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日美對日美安保條約的再確認，及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美正式決定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可以視為是冷戰結束以後，亞太地區安全戰略格局的重大變化，它反映了亞太各國根據冷戰後的情況，重新調整了自己的安全戰略，並在結構化。它也大致上確定了中國在今後一段時間内的安全環境，值得重視。
　　
　　美、日、東盟的亞太戰略意圖及對中國的政策
　　亞太地區的安全格局，主要是由美國、日本、中國、東盟這三國四方的戰略意圖，及力量的對比、組合和集體安全合作制度化的可能所決定。相比之下，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雖具危險性，一旦觸發，會牽動亞太的全局，但亞太的主要力量對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都是一致的，因而不構成戰略上的分歧與衝突，也不成為影響亞太安全格局的重大因素。就格局而言，我們主要來分析美國、日本、東盟的戰略意圖。
　　
　　冷戰結束以後，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辯論和摸索之後，美國形成了新的世界戰略，其中的兩個重點就是面對大西洋的歐洲戰略，和面對太平洋的亞太戰略。美國歐洲戰略是通過北約東擴，重建新的大西洋聯盟，重新確認了美歐軍事結盟關係，對歐洲實現了戰略控制，防止俄羅斯作為新的威脅出現。隨著北約東擴的實現，美國的戰略重心正在向亞太轉移。
　　
　　美國亞太戰略的重點是東亞。東亞是經濟上充滿活力的地區，但政治上具有多元化的特徵。同時，在東亞還存在著一個由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轉化的日本，和一個正在崛起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美國在亞太具有重大的安全和經濟利益，也力圖對亞太實行戰略控制。為此，美國制定了東亞戰略，它包括這樣一些内容：保持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加強與盟國的軍事結盟；推進多邊的安全合作機制；對中國實行全面接觸政策。實施這個東亞戰略，最關鍵的是加強與日本的軍事結盟，與推行對中國的接觸政策。
　　
　　加強與日本的軍事結盟，既可借助日本的財力和人力來加強美國的戰略優勢，又為美國長期在東亞保持軍事存在提供了條件。即使將來南北朝鮮統一後，美國也可以日本為基地長期駐軍。同時，美日軍事結盟又限制了日本走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來實行防衛的道路，防止日本成為可以向美國挑戰的軍事大國。
　　
　　美國加強與日本的軍事結盟，為美國在東亚實行戰略控制提供了基礎，而要實現這種戰略控制，則需要對崛起的中國實行接觸政策。這個政策的前提是，美國認為具有不同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中國，經濟發展蒸蒸日上，且具有自己獨立的戰略意圖，又不在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體系之内，未來具有成為挑戰或威脅美國利益的可能性，但目前並不構成現實的威脅。而且，在維護亞太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上，美中之間享有廣泛的共同利益。要對東亚實行戰略控制，必須把中國融入現存的國際體系，使中國成為一個遵守國際規範的大國，而避免與中國之間新的冷戰；同時又能保障與中國之間的經濟利益，在全球和亞太的範圍内就共同利益開展合作，這就必須對中國實行全面接觸的政策。因而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實際上包含“防範、促使變化”和“進行合作”這兩方面的内容。祇有在對華接觸政策的基礎上，美國才能進一步推行亞太的集體安全體系，並實現對亞太的戰略控制。
　　
　　冷戰以後的日本，處於由經濟大國向追求政治大國地位的轉化遇程中，也在尋找新的戰略定位。八十年代借助於經濟的強勢，以及日美貿易摩擦的尖鋭化，在日本出現了敢於對美國説“不”的聲音。不再甘居人下，甚至要與美國一爭高下的想法，在日本一度頗為流行。冷戰結束以後，美日經濟競爭力的強弱逆轉了，面對仍保持唯一超級大國威勢的美國，和快速成長的中國，以及仍處於緊張對峙中的朝鮮半島，日本國内經過反復辯論，終於選擇了加強與美國的軍事結盟，支持美國在東亚長期軍事存在的戰略選擇，一方面借助於美國的力量可以防範北朝鮮，以致於未來中國可能對日本構成的威脅；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日美安全同盟而擴大日本自身的軍事活動範圍，為最終實現戰略獨立自主化作出重要鋪墊。因此，一九九六年美日重新確認安保體制，並於一九九七年九月完成了日美防衛指針的重新制定。