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台地理位置相鄰但關係卻又看似疏離的這種狀況，最近卻起了新的變化。尤其是二○○○年台灣總統大選創下台灣歷史上首次的政權輪替，不僅對台灣的内政、外交以至兩岸關係帶來重大的影響，日台關係自然亦不例外地受到頗大的衝擊。
　　
　　台灣加強對日關係
　　
　　對剛上台掌權的陳水扁而言，最要緊的事，就是在内政方面鞏固基礎，而在外交上則要爭取獲得美國的支持。陳水扁在最優先課題上取得了對美關係的加強，從而增強了自信。而從地緣，以至經濟、安全保障等方面而言，僅次於美國之後而需加強關係的，就是日本，所以日本遂成為了台灣外交上爭取的目標。此外，隨著經濟、文化、觀光等日台在實務上的交流日趨頻密，必然又導致政策上的轉變。
　　
　　陳水扁於執政第二年的去年春季，開始採取重視對日的姿態。他首先在總統府内成立由部長級成員所組成的“對日工作專案組”（以下簡稱“專案組”），“專案組”内包括有外交部長、經濟部長、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僑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等各有關部、局的負責人。
　　
　　陳水扁有鑑於各部門過往均各自為政不常協作，於是在制定對日政策上，期待由“專案組”來綜合處理。此外，由於日台之間斷絶外交關係的緣故，反而存在不少複雜而怪異的管道，因而亦可借“專案組”的成立而整頓這些關係。陳水扁是如何重視這個“專案組”？從他委任其“大内總管助手”——總統府秘書長游錫堃出任領頭人，就可看出端倪。游錫堃是陳水扁最信賴的親信，所以在今年二月被陳水扁改邀出任行政院長，為陳水扁二年後的總統競選連任預作佈局。
　　
　　據消息來源解釋謂，陳水扁挑選游錫堃作為“專案組”召集人的原因，在於過往擔當處理外交、國家安全、兩岸關係的部門，是總統府的國家安全會議（國安會）；而過往出任國安會秘書長一職的，多數是由有軍方或情報系統背景者出任為主。但軍方與情報系統的成員大部分是國民黨黨員，反日的傾向性較強。所以陳水扁在建構新的台日關係時，就挑選身邊心腹領導新成立的“專案組”。而在去年五月，陳水扁還刻意安排了剛就任“專案組”召集人的游錫堃，以觀光的理由訪問了日本。
　　
　　由於游錫堃過往在外交問題包括對日問題上，毫無經驗的緣故，所以由當時活躍在總統府國安會中任諮詢委員的葉國興來作為他的助理。葉國興畢業於日本的早稻田大學，後再轉赴美國進修。他雖然不是民進黨的黨員，但本省人的意識卻非常強，屬於“日本通”，所以早在李登輝時代就被發掘提拔進總統府，在今年的内閣改組時，更被擢升出任新聞局長，現在亦是台灣處理對日問題的關鍵人物。
　　
　　“專案組”召集人游錫堃在出掌行政院長後，馬上著手落實陳水扁有關重視對日姿態的期待，並加以具體化。今年二月並對台灣外交部作出指示：“今年是對日外交的重要一年，外交部必須要培養能操流利日語的副部長級人才”。而據消息來源透露，要培養副部長級的“知日派”（日本通），正是總統府“專案組”的既定方針。
　　
　　台灣外交部方面，亦看到有相應的變化。陳水扁在二月内閣改組時，將在對日問題上顯得並不熱心的外長田弘茂更迭，改為安插總統府副秘書長簡又新來坐鎮。由於簡又新在總統府工作時通竅了陳水扁的心思與意向，所以他出任新的外交部長後，立刻就配合陳水扁作出更快速的應對。相信此舉又可將昔日往往在對日關係的重要決定時被摒於門外的外交部，重新取回在對日外交上的主導權。與此同時，簡又新亦挑選了淡江大學助敎邱榮金作為對日問題的顧問，並在外交部之内設立了對日工作小組——“台日關係會”，與總統府的動作相配合，顯示出對日重視的這種佈局來。
　　
　　執政民進黨方面，亦在致力加強與日本的關係上，與陳水扁互相呼應配合。去年的八月十五日，民進黨成立了“台日友好協會”，作為與日本國會議員交流的窗口。此外，同年八月，民進黨立法委員林重謨等也組成了“台日國會議員友好聯盟”。更進一步的是，超黨派的台灣議員亦開始活動，重新改組了“立法院台日交流聯誼會”。而由立法院副院長江丙坤為會長的超黨派代表團，今年四月及七月就更分别兩度對日本進行了訪問，與日本眾議院議長綿貫民輔、前總理森喜朗及幾位現任大臣會見。而其中七月的那一次訪問，對台灣而言是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超黨派立法委員訪日團。
　　
　　民間方面亦被帶動開始活躍起來，以台灣水泥董事長辜振甫為核心的“台日交流聯誼會”宣告組成，並於去年十二月，邀請日本最大商界組織“經團連”當時的會長今井敬，在台北進行演講會。而據消息透露，有關的舉措安排，亦是由總統府“專案組”所主導，目的是想在“縱向”方面，要超越世代的隔閡；而“橫向”方面則欲在外交、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範疇領域中，建立各種對日關係的組織，推動更活躍的溝通及交流。
