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復交已經整整二十八年。在這二十八年中，兩國關係的發展日益深入、廣泛，有目共睹，可以説是兩國關係史中的最佳時期。多年來，兩國民眾都始終堅持並堅信，兩國將不再重蹈歷史覆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當前，在世紀交替之際，兩國民眾也更加深切盼望，中日關係能健康地邁向新的歷史時期，更加展現出美好的新局面。
　　
　　然而，當前中日雙方也均感到，雖然目前兩國關係總的形勢不錯，但近幾年來也時有不暢，令人對今後兩國關係的前景產生某些憂慮。當前，中日雙方需要找出此種狀況的主要癥結和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主要障礙，發揚積極因素，克服消極因素，以利新世紀中日關係的穩定與發展。
　　
　　受日本戰略定位影響的中日關係
　　一九七二年中日復交後，雙方並未受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影響和制約，而是基於二千年的友好傳統和近百年日本對華交惡的歷史敎訓，著眼於兩國未來的長遠利益，而在和平共處的原則下，在世代友好的戰略目標和口號下，相互共同努力，積極推動中日關係的發展。當時中日雙方對相互關係的戰略定位是“世代友好”。而其後的七、八十年代，儘管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雙方能夠本著相互合作、相互體諒的態度，為發展世代友好而共同努力。
　　
　　冷戰結束後，國際形勢與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日本作為西方國家的一員，自恃冷戰格局解體的勝者之一，是日美歐三足鼎立天下之一足。隨著經濟與政治大國地位的上升，同時失去共同的防範目標蘇聯，日本因而並不過份看重中國在國際戰略及日本對外關係中的地位。
　　
　　然而，在冷戰結束後的九十年代的十年中，中國的走向並非如西方國家所料，非但沒有垮掉和“西化”，反而更加日益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更加走向世界。因而，日本便日益疑懼中國的發展，並受美國對華戰略的影響，在協調對華關係的同時，亦出現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和“潛在威脅”的傾向。自九十年代以來，日本始終存在“中國威脅論”的輿論。近年來，這種輿論更加發展，不僅軍事領域，能源、糧食、人口、環境等等，均被視為對日構成“威脅”，即使不是現實威脅，從中長期看也是“威脅”。在這一時期日本對華關係的戰略定位出現重大變化，在強調“重視發展友好關係”的同時，對華無疑增加了視為“對手”的成分和防範的心理。
　　
　　由此，日本也出現自相矛盾的對華政策，一方面希望中日關係能夠穩定，以利及日本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不願看到中國的發展與走向強大，進而採取對華既合作又遏制或軟遏制的政策。作為對華遏制政策的對策，日本一方面加強日美軍事同盟，另一方面又在加強自身的軍事戰略和軍事力量。不容否認，日本這些軍事戰略與力量的調整和強化，有針對朝鮮的一面，但也確有針對中國的一面。
　　
　　由於具有這樣的對華疑懼、阻遏的戰略意識，日本在處理對華關係上，未能充分體現和堅持過去的原則和立場。近些年來，日本國内也存在越來越忽視《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及《中日聯合公報》的精神和原則的傾向。這樣在看待和對待對華問題上，就缺乏相互信賴的前提和基礎，從而難免易於使“世代友好”的戰略目標成為空談。由於日方存有如此的對華態度，並在實際上加強諸如軍事方面的對華戰略性遏制舉措，中方也就不能不考慮日本的戰略走向。
　　