它表明日本在冷戰後仍把美國視為靠山，不惜出錢、出力為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提供條件，而且在軍事行動上與美國密切合作，配合美國實行戰略控制。在新的防衛指針中，把防衛範圍由對日本的本土防衛，擴大到日本的週邊地區，反映了美國對東亚實行的戰略控制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且日本也希望從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日本對中國雖有防範之意，但並不把中國作為現實的威脅來源。對日本來説，中國目前處於非敵非友狀態，沒有戰略信任的基礎。由於與中國祇一水之隔，而且中國既大，發展又快，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必須有從戰略上防範的安排。但是，中日之間也可以通過接觸來增加戰略信任，從而避免衝突，達到和平共處和經濟上的合作。因此日本也積極奉行對中國的建設性接觸政策。與美國相比，日本更不堅持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社會制度上改變中國，它的對華政策稱為“軟接觸”。同時，在維護亞太的和平與穩定上，日本與中國又有共同利益。這又構成了中日之間可以進行戰略性對話、擴大合作的基礎。為把中國融入國際體系，除日中高層次互訪經常化之外，日本又積極提倡中日美進行政府間的戰略對話，以構築戰略合作關係。此外，中日之間在經濟上的共同利益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構成了中日之間必須走向合作的基礎。
　　
　　從東盟國家來看，他們的戰略意圖也是明確的。東盟主要由中小國家組成。他們不同於美國，具有追求戰略優勢，或實現戰略控制的企圖，但是他們的利益又與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此他們的目標是希望在亞太地區保持戰略平衡，從而達到維持和平與穩定的目的。面對東亞所存在的日本、中國這兩個正在上升的大國，東盟國家心存擔憂，怕東亚出現新的霸權為所欲為，因而積極支持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對於美國，東盟的許多國家都與之有傳統的安全合作關係，美國也曾在菲律賓設有軍事基地。雖然一些東盟國家對美國在政治上的霸權行徑並不滿意，但在安全上則把美國視為維護亞太和平與穩定的積極力量。他們認為美國在亞太的利益清楚，戰略行為透明度高，也知道如何與美國打交道的遊戲規則，因而可以借重美國的力量來對日本、中國實行牵制，實現戰略平衡。
　　
　　對於日本，東盟國家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與其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對於日本有人對二戰中的戰爭罪行不能深刻認罪的態度，東盟國家的反應也不如中國和韓國及朝鮮那樣強烈。東盟國家具有接受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的餘地，但是，對日本也存有戒心。日本追求極致的民族性格和國内尚存的軍國主義勢力殘餘，在重建軍備和不受牵制的情況下，不能説沒有走稱霸道路的可能。因而東盟國家主張對日本也必須實行牵制。中國的強大，與美國的軍事存在，甚至日美安全合作．這都是對日本實行牵制的條件，東盟國家對此表示歡迎。
　　
　　對於中國，東盟國家既不同意西方鼓吹的“中國威脅論”，積極發展與中國的政治對話和經濟合作，但又對中國心存憂慮。東盟國家認為中國太大，東盟所有國家的人口加在一起還不到中國的一半，靠得又太近，而且中國的發展又非常快。從地緣政治上來看，構成了需要防範的對象。東盟一些國家與中國有領土爭端，而且也發生過衝突。中國明顯具有獨立的戰略意圖，對於參加集體安全對話並不熱衷，軍事發展又不透明。從這些情況出發，東盟國家既希望與中國對話與合作，又希望中國的發展和行為受到牵制和約束。他們還認為單單靠日本不足以制衡中國，因此美國必須在東亞保持軍事存在。對於日美安全體制的重新確認，東盟國家實際上是接受的。但他們希望美日合作祇對中國起牵制作用，而不是真正與中國交惡，否則所引起的衝突，也會影響到東盟國家的利益。
　　
　　東盟對於美國，以及美日安保體制是借助，而不是順從，或以此為保護傘。東盟始終沒有放棄政治上的獨立性，以主動的姿態來倡導、促使亞太安全的多邊合作，促使各大力量之間的平衡，甚至於通過倡導召開歐亞首腦會議的方式，來平衡美國在亞太的影響。
　　
　　中國所面對的亞太戰略環境
　　從以上分析看出，東亞的環境具有接受美國東亚戰略，包括日美安全合作的基礎。除東盟之外，韓國對此實際上也是接受的，祇是對新的日美防衛指針中日本擴大防衛範圍表示警惕，不允許日本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在韓國境内實行防衛。對此堅決反對的祇有朝鮮。可以預見，祇要美國在日美安保合作的基礎上，認真實行對中國接觸政策，就有條件落實其東亞戰略。而十月二十四日克林頓總統所發表的對華政策的演講，反映了美國將堅定不移地推行對華接觸政策的決心。江澤民訪美的成功，也表明了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已開始實施，在美國東亞戰略和日美安保體制下尋求和平共存和合作之道，是中國在亞太面臨的主要外部環境。
