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十分擔心美日經濟關係
　　由於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東盟國家經濟的飛速增長，再加上中國令人注目的經濟增長，人們普遍認為二十一世紀將是亞太世紀。儘管目前發生在東北亞和東南亞的經濟危機使得這種前景多少有些黯淡，但是日本政府仍然將促進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作為其今後國際關係的主要目標之一。事實上，日本政府早就意識到勾畫一個藍圖來促進二十一世紀的和平與繁榮的重要性，而且聲明，由於擔心隨著冷戰的結束，促進該目標實現的巨大推動力將會消失，因此，日本政府還具體闡明了究竟應該做些甚麽去實現這個藍圖。
　　
　　在日本政府看來，為了促進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除了需要降低諸如朝鮮半島關係、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關係造成的地區衝突的緊張程度外，還必須考慮到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條件，諸如維持亞洲國家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穩定中美關係。然而，由於美國冷戰後的亞洲政策並沒有明確的目標，因此日本政府必須先處理美日關係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作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強國，日本政府認為保持和美國的友好關係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兩個國家對於世界經濟的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由於冷戰後的第一任美國政府——克林頓政府對雙邊貿易摩擦採取強硬政策，日本政府十分擔心美日經濟關係的發展。一九九二年比爾·克林頓之所以能夠擊敗喬治·布什，是因為布什沒有花大力氣應付從一九九○年開始的美國經濟衰退，因此，儘管布什在海灣戰爭中贏得了輝煌的勝利，但仍然不可避免要引起那些指望分享冷戰後“和平勝利果實”的選民的不滿，從而在選舉中敗北。而克林頓政府，正是通過呼籲“變革”，宣佈把重建美國經濟大廈作為其政府的最優先發展考慮，從而贏得了這些選民的支持。在克林頓政府裡，外交政策本身並沒有多大價值，但是它可以作為一個工具去實現重建美國經濟的國内政治目的。
　　
　　結果，克林頓政府揮舞著其超級貿易三零一制裁條款，要求日本政府在諸如汽車零配件等領域作出讓步。所以，儘管一開始美日之間的商談呈僵硬態度，而且日本斷然拒絶了這種要求，但是到了最後關頭，一九九五年六月底，在美國政府作出制裁的最後期限到期之前，雙方政府最終達成了妥協。
　　
　　此外，克林頓政府在經濟摩擦中對日本採取強硬政策，事實上是由於克林頓政府在亞洲政策上缺乏一個堅定的基本方向所致。在對俄羅斯的政策上，克林頓政府繼承了布什政府的政策，並且積極推行支持俄羅斯民主化以及支持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政策。然而，在對中國政策上，克林頓尖鋭地批評布什政府在八九天安門事件後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做法。這樣，由於克林頓執行一項將一年一度的最惠國待遇的賦予和改善人權狀況掛鉤的做法，中美關係很快走向了惡化。
　　
　　美日如何應付中國
　　就克林頓政府的對日政策而言，在日本和美國政府裡都有相當多的人士覺得改善两國關係是十分緊迫的任務。美國方面的主要人物有PauI Giarra——國防部日本司負責人，以及Ezra Vogel——前美國國家情報局東亞事務的高參、現哈佛大學敎授。他們一致認為在冷戰後的這種世界大環境下，重新評估兩國之間的安全關係是十分重要的。一九九四年九月當約瑟夫·奈，這位國際政治學學者和哈佛大學的敎授，被任命為美國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時，對於這些主張改善兩國關係的學者來説，機會終於來臨了，他們可以就美國東亞政策作出一個前後一致的報告。
　　
　　儘管奈和他的小組成員目的是使對日關係穩定化，但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們意識到美日關係本身如何重要，而是他們認為穩定美日關係對於美國安全政策十分重要。美國冷戰後的軍事戰略，改變了冷戰時期準備應付一場全面戰爭的做法，而代之以準備在兩個地區同時應付兩場地區衝突。而且，由於美國親身經歷了發生在朝鮮半島和海灣的衝突，它意識到一旦必須應付在這兩個地區發生的衝突，其在日本沖繩的軍事基地就顯得十分重要。