　　因此，儘管中日間存在歷史、領土以及經濟方面等的各類問題，但如何看待對方，對兩國關係予以正確的戰略定位，是正確處理中日關係的首要前提。一九九八年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日時，兩國確立了“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中日兩國領導人和政府所作出的兩國關係的這一戰略定位，是符合兩國及兩國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但是從近年來情況可見，在日方一些人士中，對此認識是不充分的，並未到位，並未將中日關係置於友好合作的位置和世代友好的戰略高度，而是越發將兩國關係視為“普通國家關係”。
　　
　　日本社會上之所以出現扭曲的中國觀和“厭煩中國”的情緒，也在於日本本身政治的右傾化。冷戰結束以來，日本雖然力不從心，但並未放棄政治大國的戰略目標，而中國的崛起則被視為日本走政治大國道路的挑戰者和阻礙。日本政界和社會的年輕化，社會上民族主義情緒膨脹、政治外交理念的不成熟性，日趨影響到傳統的、主流的對華友好觀，社會上對華反感情緒也日漸增加。
　　
　　  中日復交還不到三十年，世世代代友好的關係就呈現出不穩定性，這是一種不良的傾向，不利於兩國關係的發展，也不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並違背兩國人民的意願。祇有像七、八十年代那樣，互相視為友好鄰邦，互不懷有敵意和防範心理，將世代友好作為神聖不可動搖的信念和目標，在這樣的大前提下，諸類問題才能協調解決，相互關係才能順暢。否則懷有“中國威脅論”和“中日對立”宿命論，就將怎麽看中國都不順眼，勢必走向與中國對立的立場。
　　
　　受美日關係制約的中日關係
　　戰後以來，美日一直保持軍事同盟關係，中國和中日關係也一直受到美國和美日關係特别是在軍事上的制約。冷戰結束以來，日美並未從根本上轉變對華政策。一九九六年日美進行安保同盟“再定義”以來，反而更加強了日美“跨世紀的戰略性軍事同盟關係”，更加成為制約中國的主要障礙。美國通過這一同盟關係不僅依舊控制日本，也嚴重地制約著中日關係。影響中日關係的國際因素，主要來自美國。
　　
　　自冷戰結束以來，中日兩國均受到美國的影響和牵制。中國在人權、民主化、加入WTO、最惠國待遇、知識產權、台灣、西藏等諸多問題上，始終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和挑戰。日本也在日元升值、貿易摩擦、駐日美軍問題等許多方面，承受來自美國的壓力。雙方不得不把對美關係作為首要的外交課題來處理。而日本對美國總是尋求妥協，不敢對抗。
　　
　　事實上中日兩國均受到美國強權主義的欺壓。然而，日美與中美關係與矛盾的性質是不同的。美對日是戰略性軍事同盟，對日雖然也施壓，但主要是利用日本，日本也借重美國達到其政治與軍事目的。相互在制約和遏制中國方面，具有戰略上的一致性；雙方都以“中國威脅論”為藉口，來遏制中國。日美雙方均強調擁有共同價值觀，而向中國推行民主化，促使中國“西化”，儘管在程度和方法上有所不同，但總的傾向是趨同的。美日也均強調重視對華關係，相互對華政策亦有所不同，但均是在日美同盟“基軸”基礎上，來對待和處理對華關係。
　　
　　在安全問題上，雖然也存在美國欲在戰略上制約日本、防止日本失控的一面，但主要是利用日本，將日本作為美在東亞安全戰略中的“錨”和前沿基地，以維護美在亞太地區安全戰略上的主導權。為確保這一主導權，美國堅持繼續確保在亞太駐軍，特别是在當前朝鮮半島南北走向和解的形勢下，日本成為美軍在亞太唯一的一塊可以相對穩定的駐地。美一方面旨在對中國進行軍事遏制，另一方面又以“中國威脅論”為藉口確保其在東亞駐軍，近些年來更加強化了日美軍事同盟。美國一九九五年發表《東亞安全戰略報告》，重新明確新時期東亞安全戰略後，一九九六年與日本發表《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一九九八年又與日本修定《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一九九九年又確定與日本共同研究部署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日本更是亦步亦趨，主動配合這些軍事舉措，於一九九九年五月通過防衛合作指針相關法案，並採取了加強海空軍事裝備、調整陸軍軍事部署等舉措。最近，森喜朗首相又決定要制定“有事法制”。