　　
　　雖然中國與俄羅斯已達成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但是它對於改善中國在亞太的地位作用是有限的。這是由於俄羅斯本身國力不濟，又面對北約東擴的壓力，對亞太的事務參與有限。而且，俄羅斯在東亚亦實行相互牵制的戰略，如在與中國建立戰略協作夥伴的同時，又提出同日本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在賣先進武器給中國的同時，也賣給東南亞和南亞國家。其意圖似乎是盡可能改善與東亚國家的關係，寧要一個東亞相互制衡的結構，而不支持哪一個國家的戰略意圖。俄羅斯雖然也對美國企圖主導世界事務的意圖與行為表示不滿，但在亞太卻並不作為一個重要的戰略力量存在。因此中國所面對的亞太戰略環境，主要是處理與美國、日本、東盟以及朝鮮半島的關係。
　　
　　中國的亞太戰略意圖及所面臨的挑戰
　　怎樣來評價冷戰以後中國在亞太所面臨的戰略環境呢？它已不是以共同對付某一個霸權所結成的戰略合作關係，中國所面對的局面是在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介入，並能實現戰略控制的條件下，形成相互制衡的力量格局，並將逐步形成安全合作的秩序或機制。而其中一個突出的特點，是中國的力量發展不僅受制衡，而且被要求必須融入這個安全合作的秩序和機制。
　　
　　從中國的戰略意圖來看，首先考慮的是為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必須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在保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上，可以與亞太的這個戰略環境找到廣泛的共同點。從美國到日本．目前都沒有把中國作為戰略對手的意圖，而都期盼中國與他們在維護亞太的和平與穩定上進行合作，更不用説東盟國家在這一點上與中國的一致性。朝鮮半島的局勢雖仍緊張，但在雙方和其他國家的努力下，有可能避免戰爭衝突。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國處在一個沒有直接戰略威脅，同時又有與其他國家廣泛進行戰略合作餘地的環境中。
　　
　　但是，從中國一貫主張獨立自主、保持自己戰略獨立性的目標來看，在亞太地區則面臨著新的挑戰。美國、日本、東盟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對中國在戰略上存有不信任感，或有所擔心。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國的迅速強大，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力圖保持自己的戰略獨立性。美、日、東盟都希望把中國融入國際體系，成為亞太安全秩序或機制中負責任的一員。如果中國執意要置身於亞太安全秩序或機制之外，可能會進一步引起其他國家對中國戰略上的疑慮，並加以防範，甚至於會引發新的“中國威脅論”。值得注意的是，不僅美日對中國存有防範的一面，東盟國家也是如此。他們所希望的中國是在戰略上受牵制的、是能遵守國際規範的中國。美、日、東盟國家對中國都缺乏戰略信任。亞太安全秩序或機制的建立，在他們看來中國能否參加成為問題的關鍵。目前這個問題還有待解決。他們希望用“接觸”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從而可以避免新的冷戰。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不予合作，就難以與他們增加戰略信任，並在安全合作上取得進展，他們與中國的矛盾有可能會上升甚至激化。如何在保持自己的戰略自主性，與取得其他國家的戰略信任，在建立亞太安全程序或機制上合作之間尋找平衡點，是中國今後在亞太地區安全領域中的重要挑戰。如何處理，將會引導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是更為寬鬆，還是更為嚴峻。
　　
　　美日修改防衛指針觸及台灣問題
　　從戰略上來看另一個問題是封台灣問題的影響。雖然美國和日本在與中國交往中都強調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但在日美防衛指針修訂時，把防衛範圍擴大到日本週邊地區，包括了台灣海峽。為掩飾這種修改，日美都向中國解釋，防衛沒有明確的地理範圍，是指特定事件而言。但事實上，日本的官房長官梶山靜六已一語道破防衛範圍包括台灣海峽。日本和美國都有意把台灣海峽包括在防衛指針的範圍之内，是為了在當中國採用非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時保持“模糊性”，以保持戰略主動性和威懾性。這可以看作是美日兩國為實現對東亞的戰略控制，維護台灣與中國分離現狀的一種戰略措施。
　　