　　
　　從美國的國家利益的立場出發，因為東亞地區國家經濟飛速增長，且東亞正成為世界上最令人注目的經濟增長地區，又因為美國同亞洲地區的貿易額目前也已經超過了其貿易總量的百分之三十六。因此，為了美國的繁榮，亞洲必須繁榮，美國也必須和亞洲保持良好的關係。並且正是為了美國的繁榮，實現亞洲地區的安全以及確保海灣地區石油的供應，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所在。
　　
　　一九九五年二月，奈和他的小組成員發表了一份名叫“美國的東亞及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的報告。這個由奈倡導的報告實質上是一份維持現狀的報告，要求確保美國在東亞的駐軍維持其現有的水平，即一百萬軍隊。
　　
　　然而，這份報告通過繼續強調美軍在亞太的軍事部署，消除了亞洲國家對美軍撤退後亞太格局的擔心。事實上，在過去的歲月裡，儘管東盟地區論壇反對擴展一些影響經濟增長的負面因素，亞洲國家仍一直在擴展軍備。因此，對於美國來説，通過其繼續在亞洲駐軍，保证該地區的戰略平衡不會因為“權力真空”的出現而突然倒塌是十分必要的。
　　
　　對於亞洲國家來説，中國的崛起而非日本作為一個軍事大國的出現，將更有可能改變此地區的戰略平衡結構。事實是，中國一直以一個和其飛速的經濟增長相適應的方式朝著軍事力量現代化的方向穩步前進。隨著中國和鄰國在位於南中國海的普拉塞爾（西沙群島Paracel）和斯普拉特利群島（南沙群島Spratly）發生地區衝突，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的趨勢引起普遍關注。儘管奈和他的小組成員也將中國看成一個潛在的對手，然而他們制定的對中國政策不是遏制中國，而是推行在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國際社會中和中國保持接觸的政策，使中國逐漸融入國際社會。他們深信，這種接觸政策很有可能成功，因為中國現在取得的經濟增長本身就是兩方面事實作用的結果：一是西方利益開始越來越多地直接投資於中國，二是鄧小平倡導的對外開放政策所帶來的出口不斷增長的結果。
　　
　　如何應付中國和北朝鮮的目前趨勢帶來的潛在威脅和不確定因素，成為確保東亞地區安全的一個關鍵問題。一九九五年的“安全戰略”支持和亞洲國家一道建立一個由多重雙邊軍事聯盟組成的體系，處理有關東亞地區安全問題。在這個安全戰略中，美日安保體制是該體系的核心。然而，在這份報告中有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觀點：儘管該報告小心翼翼地反對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多邊主義的趨勢，但它卻給這種多邊安全的討論足夠的重視。就是説，儘管一方面該報告堅持認為這種多邊主義的做法不能替代雙邊聯盟，但在另一方面，報告清楚地表明前者可以作為後者的一種補充。另外，該報告不僅承認東盟地區論壇作為一個多邊安全對話場所的存在的必要性，而且還要求在東北亞也建立一個類似的組織。正是基於日美這種“安全戰略”的考慮，克林頓總統和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於一九九六年四月發表了美日安保體制的聯合聲明。
　　
　　美國和日本竭力奉行和中國接觸政策
　　和歐洲處理國際事務的比較健全的組織機構諸如歐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相比，除東盟和亞太經合組織之外，亞洲的這些處理地區事務或者經濟危機的類似國際機構並沒有建立起來，而這個組織本身也最多祇能説是一種諮詢型的機構而非決策型的。
　　
　　  事實上，對亞洲國家來説，由他們在亞洲創建一個國際秩序是一巨大的挑戰，因為他們自從西方國家入侵亞洲以來，就從未嘗試過。考慮到亞洲國家政治制度、經濟狀況的多樣性，日本政府認為為了亞洲國家的持久發展，確保美日的安全合作和穩定的國際關係是十分必要的。
　　
　　  從這個觀點出發，美國和日本政府竭力奉行和中國進行接觸政策，使中國融入西方國家為主的國際社會。不過，奉行接觸政策比奉行遏制政策要困難得多，因為遏制政策可以單方面就得以執行，但接觸政策需要另一方的合作，中國過去就是一個高深莫測的國家，現在它仍然是一個很難合作的國家。
　　
　　  中國一方面承認必須和其他國家保持和平共處的關係，從而促進它的經濟發展；但另一方面，中國又有它自己的國家目標，例如統一台灣。因此，中國存在著一個矛盾的自我，它的國際主義總是不得不和它的民族主義進行激烈的鬥爭，這種鬥爭不僅僅在民族之間，而且也在每一個個人的内心深處。
