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總理在九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日本的右翼團體進行了敲打，使日本的右傾化問題一下子變得引人注目起來。其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國家的右傾化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整個日本政局趨向於“總保守化”亦是不爭的事實。在日本有中文報刊形容道，一個潛伏在水底的右傾化日本的大屋頂，正在徐徐地冒出水面。
　　
　　我曾經説過，作為一個核大國，我們不再應該害怕日本的軍國主義（見《中國評論》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號拙文《建立成人般正常的中日關係》），就如一隻兔子怕狼，一隻老虎還怕狼嗎？同樣的道理，對於日本的所謂“右傾化”和右翼團體，也不應有任何恐慌，因為日本本來就是一個右派當道的國家，正如美國是一個一貫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國家一樣，關鍵是怎樣去認識看待這一既成現象。
　　
　　幾種“右”派與“左”“右”的劃分
　　
　　所謂“左”、“右”，是一種相對概念，沒有“左”就沒有“右”；正如一首歌裡唱的：“沒有天哪有地，沒有你哪有我”。日本的右派，當然是針對左派而言的了。
　　
　　一般説來，日本的右派有這樣幾種：
　　
　　一是極右勢力，統稱“右翼”。此次朱鎔基點名的，在大阪舉行集會，説南京大屠殺是本世紀最大的謊言的，就是這一勢力。
　　
　　二是被稱為“保守本流”的右派。
　　
　　三是被稱為“保守傍流”的右派。
　　
　　還有被稱為“新保守”的有國家主義傾向的新右派。
　　
　　既然右派是針對左派而言的，保守也就是針對革新而言。“保守本流”和“保守傍流”本來都是屬於保守政黨自由民主黨中的不同派别，與之相對立的革新政黨是左翼的日本社會黨。社會黨是一九五五年由左派社會黨和右派社會黨構成的“社會黨國際”型的社會主義政黨。以後，從社會黨再分裂出去了一個民主社會黨，也就是右派社會黨的再結成。至九十年代初期，一般説來，如社會黨是針對自民黨的保守本流而言，民主社會黨就是針對於保守傍流而言。這種“保革”左右對立結構，反應了冷戰時期的東西兩大陣營的對立：社會黨共產黨之左派是親蘇的，自民黨之右派是親美的。由於日本戰後一直是在美國的間接佔領之下，因而左派在日本是很難掌權的。戰後五十多年，左派（社會黨）在日本祇當過幾個月的執政黨，所以我們説日本是一個右派當道的國家。
　　
　　社會黨的左端是日本共產黨，也相當於革新勢力的社會主義最左翼。
　　
　　還有沒有比日本共產黨“左”，相對於“右翼”的極左勢力呢？有的。正如日本的“右翼”勢力是由各種各樣的右翼團體組成的那樣，極左派也是形形色色。如赫赫有名的日本赤軍，就是企圖以暴力手段、以城市遊擊隊的形式顛覆日本政府的極左恐怖組織。又如中核馬克思派，就是產生於一九六八年被稱之為“五月風暴”的世界學生運動中的學生革命組織，類似於中國的紅衛兵；中國的紅衛兵在一九六九年上了山下了鄉，而日本的學生組織的一部分卻一直在繼續從事所謂革命活動，中核馬克思派就是其中的一個組織。還有成田機場的反佔領運動，據説也是有極左勢力在背後，不然不可能堅持幾十年。
　　
　　如果把日本的左派右派排個隊，在九十年代初期大概是框中這樣一個圖式：
　　
　　極左→社會主義（共產黨）→革新勢力（社會黨）→保守勢力（保（自由黨民主黨）守本流·保守傍流·新保守）→右翼
　　
　　以上的是至九十年代初期的左右勢力的對立形勢，在左派和右派之中間，還有如公明黨那樣的中間派。
