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以李登輝為首的台獨勢力不斷加緊活動，從而導致台海局勢日趨緊張，成為東亞地區的一大熱點。而台獨勢力之所以如此猖獗，和他們得到某些外部勢力的支持和縱容具有密切的關係。一個是曾以武力阻止中國人民解放台灣、至今仍在向台灣出售武器的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另一個則是曾統治台灣達五十年之久，至今仍在台灣擁有巨大影響的日本。但由於不同的國家實力和地緣政治以及歷史等方面的複雜因素，這兩個國家在具體的做法上又有很大的不同，當然他們不希望兩岸實現統一的底線則是完全相同的。
　　
　　日本對台政策打“擦邊球”
　　
　　美國在一九八二年就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但始終不斷向台灣出售武器，一九九五年還接受了李登輝的訪問，從而使中美雙邊關係受到了嚴重衝擊。另外美國還時有部長級官員訪台，這都是明顯違反兩國的建交聯合公報的。就這些方面而言，日本的“記録”似乎不像美國那麽惡劣。日本在二次大戰中戰敗後，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規定，不得不歸還了台灣。用日本自己的話來説，它已不便在這一問題上再“説三道四”，所以日本根本不可能通過類似美國那樣的法案。由於日本本身的尖端武器也是由美國提供的，因此也不存在日本向台灣售武的可能性。至於接受李登輝訪問，由於中國大陸對李登輝訪美作出了極為強烈的反應，所以日本雖然非常希望李登輝的訪日能夠成行，但卻始終不敢造次。
　　
　　實際上在李登輝訪美之前，在一九九一年就欲通過金丸信的邀請訪日，後來中方通過竹下登做工作，才使其企圖未能得逞；一九九四年的廣島亞運會期間，日本的親台勢力再欲竭力促成李登輝的訪日。此後又欲通過一九九五年的大阪APEC會議和京都大學一百週年校慶推動李登輝訪日，甚至還在東京召開所謂“邀請李登輝訪日國民大會”。但這一切圖謀都未能成功，這一切祇表明日本“非不為也，實不能也”。李登輝下台以後，日本的親台勢力更是加緊活動，為實現李登輝訪日的宿願而不遺餘力。日本畏懼大陸方面的反對，所以對台灣的正副“總統”和正副“行政院長”以及“外交部長”的訪日還不敢輕易開口子（當然也有例外，如一九九四年廣島亞運會期間就讓徐立德入境），但對這以下的台灣官員則無任何限制。至於日本訪台的官員，也僅禁止内閣成員、局長級官員和執政黨領導人以及國會議員，都是完全不受限制的。而李登輝對訪台的日本官員或政客幾乎是來者必見，一個不落。
　　
　　儘管日本在支持和縱容台獨勢力的活動空間上要小於美國，但日本的親台勢力從來就不甘心就此作罷，他們始終沒有停止這樣的努力，它們在台灣問題上還是很有自己的“特色”的，其具體手法就是盡可能將擦邊球政策發揮到極致。這裡最突出的是分别對中美和中日雙邊關係作出根本的原則性規範的兩個聯合公報。在中美兩國的建交聯合公報中，美方明確表示“承認中國的立場，即祇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儘管這裡的“承認”用了acknowledge而不是recognize的表述）。但在一九七二年的中日建交聯合聲明中，中方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日本僅對此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這裡顯然大有玄機。因為事情明擺著：理解和尊重與承認或接受完全是不同的概念。理解和尊重根本不涉及是否承認或接受，作為一種外交辭令，對完全不認可的原則也大可予以理解和尊重。既然在兩國的建交聯合聲明中如此表述，這就使日本在這一重大原則問題上具有極大的迴旋餘地。在台獨傾向不突出時，這個問題還不那麽引人注目。但自從九十年代中期台灣局勢日益趨於緊張以來，這一立場就使得日本在這一問題上進退自如，左右逢源。在正式場合中，當日本不希望兩國關係過於緊張時，日本就可以強調它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的這一立場的。而日本國内的親台右翼勢力，又始終堅持它從未“承認或接受”中方的這一立場，竭盡全力欲“用足政策”。反正它怎麽説都説得過去，這是個伸縮性極大的空間。