　　
　　  在美國的影響下，日本把安全問題炒得很熱。國際輿論也指出，日本是在借重美國，借機增強自身軍事力量。朝鮮半島形勢緩和後，日本沒有更多的理由以“朝鮮威脅論”為藉口，來強化軍事戰略與軍事力量。於是，日本又進一步將矛頭指向中國，稱日本“在中國的導彈射程之内”；對中國的一舉一動，往往都從“威脅”的角度來考慮和炒作。
　　
　　在台灣問題上，戰後以來一直受美國的制約，其中也有日本的因素，致使兩岸至今仍處於分裂狀態。中日、中美復交和建交以來，美日均強調將恪守三個公報及中日聯合聲明和友好條約，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美國對台堅持三不，但又不斷售台武器；日本雖然不售台武器，但不承諾“三不”。相互對台政策有所不同，但也具有一致性。當前日美均支持台“民主化”，主張維護台海兩岸“不戰不統”的局面。在這一方面日本也受到美國的影響。這種政策實質上是不利於台灣問題的解決與台海地區的穩定，也促使台灣當局及台獨勢力一直有恃無恐。
　　
　　發展穩定、平等、均衡、協調的三者關係，對中日兩國及中美關係均十分有利和重要。冷戰結束後，中日美應該協調好三者的關係，實現和平共處。但現實是三者關係很不均衡，在日美“同盟”與“基軸”的戰略框架制約下的中日關係，不可能協調、穩定。缺乏外交自主性的日本，往往從日美關係的角度來考慮和處理對華關係，日本也承認存在對美的“追隨外交”。
　　
　　日本國内包括政界、軍界，長期以來對美國的“霸道”行為、日本自身的矮化，亦多有怨氣與不滿；但是當考慮到日益強大的中國而感到不安時，又總覺得美國畢竟是唯一可依靠的對象，有美國的軍事存在和核保護傘才感到安心。因此，日本在對美外交中也甘願屈從和妥協，而在對華外交中也就越發增加對抗性。對中國則是另一副面孔，越來越敢於對中方採取強硬態度。這是當前日本對中美外交的實態。
　　
　　歷史問題依舊影響到中日關係
　　長期以來，特别是在走向新世紀之際，中日兩國都希望能擺脱過去戰爭的陰影，使兩國關係走向光明的未來。然而，現實是歷史問題並未了結，依舊影響到雙方關係。正確對待歷史問題，仍是處理中日關係所無法迴避的問題。對於半個世紀以前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那場侵華戰爭，直至現在，兩國之間仍在此問題上糾葛不清，足見戰爭災難及罪惡之深重，兩國和兩個民族之間依舊存在隔閡。
　　
　　  對於那場不光彩的罪惡的侵略戰爭，作為後代日本人不願提及。上溯到自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對外關係史，多半是一部擴張、侵略史。對此，當代日本人的確存在民族壓抑感。因此，想走和平道路，不再重蹈歷史覆轍，這原本是日本正確的新的歷史選擇。然而，時至今日，日本仍有一些人想抹掉過去的歷史劣跡。
　　
　　  對於那場滿浸鮮血的被侵略史，中國人的後代，當然也無法揮去，更不願意重提歷史的創傷。然而中國人是不能忘記整個中華民族的這一段歷史悲劇，不能忘記中國歷史上最苦難、黑暗的一頁。但是，令人費解的是，日本有一些人至今仍不能擺脱狹隘的偏見，不僅仍否定“田中奏摺”的存在，甚至從“九·一八”事變到蘆溝橋事變、從南京大屠殺到慰安婦問題，極力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各種罪行辯解，顛倒歷史。當年的日本侵略軍跑到中國無惡不作，絶非是當今的“維和部隊”和“文明之師”。
　　
　　  就連日本一些政要有時也掩飾不住自己的本來心態，在歷史問題上時而“失言”，實則“實言”。直到二○○○年八月十五日，還有三分之二的日本政府閣僚到靖國神社為戰犯祈禱。最近，日本有些部門又在修改二○○二年的敎科書，力圖淡化“侵略”歷史。這就説明不是中國揪住歷史問題不放，而是日本一些勢力一再不斷地在歷史問題上進行自我表現。
　　
　　國際輿論普遍認為，在對待歷史問題上，日德態度相差甚大。德國能徹底清算戰爭罪，舉國形成共識，把為侵略歷史翻案視為違法，予以徹底追究。而在日本，翻案者為數不少，形成一種勢力，不僅翻案，甚至還鼓吹侵略“有理”，這就無法取得包括中國人民在内的全世界的諒解。
　　
