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厭華”情緒蔓延
　　
　　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日本内閣府公佈的二○○四年度“外交民意測驗”結果顯示，日本國民中對中國抱有“親近感”的僅有百分之三十七點六，比二○○三年下降十點三個百分點，成為一九七八年以來同樣内容統計的歷史最低點。與此數字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對華感到“不親近”的卻高達百分之五十八點二，比二○○三年上升十點二個百分點，創下了該項統計開始以來的歷史新高。
　　
　　一般而論，任何民意測驗的數據都有一定的偏差，甚至還有不可信之處，但是，如果是一項長期持續的調查統計，它所反映的總體發展趨勢是不可忽視的。日本内閣府的“外交民意測驗”始於一九七五年，每年進行一次，它是日政府為掌握國民對外意識的變化，並為制定對外政策提供參考數據而進行的一項可信度較高的調查。自一九七八年以來，有關日本國民對外國“親近感”的調查一直是該民意測驗的重要内容。在八十年代末以前，日本國民對華“親近感”年度平均值在百分之七十以上，與一直佔據首位的美國相差無幾；一九八○年曾一度高達百分之七十八點六，超越美國，創下了該項調查的年度最高紀録。然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對華“親近感”卻不斷下降，以致去年降到不足百分之四十的歷史最低點。
　　
　　在考慮兩個國家之間的雙邊關係時，如果説這種“親近感”的起伏升降並不值得大驚小怪的話，那麽，“不親近”感的大幅度上升卻是值得關注的事態。因為雖然“不親近感”之中也包含“無興趣”或“漠不關心”的成份，但是感情上的“疏遠”甚至内心深處的“反感”和“厭惡”無疑是其重要構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講，“不親近”感的持續上升同時包含著“疏遠”、“反感”和“厭惡”成份的增大。事實上，伴隨著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對華“不親近”感的直線上升，日本社會上的“厭華”情緒在近年來一連串的中日正面衝撞事件中不僅以“過激反應”的形式表露無遺，而且還呈現出進一步蔓延擴散的態勢，並逐漸取代以往的“親近、友好”的主流對華觀念的勢頭。
　　
　　“厭華”情緒的蔓延一方面是中日關係面臨困難和挑戰的真實反映，另一方面這種情緒的長期存在和擴散，又不可避免地反過來阻礙中日關係的改善和進一步發展。正是在這種主觀意識與客觀存在的相互作用下，中日關係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開始進入了一個負面因素不斷增大的不穩定期，兩國關係的矛盾狀態更加明顯。一方面，中日兩國在經濟貿易等領域的合作與相互依存關係日益深化；另一方面，兩國政治關係的走向卻呈現出新舊難題交織、正面衝撞事件不斷以及“漸行漸遠”的發展態勢。
　　
　　從表面上看，促使日本對華“親近感”不斷萎縮和“厭華”情緒日漸增大的直接原因，是中日關係中的諸多難題無法破解所致。但是，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在這些一目瞭然的表面因素的背後，隱藏著需要深究的“根子”。在筆者看來，當今日本社會中較為普遍的對華恐懼心理和不滿情緒以及日本對外認識上時而出現的強烈的危機意識等思想認識方面的“隱性因素”，構成了推動日本對華感情由“親”變“疏”和“厭華”情緒不斷蔓延的深層原因。
　　
　　“中國威脅論”與“恐華”心理
　　
　　當今日本社會對華感情的重要特徵之一是“恐華”心理的普遍存在。這種心理的形成有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而“中國威脅論”的流行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日本國内的“中國威脅論”出現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與冷戰結束後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有密切關係。在冷戰時期，由於中日兩國均把前蘇聯視為首要威脅，所以儘管當時長期存在於中日之間的政治上的對立並未完全消失，但雙方相互抱有的敵意卻非常稀薄。在此形勢下，中日兩國對對方的恐懼心理也就非常微弱。冷戰結束之後，前蘇聯的解體使中日兩國失去了昔日的首要威脅，引發了彼此戰略關係的重大變化，“中國威脅論”開始登場。這一論調的主要觀點是：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和軍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中國已經或將會對日本的生存和發展構成“現實和潛在威脅”，日本有必要及早採取預防性措施，更加有效地應對中國崛起的現實。
　　