　　在是否保衛台灣的問題上採取模糊性，是美國的一貫做法。美國曾一方面與北京簽署三個公報，一方面通過“台灣關係法”，其目的在於維持台灣問題的現狀。一九九六年春天中國在台灣海峽進行軍事演習時，美國派出兩組以航空母艦為首的艦群，就是這種模糊政策的具體表現，以通過威懾來維持現狀。日美防衛指針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日本也尾隨美國，公開在台灣問題上用保持模糊性的方式，表明了要干涉的意圖。而且日本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不惜犧牲與中國的關係，始終不願意對防衛指針再做修改。這是在台灣問題上國際環境新發生的變化，是值得重視的。在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日美防衛指針公佈後，台灣當局即表示歡迎。這反映了防衛指針的修改確實對企圖保持分離狀態的人起了支持的作用。  
　　
　　從另一角度來看，美日在修改防衛指針中的做法，實際作用並不大，相反可能會導致被動。因為中國政府本來就希望和平統一台灣，無意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不放棄武力祇是為了防止台灣獨立和外力干涉。目前正是因為台灣某些領導人堅持分裂的路線，要求改變台灣現狀才導致海峽兩岸的緊張。要維持台灣海峽的穩定，首先必須約束台灣方面的分裂行為。如果美日不能約束台灣的分裂行為，面對因台灣堅持分裂而導致的兩岸衝突持干預態度，顯然使自己背上了難以承擔的包袱。在台灣主張分裂而不得不動武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並不會因為擔心美日的干預而放棄動武，屆時美日反而處於一個兩難的境地：要就是放棄干預台灣問題的立場，要就是公開站在中國的對立面為敵。而這個代價之大，是美日的任何一個決策者都不得不三思而行的。
　　
　　中國應主動提出建議形成亞太安全體系的規則
　　面對亞太這樣一個戰略環境，應該説中國所面臨的機遇要遠遠大於挑戰。在和平共處、獨立自主的原則基礎上，中國具有與美國接觸政策互動的廣泛空間，也具有與日本進一步發展和平友好合作關係的前景，更具有與東盟國家發展和平與合作關係的條件。與亞太其他國家合作，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也是可能的。在這樣一種國際環境下，中國希望爭取一個長期的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是可以實現的。這對於中國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另一方面，中國所面臨的挑戰也不容忽視。這個挑戰從安全和戰略的角度來看，是怎樣處理與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的關係。在安全問題上，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與之合作？又在甚麽問題上、在多大程度上保留自己的獨立性?中國雖然要求建立更為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但在安全問題上，並沒有主動地提出建立甚麽樣的規則或體系。而對於其他國家所提出的建立集體安全體系的建議，也並沒有積極的反應。這種情況往往不利於幫助改善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反而引起其他國家尤其是東盟國家的懷疑。看來，在冷戰以後的亞太、各國之間增加安全和戰略上的對話與信任，加強合作，最終形成一個具有明確規則的安全體系是不可避免的。中國祇有適應這種環境，積極加入，甚至於主動提出建議規則才能使之更有利於中國。
　　
　　在亞太的美國、日本、東盟國家這幾個力量中，東盟國家是祇有自保之心，而沒有戰略野心的。加強與東盟國家的戰略信任與合作，將更有利於改善中國在處理與美、日關係時的地位，增加中國的議價能力，也可以使亞太的安全秩序的形成更反映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利益。東盟國家與中國現在最尖鋭的矛盾是在南海領土爭端上。如果按照“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在這個問題上能有新的進展，將大大改善中國與東盟的關係。
　　
　　台灣問題仍然是中國面臨的一大問題。美日在修訂防衛指針上的態度雖然給中國的和平統一造成了不利的影響，但美日也擔心台灣在分裂的道路上走得太遠，而把他們拖下水。因此他們的戰略意圖仍是維持現狀。在這種條件下，台灣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來説是要靠中國大陸自身的發展，靠正確政策，從而限制台灣分裂主義活動的空間，也使美日難以阻撓兩岸關係不斷發展，以及最終走向統一的趨勢。
　　
　　（原載《中國評論》一九九八年一月號，作者係上海社科院亞太所所長、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