上自衛隊派軍艦去印度洋後方支援，但都是有限的。由於有美國以及美日安保體系的“瓶蓋”作用，日本軍國主義是跑不出潘多拉的魔瓶的，日本也是當不了一個軍事大國的。
　　
　　亞洲各國的反對也是日本成不了軍事大國的原因之一。日本在亞洲有眾多的經濟利益，而亞洲各國也祇希望日本在經濟上發揮作用，反對它在其他方面譬如政治上軍事上有所作為。
　　
　　再就是由於日本在二戰中損失慘重，還挨了兩顆原子彈，所以戰後日本國民的反戰思想根深蒂固。譬如日本自衛隊的每一個軍人都是工薪階層，收入頗高又很穩定，而日本年輕人卻普遍不願意參軍，使自衛隊長期兵源不足。自衛隊的武器雖好，精神狀態卻普遍不佳，不可能像以前那樣靠為天皇賣命的武士道精神來作精神支柱。更糟糕的是自衛隊戰後從未參加過實戰，沒有任何戰爭經驗。當然我不是説自衛隊就沒有戰鬥力，而是想説明，日本現在的自衛隊祇是一支極其普通的國防軍。
　　
　　總而言之，日本軍國主義在相當一個時期内不可能復活，對外破壞二戰後確定的國際秩序走上軍事侵略道路的可能性也幾乎等於零。
　　
　　日本的近期目標是要當一個政治大國，但是到目前為止，由於歷史問題，沒有外交自主權等等因素，它要得到亞洲各國和世界各國的完全信任還很困難，還缺乏影響全球甚至亞洲的政治力量。它雖然有潛在的軍事力量和軍事技術，但由於祇是美軍的一個小夥伴，加上國際、特别是國内許多因素的影響，還不能成為政治大國經濟大國的支撐與後援力量，一句話，成不了軍事大國。
　　
　　其實，即使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了也並不可怕，中國已不是當年的“一盤散沙”，而已經是崛起的核大國了，亞洲各國也不是當年那些任日本人欺負的弱國了。加強中日合作關係的同時，努力發展壯大自己，是預防、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最有效途徑。
　　
　　（原載《中國評論》二○○三年二月號，作者係日本大分縣立藝術文化短期大學副敎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