　　從中國的立場上看，“中國威脅論”的謬誤是顯而易見的。因為中國既沒有威脅别國的歷史，也不擁有足以威脅别國的強大軍事實力，更沒有威脅别國的政治意願。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強調“和平發展”，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與週邊鄰國的關係上推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和“睦鄰、安鄰、富鄰”的外交政策。因此，在中國看來，所謂“中國威脅論”要麽源於對中國的無知，要麽出於政治上的别有用心和對中國的故意誣衊，不僅不能成立，而且完全無法理解和接受。
　　
　　應該説，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國威脅論”雖然在一些國家已經呈現“流行”之勢，但在日本國内並沒有多大的市場，也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因為多數日本國民在現實生活中並未感覺到來自中國的“威脅”。然而，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當日本面對“台海危機”和中國國防現代化步伐加快，特别是近十多年來中日兩國經濟發展形勢的巨大反差等現實時，相當一部分日本人開始倒向或贊同“中國威脅論”。目前，在日本的政、軍、商、學界以及普通的民眾當中，對中國國家綜合國力不斷發展壯大的恐懼心理和不信任感普遍存在，已經成為影響日本社會主流對華觀念和日本政府對華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二○○四年十二月，日本在新出台的“防衛計劃大綱”中明確指出，日本將密切關注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海上軍事活動以及台灣海峽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等，這表明日本社會對中國抱有的恐懼和不信任心理，已在影響日本對華政策的制定和實施。
　　
　　在上述“中國威脅論”之外，還有一種從“中國崩潰論”的角度闡發的“中國威脅論”。這種論調認為，由於中國不僅在政治和經濟體制上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制度缺陷”，而且面臨嚴重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和貧富差距拉大等現實矛盾，因而今後的發展充滿不確定因素；中國的經濟甚至可能在發展途中受挫和崩潰，這種結局必然威脅到與中國有密切經濟聯繫國家的穩定發展。從内容上看，這種“中國崩潰論”雖然並不像前一種“中國威脅論”那樣赤裸裸地煽動對華反感情緒，但它在刺激對華恐懼心理方面，實際上也起到了與“中國威脅論”異曲同工的效應。可以説，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大大刺激了“恐華”心理的產生和擴散，而“恐華”心理的存在和擴散，暗暗推動著日本社會對華感情由“親近”到“疏遠”的變化過程。
　　
　　“歷史問題”與“厭華”情緒
　　 
　　與“恐華”心理相互作用的另一種負面因素是“厭華”情緒的蔓延和擴散。從戰後中日關係的總體發展看，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是以“親近”和“友好”為主要特徵的日本主流對華觀念達到高潮的時代。此後，對華恐懼心理和不滿情緒逐漸取代“親近”和“友好”，成為影響日本國民對華感情的主要因素。
　　
　　近年來，中日兩國在政治、安全、經濟和文化領域中的摩擦事例頻繁發生，而日本社會“厭華”情緒在兩國之間發生的一連串正面衝撞事件中都有十分明顯的表現，其中在“歷史問題”和“台灣問題”上的表現最為突出。“厭華”情緒認為，中國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對日方錯誤言行的批評是對日本國家的“無休止的輕蔑”，是在對日外交上“打歷史牌”；中方提出的要求日本領導人停止參拜靖國神社，反對日本學校使用歪曲歷史的敎科書，以及要求日本拒絶向台獨勢力的總代表李登輝發放赴日簽證等是“公然干涉日本内政”；中國國内進行的多數愛國主義敎育是“反日敎育”，中國國内“充滿濃厚的反日情緒”；中國對日本多年來提供大規模政府日圓貸款和對華經濟援助“甚少宣傳”；中國對台不放棄武力對日本的海上通道和亞太地區安全形成了“重大威脅”；中國政府在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問題上持“消極態度”並傾向實施“打壓”政策。持有這些不滿情緒的人公開主張，日本政府應以強硬姿態頂住來自“中國的政治壓力”，使中日政治關係走出過去的“不平等困境”，實現“正常化”。
　　