　　
　　台灣的目的所在
　　
　　朝野聯袂出動，究竟陳水扁政府的這項重視對日政策，意欲何為呢？
　　
　　今年三月二十七日，外交部長簡又新在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上，發表了題為“我國與日本的關係現狀與展望”的報告，從他所指的今後對日工作的五項重點中可見一點頭緒。這些要點包括：（一）推動台日高層互訪，尤應加強雙方中生代政要交流；（二）加強與日本官方的接觸，提升雙方政府交往層次；（三）喚起日方重視台海安全；（四）研議與日簽署FTA（自由貿易協定），增進台日經貿關係；（五）籲請日本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增進雙方國際事務合作。
　　
　　而真正意圖，是因為台灣面對中國大陸在軍事以至經濟上的急劇膨脹，而須作出免被吞噬的部署。
　　
　　近幾年來，台商在大陸的投資及經商提升，經濟上對大陸的依賴程度日高；據非正式的統計謂，目前長期住在上海及近郊的台灣人，已高達五十萬人。尤其是被喻為是台灣基礎工業的IT產業，往大陸急速遷移的大勢，亦正威脅到台灣的安全保障。陳水扁接受日本讀賣新聞訪問時，亦吐露了台灣的真正意圖：“為了在經貿方面不過度地向中國大陸傾斜，應檢討聯同日本、美國、新加坡、台灣等在亞太地區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祇有締造FTA，才能確保亞太地區的安定以及台灣海峽的和平。”
　　
　　而在安全保障方面，台灣駐日代表羅福全在接受英文日本時報的訪問時就指出：“強大的美日同盟，是亞洲地區獲得安全保障的主因，而這亦符合日本、美國、台灣的共同利益。”而據稱陳水扁亦形容目前的台美關係，“是過去三十年來最好的”。出於這種認識下，台灣自然想乘勢強化日台間在安全保障事務上的合作。雖然總統府方面並未有直接參與，但一度有建議在今年春季美日台有關安保問題的民間機構在華盛頓舉行“美日台安保會議”（結果被延期）。在提升政府間的層次方面，台灣亦希望在WTO、APEC的框架内作出突破。
　　
　　據消息透露，陳水扁在就任總統後，曾試探自己訪問日本的可行性；當李登輝訪日時，他作出積極支持，正好反映出他的這份政治意圖。此外，在執政民進黨政權内部，亦傾向滿足於批評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懦弱”。所以可以説，執政第一年的陳水扁政權，在對日工作方面顯得強硬；但直至近期，其外交手腕卻見日趨成熟。據台灣總統府的消息人士指出，“不能光是對日本作出批判，而應是對日本的立場加以理解，並加強與日本在實務上的關係”，這種思維已浸透至陳水扁政府的内部。
　　
　　今年四月二十一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中、韓兩國馬上作出強烈的反應，但台灣的反應卻大異其趣。當去年八月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時，台灣的外交部發表的聲明是：“傷害了週邊各國的感情”；但在這次的取態卻有一百八十度般的改變，聲明變成是：“歷史雖不可遺忘，但更要以寬容的精神、前瞻的視野來面對”，其中更惹人注目的是，聲明中更指出“注意到戰後五十年來日本走向民主和平道路的事實”。
　　
　　消息透露謂，原先這份聲明由台灣外交部草擬好後，呈交外交部次長高英茂審定，同時亦附送一份予葉國興等“專案組”有關人士過目，據説就是這樣被建議加上“寬容的精神”的字眼。而總統府方面的有關人士亦解釋謂：“花費時間與精力在半個世紀以上過去了的事情上，是毫無意義的；若繼續對日本進行批判，祇會激化年青一代的反日情緒，並無建設性。這次的聲明將成為今後遇到同類事件時的應對模式，祇要陳水扁仍在位，這條路線亦不會有所變更。”
　　
　　日本對台態度變化
　　
　　台灣方面開展各種各樣的重視日本的舉措，目的是想提升日台交流的層次，加強安全保障方面的關係，爭取日本的支持早日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及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由於日本方面並不能簡單地作出結論，所以台灣並未有馬上取得具體的成果；但隨著台灣方面的細水長流、潛移默化的影響，近期日本方面對台灣的態度亦起了變化。
　　