　　
　　各種保守派之來源
　　
　　所謂“保守本流”是指在日本長期執政的自由民主黨中的主流派，這一派主張在日美安保條約的保護之下，追求經濟成長以盡量早日成為經濟大國；對於日本國家的武裝力量，則力圖在現有和平憲法的範圍内進行擴大解釋，因而在理念上屬於“富國輕武裝”路線。戰後“保守本流”從原首相吉田茂開始發源，以後一分為二：一是池田勇人——太平正芳——宮澤喜一到加藤紘一的宏池會系統；一是佐藤榮作——田中角榮——竹下登到小淵惠三之經世會系統。
　　
　　相對而言，所謂“保守傍流”，是指自民黨中的非主流派，這一派也追求快速的經濟成長，但是主張修改和平憲法以擁有武裝力量之自衛隊。其起源於原首相鳩山一郎（現民主黨黨首鳩山由紀夫的祖父），以後的中曾根康弘也屬於這一派。
　　
　　長期的保守政治統治，有著其悠久的歷史傳承。
　　
　　眾所週知，戰前的日本是反動勢力佔絶對地位的保守國家。其主要保守統治階層，一是軍部，二是皇宮集團，三是財閥，四是農村的地主階級，而官僚系統，特别是內務省起著護航作用。戰後，軍部和皇宮集團被消滅；許多政治家被當作戰犯而追放；財閥被解體；地主因農地解放而失去了政治支配力；內務省被解散，官僚系統也被改組。而且，美國還為日本起草了一個世界上絶無僅有的和平憲法，這憲法規定日本徹底放棄戰爭手段。
　　
　　按道理説，既然主要的保守統治階層都受到了重大打擊，又有了新的和平憲法，日本應該建立起健全的民主主義政治制度吧。其實不然，上述改革都是因為日本戰敗了，由佔領日本的美軍強制實行，而不是日本人民自己通過鬥爭贏得的；同時，美軍的佔領又不是像西德那樣的直接佔領而是間接佔領，即美軍通過日本自己的政治體系和官僚系統實現佔領。因而日本的舊官僚階層得以保存；被追放的政治家風聲一過馬上復活，典型的如甲級戰犯的岸信介以後還當上了首相；天皇還是天皇。於是日本的政治在慣性的作用下重新趨向保守。
　　
　　然而，畢竟以美國為主導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財閥的解體使企業實現了現代化經營和財界領袖的年輕化，工會的成立建立了現代化的勞資關係，農地解放釋放了農民的生產力，開拓了市場，這些都為日本戰後的經濟飛躍打下了基礎，再加上美國的監視，這些合力的運行結果，戰後日本政治走上了以實現高度的經濟成長為最高目的的“富國輕武裝”道路。這就是“保守本流”政治。而從内部對之挑戰的，就是“保守傍流”。
　　
　　“保守傍流”的主要特徵是希望日本不但成為經濟大國，在政治和軍事上也想有所作為。其代表如中曾根康弘，在八十年代提出“戰後政治的總決算”，這一“決算”，對内是想改革保守支配造成的“利益政治”構造，對外就是想成為政治軍事大國。然而中曾根本人就是“利益政治”的代表，其改革也就祇能是半途而廢了。
　　
　　“總保守化”
　　
　　在九十年代初期，“新保守”派粉墨登場。新保守派對内企圖在經濟全球化即美國化的基礎下對長期的保守支配造成的“利益政治”構造進行改革，對外緊跟美國的全球化戰略，認為日本作為美國的同盟國，在與日本利益有關的地域和事件中，應該成為一個不但出錢、也要出人出武器的戰略夥伴。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小澤一郎和自由黨集團，再加上“保守傍流”的一些人。
　　
　　此外，還有一些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如以“不知道戰爭的世代”為中心，認為舊有的保守派過於親美，日本不應當美國的走狗而應是指向日本傳統式的保守，這可説是一種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NationaIism）右派了。石原慎太郎就是其典型。但這些勢力都不是日本政治的主流，最多祇能起到極右勢力或右翼組織的思想來源的作用而已。