　　
　　一九九六年台灣領導人選舉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海附近進行了導彈發射訓練，並舉行了軍事演習。為此美國公然派出兩支航母特混艦隊進行干預，而日本是唯一為此大聲叫好的國家。日本還在各種場合指責中國這一行動給日本的安全帶來了“威脅”。此後日本國會特意設立了亞太小組委員會，專門討論台海局勢，甚至還為此在國會舉行了聽證會，這都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從一九九八年開始，日本明確表示將參與美國的TMD研究，甚至有人叫嚷應將此舉作為牵制中國的“一張牌”。而與此同時，台灣島内也不斷發生參加TMD的呼聲，雙方顯得極為合拍。
　　
　　另外，克林頓總統於一九九八年夏天在上海公開表明了“三不政策”。而同年十一月，江主席在訪日時，日方僅表明不支持台獨，這比一九九七年橋本首相所承諾的“兩不”（加上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還後退了一步。日方對此還有個註腳：之所以這麽做，是為了防止大陸方面“任意規定須以國家名義加入的國際組織的範圍”。對日美雙方所通過的“防衛合作新指針”中所涉及的“週邊地區”是否包括台灣一事，美國朝野均避免正面回答，而日本卻有不少重量級的政客在不同場合直言不諱地表明是包括的，這自然引起了中國方面的強烈抗議。
　　
　　中國在言及大陸和台灣關係時採用“兩岸關係”這一表述，而日本幾乎是清一色的“中台關係”，包括外務省編撰、出版的《外交藍皮書》也同樣如此，甚至被日本右翼視為“親華派”的自民黨幹事長野中廣務也是這樣稱呼。儘管採用“兩岸關係”的表述對他們來説沒有任何困難，但日本就是要這麽稱呼，這和他們口頭上所表示的“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是完全不相容的。近年來日本的台灣研究熱逐年升溫，台灣學會也在日本應運而生。這些年來日本和台灣雙方每年都輪流舉行“亞洲公開論壇”（實際上就日本和台灣兩家）研討會，今年日方有些人就竭力想讓李登輝出席預定於十月在長野縣舉行的這一研討會。森喜朗在出任自民黨總裁和内閣首相前夕還公然表示：“李登輝下台後以民間人士身份出席學術會議，日本政府是無法干預的。”而克林頓總統前不久公開表示，在對華關係問題上他有兩點後悔，其中一點就是不應該同意李登輝的訪美。
　　
　　李登輝背後的日本魅影
　　
　　另外，在對待李登輝這個台獨政客的問題上，除極少部分政客外，美國大多數人對李登輝本人並沒有太大的認同感；相反在他於去年七月拋出“兩國論”並由此形成兩岸之間的緊張關係後，美國幾乎眾口一詞地指責他為“麻煩製造者”。由於李登輝是昔日日本“皇民化敎育”的精英，迄今為止李登輝仍不時為日本大唱讚歌，惺惺惜惺惺，奴才既如此搖尾乞憐，主子當然會不吝賞賜。所以日本朝野對李登輝完全是一片讚美聲，對李登輝的禮讚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似乎李登輝真的為台灣帶來了“民主”。而美國的主流媒體對李登輝的評價卻非常一般，《華盛頓郵報》更是直截了當地稱其為“幾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獨裁者”。李登輝對昔日的主子完全是一副奴顔媚骨，甚至反對日本就過去的侵略戰爭向大陸作出道歉，這種下賤的政治作秀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台灣同胞乃至海外華人的強烈抨擊。李登輝的這種“日本情結”，必然會對台灣社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如今在台灣出現“哈日族”（即特别喜歡日本）這麽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尤其是大量年輕人樂此不疲，而對祖國大陸的認同卻日益淡薄，李登輝所起的導向作用是極為惡劣的。
　　
