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四月十日，為了反對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表示對日本歪曲歷史的新版敎科書的不滿，繼四川成都、廣東深圳發生攻擊日資商店事件之後，北京兩萬大學生與市民舉行反日示威大遊行，現場高唱中國國歌並焚燒日本國旗。這是一九八九年六四以來，北京大學生第一次大規模遊行，也是北京首次未經核可申請的遊行。隨後，上海等全國許多城市都發生了規模不一的反日示威遊行。
　　
　　    無論是韓國政府公開表態反對日本成為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還是包括中國在内的東亞各國對日本新版敎科書的強烈不滿，焦點都在於日本對“歷史問題”的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
　　
　　    面對在歷史問題上難有進步的日本，面對時時處於低谷的中日關係，曾經有人認為應當“擱置”、“超越”歷史問題。因為發展對外關係，不能忽視對象國的政治及國家戰略走向，而日本政府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與日本政治及國家戰略走向息息相關；並且，中日在歷史問題上的對立已成為兩國國家意志間的較量。
　　
　　日本政治加速右化
　　
　　    日本政府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政治加速右傾化的表現。冷戰結束後，日本在擺脱戰敗國陰影，建立政治和軍事大國的路上走得並不順利。面對國内經濟發展停滯，日美同盟日趨鬆散，沒有明確的國際定位等一系列問題，日本國内政界顯得力不從心，首相更換頻繁，卻未見成效。特别是在海灣戰爭中，日本提供了一百三十億美元的資金支援，卻換來美國盟友“沒有盡到應有的義務”的指責，“經援”外交嚴重受挫。這使日本政界更加清醒地認識到擁有強有力的政治、軍事力量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日本國内經濟的長期停滯使國民僅有的“經濟自信”日漸消亡，民眾希望出現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帶領日本推進改革、走出經濟困境、再現大和民族的強國夢。
　　
　　  在“内憂外患”的壓力下，日本政界將確立自身政治大國形象作為走出困境的重要出路，在外交和軍事安全上不斷走向“強硬”和“獨立”，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執著”。一代富有改革精神、主張衝破憲法束縛、不背歷史包袱、以強硬的外交姿態走政治大國之路的新生代政治家，在政壇世代交替中逐漸佔據了領導地位。這些政治家大多出生或成長在戰後，沒有親歷過戰爭，沒有老一輩政治家對侵略戰爭的負疚感、贖罪感。他們主張衝破日本因二戰戰敗國地位而被施加的種種限制，將修改和平憲法、重新解釋“集體自衛權”、制定“有事法制”、向海外派兵和在“終戰紀念日”參拜靖國神社等右翼行為作為施政目標，追求軍事、政治大國的心情十分迫切，在治國理念上表現出明顯的右傾化特點。
　　
　　  作為新生代政治家代表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自二○○一年上任以來，他不但在安全保障和軍事領域連連衝破和平憲法的限制，而且不顧亞洲國家的強烈抗議，一意孤行連續四年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小泉此舉意在製造“既成事實”，借此否定、抹殺侵略歷史，迫不及待地要甩掉那個不光彩的“歷史包袱”，為確立政治大國地位而美化日本形象。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小泉表示，即使不進行日中高層互訪，也要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二○○四年二月十日，小泉在國會答辯時放言，他對靖國神社内供奉的甲級戰犯“沒有抵觸感”，雖然“週邊國家一直要我這樣做或那樣做，但我不打算改變我的一貫想法”  。
　　
　　  日本政府的所作所為給當今日本政治結結實實地打上了“右傾化”的烙印，而日本政府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也正是日本政治右傾化的一個重要表現。這是中國在發展中日關係時不能迴避的一個重要問題，它將直接影響未來的中日關係。試問，面對這樣一個與日本政治走向息息相關的重大問題，中國怎能迴避?