　　其中一項重要的原因，是由於李登輝時代推動了台灣民主化的發展，令日本人對舊有的台灣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觀。因為對年老一輩的日本人而言，當年的蔣介石對戰敗的日本採取“寬恕的”態度，當中有不少人因而對其感到有恩有義；但不能否認的是，日本人普遍對“兩蔣時代”的台灣印象，就是受國民黨高壓統治下的“白色恐怖”。所以，曾留學日本京都大學的李登輝，其親日的言行舉止，加上推動民主化的進程所帶來的影響絶不能過低評價。最能反映其影響力的例證之一，就是去年四月，李登輝嘗試申請簽證到日本治療心臟病之際，日本的傳媒竟口徑一致全都表示支持。
　　
　　此外，隨著冷戰構造的崩潰，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如何被定位及評價，以至對中國的觀感的不斷變化，亦是其中一項因素。因為日本人無論在政治或經濟上，如何與日益強大的中國交往，都無法取得意見一致的共識。而據日本的内閣府每年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在八十年代有近百分之八十的日本人對中國抱有親切感，但至近年卻低跌至祇得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日中關係與日台關係是一個問題的正面與背面，因而不能否定的是，日中關係的惡化卻反帶來了日台關係的轉好。
　　
　　由於日台關係中限制了政府間的交流，所以由國會議員的交流來填補這方面的空白。而最近日本的議員方面，可能亦受到台灣議員的帶動而起連鎖反應。特别是年青一輩的議員亦活躍起來，其中日本眾議員小林興起就發起組成了“自民黨·日台友好議員連盟”。此外，眾議員中川昭一亦在“日華議員懇談會”中，組織一個“二十一世紀委員會”。與此同時，近年訪問台灣的年輕國會議員亦見增加。
　　
　　今年一月，日本的經濟產業省副大臣古屋圭司，前往台灣參加亞東關係協會會長莊銘耀的喪禮，亦成為了日本首位現役的副大臣（副部長）訪問台灣的實例。
　　
　　此外，日本民主黨幹事長菅直人，今年五月四日在上海參加一個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合辦的研討會時，其演講“震驚四座”，呼籲“中國應該允許台灣加入國際組織，特别是聯合國”。菅直人的談話，完全推翻了一九七二年所規定的日台關係框架。雖然不太清楚菅直人可否充分明瞭到自己這番發言的份量，但出自日本重量級政治家的這番話的本身，亦將目前日本的對台有關變化浮現出來。
　　
　　而在日本政府方面，同樣看到了發生轉變的徵兆。雖然在維持非政府間的實務關係這項大前提下，日本政府亦認為須繼續維持及發展日台間穩定而多方面的關係。在去年十月的上海APEC會議上，日本經濟產業大臣平沼赳夫，與當時的台灣經濟部長林信義會談，雙方同意由民間機構來研究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日台之間有關自由貿易的協定，不僅要考慮經濟方面，同時亦必須顧及到政治方面。但值得關注的卻是，這種會談時所達成協議的消息，竟是由日本方面向外發佈。另一方面，日本的經濟產業省及“日本經團連”已設立事務局，正檢討委托民間的智囊組織來進行研究。
　　
　　有關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WHO（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的問題上，日本的官房長官福田康夫在會見記者時表示：“希望台灣能以觀察員身份參加WHO”，而外相川口順子在評論有關問題時，卻未有明確表明態度：“會重視共識”，可見日本政府方面亦有了很大的轉變。
　　
　　由於台灣已成功加入有“經濟上的聯合國”之稱的WTO，因此爭取加入WHO，成為台灣提升其國際地位的下一個目標，亦是最受重視的外交目標。台灣駐日代表羅福全曾指出，“台灣事實上已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國際社會理所當然的應給予台灣加入WHO的地位”。相反的是，中國大陸方面卻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強烈反對台灣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屬於聯合國專門組織的世界衛生組織。據消息透露，日本政府方面改變方針，主要是總理官邸方面的意向發揮了強大的作用。在官房長官福田康夫發表這番評論前，總理官邸方面已極秘密地，向台灣通報了日本政府會改變方針及有關的要點。
　　
　　（原載《中國評論》二○○二年十月號，作者係日本中國問題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