　　
　　九十年代是日本政治激蕩、各種政黨連橫合縱的時代。眾多政黨離合集散，其總趨勢是企求結束自民黨長期一黨支配的政局，形成美國式的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制政治。由於其間各種政黨離合集散太多，單談現在。
　　
　　經過一段時間的分裂和下野後，自民黨先和過去的敵人社會黨及新黨魁攜手，重新執掌了政權；在社會黨和新黨魁退出聯合政權以後，自民黨在參議院不過半數，不得不和過去的敵人、從自民黨分裂出去的新右派小澤一郎的自由黨及公明黨組成聯合政府。而在野黨中，除共產黨外，過去的社會黨由於過於迎合日本的保守趨勢，失去了原有的支持者，其中的中派和右派去了民主黨，因而民主黨成了第二大政黨。現在的政局，正朝向著形成自民黨和民主黨兩大政黨制的方向發展。
　　
　　自民黨本身是保守政治的大本營，而自由黨黨首小澤一郎是從自民黨的“保守本流”分裂出去的新保守派。最近，自由黨退出了聯合政權，自由黨的大部分人分裂出去成立了保守黨留在政權内，準備在不久的將來加入自民黨。日本的執政黨自民黨和公明黨的連盟，將是自民黨=右派+公明黨=中間派的中右政權。
　　
　　而另一大黨民主黨呢？其是一個保守和革新的大雜燴，既有從自民黨分裂出去的“保守本流”派，如黨首鳩山和幹事長羽田孜；又有民主社會黨的舊人馬，還有社會黨的中派右派。民主黨的路線，在鳩山和羽田的領導下，走的是溫和型的保守本流路線。
　　
　　上述向兩大政黨制發展的政治動向，在日本被稱為“總保守化”。在“總保守化”的政治格局之下，在自民、公明+保守三黨組成的巨大執政黨的運作下，日本的政治加快了“總保守化”即國家右傾化的步伐。例如日本國會去年通過的一系列法案，就是國家右傾化的惡性顯現：國旗國歌法案，以臭名遠揚亞洲的膏藥旗為國旗，以歌頌天皇的“君之代”為國歌；盜聽法案，允許警察在認為必要的情況下可以竊聽私人的電話；住民基本台帳改正法，給每個在日本的人編號，類似於給全體日本人和在住外國人標上了運動員式的後背號碼；憲法調查會設置法，邁開了修改和平憲法的實際步伐。而關於日美安保防衛指針的關連法案，實際上把台灣納入了日美軍事同盟的勢力範圍。
　　
　　現在日本國内，能對這種“總保守化”進行一定抵抗的進步勢力，祇有共產黨一家了。可惜日本共產黨在保守的日本老百姓中沒有多大人氣，作為一種職業型的政府批判勢力，祇能批判，不可能掌權；能獲得一定的選票，但這種選票除共產黨員外，不是對共產黨支持，而是對政府和其他政黨的批判票而已。
　　
　　但是，這種“總保守化”在我們看來並不可怕，首先它是日本國内政治問題，我們祇能聽其言觀其行。而自民黨中的“保守本流”，本是由“人脈”即一脈相承的政治家們來繼承下去的。這一派的主要領袖，不管是田中角榮到竹下登或橋本龍太郎一派，還是太平正芳到加藤紘一一派，都對中國比較友好。而現在聯合政權中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公明黨，更和中國及中共有著傳統的友好關係。民主黨的主要領袖也和中國的關係比較密切。相對而言，倒是“保守傍流”的一派和新右派，及石原慎太郎那樣的國家主義派比較危險，祇是這些政治家一時還當不了政。所以中國的政治家們應該發揮自周恩來到孫平化、廖承志以來的東方式的外交傳統，不拘限於中聯部或外交部的渠道，盡量和日本的主流政治家們打交道，結成朋友，許多事就好辦多了。
　　
　　右翼團體的形形色色
　　
　　最後講一下日本的右翼團體。所謂右翼團體，就是寄生於國家權力和大企業的反動勢力之中，以天皇崇拜為理念，以反共反社會主義為使命的暴力恐怖組織。
　　