　　
　　  日本的國家戰略目標
　　
　　  日本政府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為政治和軍事大國的國家戰略目標服務。在目前和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内，日本將經受一場近代以來繼明治維新、戰後民主改革之後的第三次重大變革的嚴峻考驗，這便是堅持中曾根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提出的“戰後政治總決算”路線，實現日本轉變成所謂的“普通國家”的國家戰略。其核心是使日本擺脱戰敗國陰影，成為政治和軍事大國。以小泉為代表的新生代政治家掌控日本政壇後，雖然將推行經濟結構改革作為其執政的最大課題，但始終沒有忘記實現政治和軍事大國的戰略目標。
　　
　　  小泉在上任後首次記者招待會上大談的不是經濟結構改革，而是修改憲法和集體自衛權問題，成為繼鳩山一郎之後時隔四十六年首位在施政綱要中談到修憲問題的首相。在此後兩年多的時間裡，小泉在外交和軍事安全領域内的諸如暗中強化與台灣關係、通過有事三法案、向伊拉克戰場派兵等一系列動作，再次證實了他對政治和軍事大國這一戰略目標“魂牽夢繞”般的向往。然而，不言自明的是要達成這一戰略目標，成為真正意義的“大國”，首先必須解決兩個前提性問題，一是擺脱美國的束縛，二是解決歷史問題。前者固然最為重要，但目前日本對美國尚有所求，且無實力掙脱美國的控制，那麽，後者就成為日本在實現大國戰略目標過程中要解決的當務之急。
　　
　　  但是，日本在解決歷史問題中不是通過正視侵略歷史，承擔戰爭責任，求得受害國民眾的寬恕，從而卸下歷史問題的沉重包袱，而是選擇了截然相反的路線。小泉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的強硬立場就是最有説服力的佐證，他將該問題看作日本甩掉“歷史包袱”、爭取“外交獨立”的象徵性課題，試圖從正面強行突破，迫使中、韓等國讓步，為實現其大國戰略目標掃清障礙。
　　
　　  日本何以不能正視歷史
　　
　　  另一方面，日本大國戰略的排華傾向也是導致日本政府不能正確對待歷史問題的重要原因。雖然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小泉在聖彼得堡與胡錦濤主席會晤時表示“近來中國的快速發展對日本、對亞洲不是威脅而是機遇”，但是，通過日本借瀋陽總領事館事件再次大肆散佈“中國威脅論”、破壞中國在俄採購石油計劃、追隨美國在國際上策動人民幣升值及以中國發射“神舟五號”為由在日本大造“中國軍事威脅論”，並削減對華經濟援助等事實，我們不能不警惕日本的表裡不一，置疑其誠意。
　　
　　  冷戰後，日本蕭條的經濟及在國際社會中政治低能兒的形象與中國綜合國力強勢發展形成了鮮明對比。雖然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充分證實了中日經濟存在很強的互補性和“互需性”（互有需求），並且，從宏觀經濟看，在日本經濟低迷的形勢下，對華出口動向正在成為左右日本景氣的重要因素，但逐漸右傾化的日本政府卻别有用心地將中國的崛起視為一大障礙，認為中國的崛起必然與其大國戰略發生衝突，直接影響日本大國戰略在亞洲乃至世界範圍内的實現。為此，日本採取了言行不一、以“行動表態”宣揚“中國威脅論”，否認侵略歷史等策略，打壓中國的國際威望，打壓中國人民的民族氣節；同時，激發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情緒，樹立日本式的自信，從而使日本大國戰略表現出極強的排華傾向。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態度是其排華性大國戰略的必然結果，並已成為其外交競爭的工具和手段。由此看來，發生小泉接二連三跑到靖國神社去頂禮膜拜的事情，也不足為怪了。再次試問，面對這樣一個服務於日本國家戰略目標，又受控於日本國家戰略的重大問題，中國怎麽能夠迴避?