　　
　　要從全球角度考察中國
　　  中國是一個大國，正因為是大國所以有著強烈的自尊。然而，中國和現代歷史上的大國十分不同，這是一個當我們在討論中國的崛起或者討論在國際社會中和中國進行接觸時，都必須首先加以考慮的問題。
　　
　　  其中理由很明顯，因為大國通常是工業比較發達的國家（同時期的俄羅斯除外），而且大國的人口規模相對來説不是很大，儘管它們有海外殖民地。當前美國人口為二點五億，日本人口為一點二億。中國在這兩方面都是一個例外。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超過了十億零三百萬，約是美國人口的五倍多，將近是日本人口的十倍。另外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糧食和能源的進口國，而且它的人口還將繼續增長，到二○五○年將增加百分之二十五，達到十二億零八百多萬，這樣，中國本身就構成了一個世界。
　　
　　因此，單從權力政治或者地緣政治角度考察中國的崛起並不充分，而是應該從一種更為廣泛的角度，即全球政治的角度來考察中國，這意味著可以從糧食、能源、人權以及全球環境等各方面考察中國。兩年前，當我作為日本代表團的一名成員參加中日友好交流時，我有幸聆聽了江澤民總書記的講話。在講話中，江總書記坦率地指出：中國將來面臨的巨大問題之一是必須用僅佔世界可耕地面積百分之八的土地養活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人。
　　
　　很難説日本的軍事作用會擴大
　　對中國來説，強烈地譴責美日之間防衛合作的加強是一種諷刺，因為當奈和他的小組成員開始檢討美日之間的安保體制時，他們並沒有專門將中國作為一個假想敵。一九九六年三月，由於中國在台灣海峽進行導彈演習，當美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進入台灣海峽時，中國政府開始意識到美日之間防衛合作對於它的軍事行動具有很大的威脅。
　　
　　然而，很難説日本的軍事作用會因為防衛合作的增加而得到擴大，日本是遵行集體自衛戰略的國家，而且根據日本憲法的第九條規定，日本將和平作為其國家政策的基本原則，不允許對其他國家構成軍事威脅，而且在軍事力量的使用上執行嚴格的自我限制，對於很多亞洲人來説可能很難理解這條憲法規定，因為人們仍然對二戰時日本的侵略行為記憶猶新，而且憲法的規定並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但是，對日本人來説，這已經是一個持續達半個多世紀的事實。人們完全可以説日本人的這種長期形成的心理因素，已經決定了其海外的軍事侵略將來必定要遭到堅決的反對。我想補充的是，戰後日本經濟能夠被冠以“日本奇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一直嚴格控制防衛預算。
　　
　　中美軍事對抗會完全打亂日本在亞洲的構想
　　我們能夠看到，即使日本不奉行和美國軍事合作的政策，如果中國對台灣進行軍事攻擊，美國也可能干預這場介於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爭執，這些偶發事件是日本政府極其不願意看到的，因為中美之間的軍事對抗會完全打亂日本關於在亞洲建立國際秩序的構想。儘管日美安保體制的穩定化意味著中國發現，分而治之的戰略將失去可能性，意味著該體制將作為一個遏制性軍事聯盟發揮作用，但它同時也表明該體制會在支持中國的經濟發展和融入國際社會的過程中起政治盟友的作用。
　　
　　重新確定美日安保體制是為了確保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儘管在美國和日本政府裡有許多人對亞洲國家之間的這種多邊安排不屑一顧，但是如果要建立一個和上述目標相吻合的國際秩序，就必須更有力地採取一個和雙邊聯盟形式不同的做法。事實是，對這種多邊安全討論將會增加每個國家軍事力量的透明度，這種透明度不僅僅意味著多邊體制中的成員能夠清楚地確認每個國家軍事力量的規模，而且意味著他們能夠在判斷形勢時使用同一種語言，達成同樣的共識。即便將來不同的亞洲國家因為各自的利益不同導致地區衝突的發生，而且這種地區衝突已經在亞洲國家之間發生，但事實仍然是：这些亞洲國家通過多邊體制達成的對國際形勢的共同認識，成為他們採取步驟發展與軍事大國之間的相互信任的第一步。這個過程有助於亞洲國家之間相互信任的建立，並且有助於進行一種防禦性的外交安排，降低衝突爆發前的緊張形勢。
　　
　　日本把開發石油和天然氣納入綜合性安全概念
　　就這個方面而言，對於東亞危機控制問題，另一種方法更具有確定的前景。隨著經濟的發展，確保該地區石油和天然氣的穩定供應以及維持該地區石油和天然氣的儲量，即便對於安全來講，也越來越成為一個緊要的問題。