　　右翼團體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存在，起著推進支持日本的侵略戰爭的急先鋒和别動隊的反動作用。如玄洋社或吹得比較神乎的黑龍會，就是這樣的組織。
　　
　　戰後，美國佔領軍進駐日本，麥克阿瑟下令解散了二百三十三個右翼團體，追放了五萬餘成員的公職，右翼組織遭到了毁滅性的打擊。但是隨著冷戰的開始和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的日本佔領政策從創造日本的民主制度轉向以日本為“反共的防波堤”，右翼也就搖身一變，將其政治主張改為“親美、反共、擁護現存體勢”，漸漸復甦。朝鮮戰爭開始後，公職追放的禁令一解除，政治型的右翼團體就公開建立並活動起來了。一九六○年日美安保條約締結前後，日本國内的反對運動如火如荼，日本政府快要抗不住時，自民黨的一些頭目就唆使日本的暴力團組織右翼團體，以黑社會的暴力來鎮壓革命運動。於是有了另一個類型的右翼組織。
　　
　　  現在全日本，作為政治團體登録的右翼組織，有二千團體以上，其中活動的大概有一百六十來個，比較大的有這樣一些組織：日本國粹會、日本青年社、大日本忠誠同志會、正氣塾、大日本愛國黨、國防挺身隊等。據説這些右翼團體共有十來萬成員，其中二萬來人是職業成員。
　　
　　這些右翼團體一般分為兩個系統，顧名思義：帶有“正氣”“挺身”之類字眼的，屬於“任俠”型，即是暴力團型的右翼組織；帶有“愛國”“皇民”“大日本”字眼的，屬於政治型團體。
　　
　　右翼團體有著“一人一殺”的恐怖主義傳統，在日本的歷史上起過極壞的作用。如戰前的三十年代刺殺比較溫和的浜田首相事件，加快了日本走向侵略戰爭的步伐；一九六○年刺殺社會黨委員長淺沼次郎事件，則使社會黨失去了最優秀的領袖，日本的進步勢力受到不可估量的損失。同時，還有如兒玉譽夫那樣的大右翼分子，為自民黨提供了大量的“黑金”，充當美國情報機關的走狗，在各種疑獄醜聞事件背後都留下了其杯光燭影。
　　
　　右翼團體的活動經費一般來源於大資本家的捐獻和企業的贊助以及某些不可告人的政治獻金。然而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在冷戰終結、蘇聯解體、日本的北方威脅消除的形勢下，右翼團體在政治上的存在意義已經有些淡化；更隨著一些大右翼思想家的死去，在意識形態上又失去了思想指導，日本的右翼團體已傾向於暴力團化，淪為專門從企業和民間詐取金錢的黑社會組織。譬如一個企業，如果不向他們捐獻錢，右翼團體就派遣幾個街頭宣傳車在企業的大門前用高音喇叭每天對著你宣傳“政治”，或是揭露這個企業的一些内部醜聞，企業就祇有乖乖地給錢。
　　
　　不能不注意的是，新中國歷來是日本右翼團體攻擊的目標。一九五八年就發生過兩個右翼分子襲擊中國的一個展覽會懸掛的中國國旗的“長崎國旗事件”，給日中關係造成了極其不良的影響。隨著冷戰的結束，蘇聯解體，中國的強大及日本政治的右傾化，右翼團體的活動逐漸將目標對準中國。因而此次大阪發生的事件，不能將之看成是一個偶然事件。
　　
　　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右翼勢力在日本是政治上的最反動派、企業的寄生蟲，又屬於恐怖暴力組織一類，在日本社會中是不可能佔主流地位的。其存在地位，類似於歐美的極右勢力，如奥地利的自由黨、德國的新納粹或美國的三K黨。許多政治家在政治上經常利用他們來幹一些不可告人的事，但是都是上不得台面的勾當；如果這些事實被暴露出來，是會身敗名裂的；這樣的右翼組織在短期内更不可能像奥地利的自由黨那樣出來參選，進入政權中樞。
　　
　　（原載《中國評論》二○○○年六月號，作者係日本大分縣立藝術文化短期大學副敎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