　　
　　    中日兩國國家意志的較量
　　
　　  中日兩國在歷史問題上的長期對立實質是國家意志的激烈較量，中國若是主動“擱置”或“超越”歷史問題，無異於承認自己國家意志和民族精神的軟弱，將極大傷害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中華民族將從此成為“跛腳的巨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路也將因此變得更加曲折和坎坷。
　　
　　  明治維新前，日本在美國軍艦的炮火下簽訂了屈辱的《安政條約》，十年後又遭西方四國聯合艦隊炮轟下關。但是，明治維新開始後不久，飽受西方列強欺凌、處於極度自卑與極度狂傲矛盾中的日本迫不及待地選擇了“與狼共舞”，採取了“失之歐美，取之亞洲”的政策，對鄰國發動了一系列侵略戰爭。從一八七四年日本侵略台灣，經過中日甲午戰爭、“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到一九三七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本在清政府“息事寧人”和國民黨政府“不抵抗”的綏靖政策下，從蠶食到鯨吞，踐踏蹂躪中華民族長達八十年之久!在這八十年的壓迫、殖民過程中，日本一直視中國為“劣等民族”、“落後國家”，逐漸形成了對中華民族習慣性的“征服欲”。這種思想逐漸滲透並鞏固於日本的國家意志中，制約著戰後歷届日本首相和内閣的對華政策，使戰後日本政府在歷史認識問題上遲遲難有進步。
　　
　　日本的國家意志存在針對中國的對抗性和強硬性
　　
　　    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小泉在聖彼得堡同胡錦濤會談時，平淡地將日本侵華戰爭歷史表述為“日中有過一段對立的時期”，毫無認錯的誠意。日本政府可以通過公報形式，向韓國、朝鮮正式地就侵略戰爭問題道歉，也可以在政府首腦會議中，正式向荷蘭、英國道歉，卻偏偏不向中國正式地、清楚直白地道歉；中國政府和人民強烈反對參拜供奉著侵華戰犯的靖國神社，而包括首相在内的日本政要偏偏要將其作為民族英雄來拜祭，並且要經常化、制度化。這反映出在日本的國家意志存在針對中國的對抗性和強硬性。
　　
　　  當前，日本旨在實現政治和軍事大國目標的大國戰略，是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首次在無明顯模仿和追趕目標的情況下自我定位的國家戰略，這是對日本政府和民族創造力的巨大考驗；實現該戰略過程中的創造性改革，必將顯示出日本鮮明的國家意志，必將激發日本國民強烈的民族熱情。
　　
　　  近來日本政府對待歷史問題的強硬態度，正是日本在這次變革中國家意志的鮮明體現。日本堅持認為“歷史認識問題”是一個“正常國家”主權範圍内的權利，在對外關係上則是外交自主權的體現，如果因為中國、韓國或其他亞洲國家的反對而“讓步”，就無異於國家尊嚴的屈辱和外交屈服。可見，日本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立場已經是一個國家意志的體現，一種外交競爭的工具和手段。如果因為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堅持”，亞洲國家不再“説話”，不再反對，那將是日本的一種具有象徵性、標誌性意義的“政治勝利”和“外交勝利”。
　　
　　    另一方面，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經濟高速增長，綜合國力迅速提升，中華民族正在衝破鴉片戰爭以來屈辱史籠罩在民族精神上的濃重陰影，實現和平崛起、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成為中國國家意志的集中反映。然而，反映日本國家意志的“歷史認識問題”，將直接影響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形象、尊嚴，及中國政府的國際威信，成為挑戰中國國家意志的尖鋭問題。中日兩國在歷史問題上的長期對立，成為兩國國家意志的激烈較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自動“擱置”或“超越”歷史問題，將極大傷害中華民族的民族自尊，磨滅中華民族的民族榮辱感。面對這樣一個關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問題，我們怎能迴避?
　　
　　  日本的出路何在
　　
　　  日本政府在中日歷史問題上的固執己見，不僅使歷史問題成為發展中日兩國友好關係的瓶頸，也使它成為刺痛兩國國民感情的利器。中國將歷史問題作為中日關係的一面鏡子，防止日本國内右翼勢力和狹隘的民族主義干擾兩國關係正常發展，是“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積極態度。從另一方面講，直面歷史問題也正是為了促進中日關係長久友好地發展下去。同時，一個民族要獲得尊嚴，擁有大國意志和風範，就必須要對歷史進行徹底“清算”。
　　
　　（原載《中國評論》2005年5月號，作者係洛陽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國際政治專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