　　李登輝集中地流露其台獨的險惡用心，較早的便是在一九九四年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所謂對談；此後李登輝便一發不可收，在台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越來越肆無忌憚。進入一九九九年後，他又接受了日本PHP出版社副社長江口克彥長達三天時間的專訪，通過對方整理録音出版了《台灣的主張》（實際上是“李登輝的主張”）一書，從而使其急獨的心跡昭然若揭。該書先出日文版然後再譯成中文在台灣出版，此書在台灣所引起的重視明顯遠不及日本；日本甚至還為該書專門舉行了一個聲勢浩大的發行儀式，日本各界社會名流約二千人到會為其捧場，而其時日本的政客們的案頭上幾乎都有此書（當然是否真正閲讀另當别論）。就在同一年李登輝還有一大“創造”，即提出了所謂的“七塊論”，這就遠非止於台獨，而且要進一步將大陸也分裂為好幾塊，不如此李登輝就心裡怎麽也不舒服。而這恰恰又是李登輝從日本極右翼學者中島嶺雄的所謂“十二塊論”翻版而來的。由此不難發現，李登輝的許多台獨舉動，背後幾乎都有日本的親台右翼勢力的身影。儘管日本方面竭力否認這些人具有任何官方背景，但這種否認顯然是蒼白的、沒有説服力的。
　　
　　日本右翼勢力對台灣新領導人唱讚歌
　　
　　對李登輝是如此一往情深，對台灣新當選的領導人，由於其明確的台獨立場，所以日本也同樣對其發出一片讚美聲，儘管這位新領導人是戰後出生的，並沒有接受日本皇民化敎育的背景，但這一點不妨礙日本的親台右翼勢力對其大唱讚歌。陳水扁僅在去年就先後三次以民進黨領導人的身份訪日，並曾與其時的自民黨幹事長森喜朗會晤，雙方言談甚歡。在擔任台北市長期間，他也曾四次訪日，雙方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早已建立。而台灣新領導人的副手呂秀蓮，更是不知廉恥地往昔日的主子瞼上貼金，在《馬關條約》簽定一百週年之際，曾公然舉行甚麽“告别中國大遊行”，奴性十足地説甚麽：“幸虧台灣割讓給日本”，奴顔媚骨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台灣新領導人就任後派出的駐日代表羅福全，在三十年前就是台獨聯盟的成員，還曾擔任該聯盟中央委員會的副主席，這一人選顯然也是精心安排的。日本方面當然不會忽視這些信息。本來日本對以李登輝為首的曾在戰前接受日本奴化敎育的政客的引退頗有黯然神傷之感，擔心雙方的聯繫渠道會出現中斷。但台灣新領導人在其所謂“資政”和“國策顧問”中仍大量延攬親日人物，這無疑又使日本大受鼓舞。因此在三月十八日選舉揭曉之後，日本自民黨的“日華議員懇談會”就立即召開幹部會議，商討有關的對策。在三月二十一日的參議院會議上，一大半時間也用於議論台灣選舉後的新局勢。隨後日本執政黨在野黨相繼派出代表團訪問台灣，趨之若騖，儼然成為政治時尚。
　　
　　在台灣選舉結束後，美國政府在向當選領導人表示祝賀的同時，無論是克林頓總統還是奥爾布賴特國務卿，均明確強調將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法新社認為這是白宮向北京“表達誠意的一系列信號中最新的一個”。而日本無論是其時的小淵首相還是河野外相，均隻字不提這一重要原則，祇是表明希望“兩岸通過對話和平解決問題”。對由李登輝的台獨舉動所形成的台海緊張局勢，美國的做法是力勸雙方保持克制，包括在台灣新領導人當選後分别向兩岸派出特使，瞭解彼此立場，分别向雙方闡明美國的政策。而日本卻祇是一個勁地要求大陸方面克制，從未實際上對台灣提出這樣的要求。
　　
　　由於小淵内閣和森喜朗内閣實際上均是由自民黨幹事長野中廣務和外相河野洋平在支撐著，而這兩人並沒有甚麽親台色彩；為避免引起大陸方面的反感，日本領導人在今年三月台灣選舉結束後沒有向台灣新領導人發出祝賀。而四年前李登輝連任之際，當時的池田外相曾作出了這樣的表示。在為小淵前首相舉行的葬禮上，日本也婉拒了台灣“總統府秘書長”張俊雄，而五年前在前首相福田的葬禮上，其時的“總統府秘書長”吳伯雄並未受到拒絶。但野中和河野並不能改變日本國會中的親台主流。
　　