　　  與此相反，對多數中國人來説，日本的對華不滿情緒不僅沒有道理，而且還構成了引發中國國內反日情緒高漲的重要因素。因為從中國的立場上來講，當前日本“厭華”情緒的擴散是冷戰後日本社會“右傾化”的重要表現。日本在“歷史問題”和“台灣問題”上的態度不僅缺乏誠意，而且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相比更是一種“倒退”的表現。中日兩國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的對立完全是由“日方挑起的”，中國國内的反日情緒多數也起因於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錯誤言行，因此，日本方面應該承擔全部責任，並應首先邁出改善中日關係的第一步。
　　
　　由此可見，中日兩國不僅相互抱有強烈的不滿情緒，而且兩者在内容上有難以彌合的差異。從中日政治關係的現狀看，這種差異還在不斷擴大。就日本方面的情況而言，如果説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日本國内的上述對華不滿情緒仍主要來自反華勢力的話，那麽在當今的日本國民特别是青年人中，對華不滿情緒擁有相當的市場並且呈現不斷擴大之勢。日本“厭華”情緒之所以能不斷擴散，與冷戰後日本國内政治形勢的變化，特别是由於左翼政黨和主張對華友好的政治力量的大幅度萎縮，使“厭華”情緒的膨脹失去了政治上的制衡力量等有直接關係。從目前形勢看，日本國内缺乏推動在“歷史問題”上與中國達成共識的政治意願和力量。如果今後“歷史問題”持續成為中日關係的焦點，那麽“厭華”情緒的擴散將難以得到有效的抑制。
　　
　　危機意識的表面化影響中日關係
　　 
　　強烈的危機意識是日本國民對外認識上顯示出來的重要特徵，也是推動日本對華觀念發生變化的認識上的深層根源之一。因為不論是從歷史事實還是從現實狀況來觀察，日本堪稱是東亚各國中危機意識最強烈的國家。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每當日本所處的國際國内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時，日本國内強烈的危機意識就會以兩種形式表現出來。一種形式是明確樹立戰略假想敵；另一種形式是極力強調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
　　
　　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強烈的國家危機意識曾先後驅使日本將中國、俄羅斯以及美國等國家視為戰略假想敵。而這些假想敵最終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先後變成了日本真實的戰爭對手。與此同時，在強烈的危機感和假想敵觀念的刺激下，日本社會的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得以迅速膨脹，要求保護和擴張日本國家利益的呼聲也隨即高漲，最終為軍國主義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有利的内部條件。
　　
　　二戰結束後，日本面臨的内外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些變化雖然使日本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可能性變得非常微小，但它卻無法改變日本民族對外認識上時而凸現的強烈的危機和憂患意識。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日本面臨的許多經濟和安全方面的内外因素，諸如：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犯罪率和失業率的上升、美國經濟規模的擴大與信息技術的領先、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高速發展、朝鮮的導彈與核武器開發、中國的國防現代化進程和海上軍事活動以及海洋調查行動等等，都在日本媒體不同程度的渲染下，強烈地刺激著日本國内危機意識的表面化。
　　
　　從總體上看，日本國内危機意識的急劇上升並非完全由“中國因素”引發，所以它的影響也不會僅僅限於日本社會的對華感情。但是，如果從地緣政治和“中國崛起”在當今世界引起的巨大震動來看，日本國内危機意識的高漲無疑是促使日本社會對華感情發生變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僅如此，這種危機意識與“恐華”心理和“厭華”情緒在更深層次上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在更廣泛的範圍内對當代日本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的刺激效應等，將對未來的中日關係產生嚴重影響，中國對此應密切關注。
　　
　　（原載《中國評論》二○○五年二月號，作者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亞太研究室主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