　　
　　開發石油和天然氣，在中亞和海灣地區架設石油管道，以及保護該地區海上通道的暢通都需要巨大的投資，而且也是日本所構想的綜合性安全概念的基本範疇。在這種情況下，在各個國家之間為了經濟發展達成共識並不難，從而形成了共同安全合作的巨大潛能。比如確保經濟發展取得更大的成果的合作項目。一旦美國和日本通過延伸美日雙邊聯盟關係而參與亞洲的安全合作，他們不是僅僅簡簡單單地追求他們的國家利益，而是充當該地區的資本、技術的提供者，而且也會為亞洲地區的諸如信息、通訊、交通等基礎設施領域的建設出謀劃策。
　　
　　  如果美國和日本能夠扮演這種公共事業供應者的角色，所有加入多邊安全合作體制中的國家都有可能因此而受益，因為它們的防衛負擔成本將會降低。
　　
　　  由於中國產生的酸雨影響到朝鮮半島和日本，日本政府已經向中國提供了海外援助貸款計劃，防止空氣污染的進一步傳播。同時，日本還準備幫助中國建立一個西方式的法律體制，這種體制會使中國社會更容易被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接納。
　　
　　中國政府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受好評
　　  從日本式的綜合安全的觀點出發，亞洲當前發生的經濟危機是另一個危機處理的例子。因為在他們看來，一九九四年人民幣貶值百分之四十，加上日本的持續衰退是亞洲金融危機產生的一個主要原因。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緊緊地和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活動編織在一起。當中日的經濟活動很大程度地影響其他國家時，中國的經濟也易於受到其他國家經濟活動的影響。國際政策協調在處理這樣的全球性的經濟問題時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因為意識到這種情況，中國政府承諾在當前亞洲經濟危機中人民幣不貶值，得到了亞洲其他國家的好評，認為這是中國願意推行國際政策協調的表示。中國參與東亞地區的多邊安全合作對於該地區安全合作體制的成功至關重要。
　　
　　美日有意在美、日、中三方之間達成三角安全磋商機制
　　然而，當日本政府於一九九一年春在東盟外長擴大級會議上，首先倡導進行安全對話時，除美國布什政府對其表示冷漠外，中國政府是最不願意如此做的國家。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和日本的一些智囊團積極推行這個思想。當政府和韓國、俄羅斯分别舉行軍事直接安全對話時，日本的智囊團在美國、俄羅斯、中國、韓國、蒙古和日本舉行了一系列學術會議，韓國政府也於一九九六年四月倡議召開有關朝鮮半島爭端的四方會談，包括美國、中國和北朝鮮。儘管會談降低該地區緊張程度的要求並沒有達到如期的目的，但北朝鮮因為自身的許多緊急問題，在這場會談中顯得非常積極。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中國國防部部長最終與日本達成除各自和美國商議外，兩國政府還必須在軍事行動上進行直接安全對話的協議。這種形式的國際主義十分令人樂觀，因為美國、中國和日本之間的安全合作是任何其他多邊安全合作的基礎。當前的中美關係由於雙方政府對促進共同利益採取妥協、現實的謹慎態度而得到較大的改善。最近日本一家報紙報導，美國政府有意修改一九九五年二月的“安全戰略”，以便進一步改善中美關係。美國和日本政府都有意在美國、中國和日本三方之間達成一個三角的安全磋商機制，將來很可能俄羅斯也要參與進來。
　　
　　中國應該提出自己的亞太安全合作構想
　　日本政府一直以來不願意倡導一個更大膽的和平計劃，因為它對於亞洲鄰國的反應非常敏感。這種反應往往會使日本政府在倡議上有所保留。我自己對於上面所提及的在亞洲建立國際秩序並不持樂觀態度。
　　
　　但是，日本政府認為必須闡明它的構想，正如我上文所提，因為日本政府認識到，如果不這樣做，亞洲國家很可能失去一個實現共同目標的機會。
　　
　　我真誠地希望，如果中國不同意日本的上述構想，中國應該提出一個它自己的關於在亞太地區安全合作的構想。如果亞洲國家堅持他們的民族主義，追求他們自己的一國利益，而且企圖僅僅是從權力政治的角度捍衛他們的利益，恐怕他們將會重覆現代歐洲歷史的危險，包括地區戰爭。
　　
　　因此，我真誠歡迎中國國家副主席胡錦濤的思想。他在訪問日本時表示，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中日聯合聲明能夠從雙邊關係的角度擴展到全球事務。
　　
　　（原載《中國評論》一九九八年七月號，作者係日本東京大學法學系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