　　美國和日本的國會議員中都不乏明顯的親台派，但是國會並不能完全左右白宮的決策，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未必就是國會意見的產物。而日本幾乎所有内閣成員均是國會議員，國會的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和政府的立場是一回事。目前日本共約七百五十二名國會議員中，參加“日台議員懇談會”的就不下三百人之多。戰後日本一直將兩岸問題視為中國内戰的延續，政壇也始終有“親華派”和“親台派”之分野。前者要求明確認識日本的戰爭責任，而後者則對蔣介石的所謂“以德報怨”感恩戴德，此外還有複雜的意識形態因素的作用。這種政治立場的不同在兩國建交前夕出現了激烈的衝撞，此後雙方各自循著自己的軌跡發展到現在。但日本認為隨著國民黨這個“百年老店”的下野，原先的内戰延續已經“中止”，這使台海出現了全新的情勢，因此他們也必須改變“思路”。
　　
　　前不久參加台灣新領導人的就職典禮活動，也是很耐人尋味的。據台灣“總統府”統計，參加台灣領導人“五·二○”就職典禮的各國“賀客”共有八十六個團體約五百人，其中包括與台灣沒有外交關係的二十八個國家的以“民間人士”名義參加的個人。在這約五百人中，來自日本的就有十個團體約一百人，佔到五分之一左右。日本代表團中包括十六名國會議員（執政三黨的十二名“日台議員懇談會”成員和在野的民主黨的四名“日台友好議員懇談會”成員），這些人由自民黨參議院議員會長村上正邦掛帥。此公是參與推出森喜朗為自民黨總裁的密室策劃的“五人幫”之一，在日本政壇能量很大。而四年前日本參加李登輝就職典禮的國會議員僅為六人，由此可見日本對這次台灣新領導人當選極為重視。本來作為執政黨之一的保守黨領導人扇千景也執意參加，祇是在河野等人的一再勸説下才打消此念。早在台灣新領導人剛剛產生之際，日本政壇就為屆時誰去參加就職典禮而忙得不可開交，藉此表示對台灣領導人的重視。
　　
　　日本前往台北的“賀客”中當然還包括東京都知事、極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此人去年年底剛剛訪問過台灣，這次在台期間又先後會見了台灣新領導人和已經下野的李登輝。石原的反華本性難改，他對美國同樣是大加撻伐，而唯獨對李登輝情有獨鐘，這祇有用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來解釋。這次在台灣石原又大放厥詞，與台獨分子一唱一和，配合默契，甚至指名道姓攻擊中國領導人，狂妄至無以復加的程度。以至連河野洋平外相也不得不出面打圓場，但此事的惡劣影響是難以就此消除的。
　　
　　與此相比，美國則顯得較為低調。四年前華盛頓派往台北參加李登輝就職典禮的有重量級的參議員洛克菲勒，另外還有兩名眾議員。而這次美國方面的領衔人物是前白宮首席經濟顧問泰勒女士，另外再加上民主黨眾議員藍格爾和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前校長田長霖。然而就在美國代表團一行啟程前夕，蘭格爾議員以一個很勉強的理由取消了台北之行，這顯然使得台灣方面大為失望。另外出生在台灣、目前是美國國會山中唯一華裔的吳振偉，居然也不給台灣新領導人一點面子，從一開始就不考慮參加這個代表團，這難免使台北感到失色不少。本來台灣方面還想説動諸如洛克菲勒和穆科爾斯基這樣的著名議員參加典禮，以壯聲色，但台灣駐美代表處竭盡全力，也始終未能如願。這當然有美國國會面臨PNTR表決的時機問題，但華盛頓顯然無意派出級别過高的代表團，以免向台北傳遞錯誤信息。因為目前正是兩岸關係的高度敏感時期，華盛頓不能不慎之又慎。
　　
　　日本右翼政客的反華親台活動，並未得到日本民眾的認同。六月二十五日，日本國會大選中，十餘位重量級親台議員紛紛落馬，就是一個明證。畢竟，對於東亚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而言，中日友好合作夥伴關係是至關重要的。日本民眾對此有認識，日本政界亦應提高重視程度，在台灣問題上不給中日關係製造麻煩。
　　
　　（原載《中國評論》二○○○年八月號，作者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日本室副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