　　  對於日本有人為歷史翻案問題，日方應清楚意識到，不僅是中國政府和領導人持批評態度，也是全體中國人民所不能容忍的。近幾年，對中國政府與領導人強調以“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逆耳忠言，亦由於輿論的負面導向，在日本社會上出現一種逆反心理。這種抵觸情緒不扭轉，會給中日關係帶來負面影響。
　　
　　有的日本輿論稱，中國否定日本人民對戰爭的反省與正確認識。事實上，中國從來都是將一小部分堅持錯誤立場的人與廣大人民區别的。中日復交以來，日本政府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逐步端正對歷史問題的態度，到一九九五年村山首相表態，有了更為明確的認識。對於日本政府和廣大民眾對待歷史問題的努力和正確態度，中國政府與人民從來都是充分肯定的。
　　
　　在日本對歷史問題依舊堅持錯誤立場的人當中，有些是認識問題，有些則不能不説是軍國主義勢力的殘餘。
　　
　　在歷史問題上，日方應該認識到，在徹底追究戰爭責任和賠償問題上，中國政府和人民予以了最大的寬容。相比之下，日本少數人實在不應當再在歷史問題上滋事生非，干擾尋求和睦相處的中日關係。祇要日方能妥善處理歷史問題，今後這個問題是可以逐漸淡化的。已故小淵首相曾講，日本要做“富國有德”的國家。日本“富國”是做到了，在“有德”方面如果不能正確對待歷史，將影響日本整個國家“德”的形象。
　　
　　 
　　尚缺乏真正相互理解與信賴的中日關係
　　近些年，中日雙方都有一種感覺，即中日關係發展得更加日益密切，但是雙方也在成為“既近又遠的鄰國”，因為相互仍缺乏瞭解，相互之間存在不少認識上的差距，甚至是對立。這既是老問題，也是時代變化帶來的一個新問題。
　　
　　中日之間固然有文化上的差異，又因接觸不夠而導致瞭解不足。然而在七、八十年代，相互在接觸較少的情況下，對有些問題的認識並末影響相互理解與信賴。而目前相互關係與信賴關係的削弱，這也在於中日關係中出現了新的不協調政治背景。
　　
　　一種因素是不能設身處地地站在對方的境地和立場，去理解和認識對方。以己之見觀察對方，以己之好要求對方，是不能互相理解和信賴的。
　　
　　日方採取不同的標準來看待中國，也導致缺乏相互信賴感。例如日本現在軍費高達四百五十億美元以上（為中國的四倍），美國軍費高達二千七百億美元以上（為中國的二十八倍），日本卻一再批評中國增加軍費，構成威脅。在核武器問題上，歷來標榜反核的日本一再強烈反對中國核試驗，但卻對美國擁有大量核武器和多次進行核試驗、國會拒不通過《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不加批評。二○○○年，包括法、德、英等西方國家，國際上普遍反對美國搞NMD、修改一九七二年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日本卻表示“予以理解”。對此難以令人理解。
　　
　　日本對國内出現的任何反對或批評中國的言論均稱之為言論自由，這實際上起到縱容不良輿論的作用。而對於中國任何不能令日方滿意的輿論，就被視為反日加以指責。這種祇能有日本責難中國的自由，而不允許中國對日本問題持有言論自由的傾向是不正常的。中日雙方都需要注意輿論導向，淨化影響中日關係的輿論環境。相互間出現問題時，要及時協商溝通，消除誤解，不能被不良輿論所誤導。  
　　
　　近來，日本的右翼勢力日趨活躍。儘管日方強調他們祇是一小撮，不要理會這些人，他們不代表官方和廣大民眾，這也是事實，然而他們在社會上的影響卻在擴大。例如像石原慎太郎這樣的國粹與極端民族主義者，居然登上東京都知事的高位，其對歷史和台灣問題的看法就頗有市場，對中日關係起到破壞作用，不可忽視。其對華態度不單是理解與信賴，而是敵對問題。
　　
　　恰當地判斷與看待中國問題，對發展中日關係十分重要。日本之所以“中國威脅論”突出，也在於過高估計中國的國力，過於看重來自中國的挑戰。這種錯誤判斷導致日本自相驚擾，並失去中國民眾對日本的信賴。同時，日本過分依賴美國，順應美國的安全戰略，也導致失去中國對日的信賴。
　　
　　  中日之間確實存在相互瞭解不足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能否正確、充分地相互理解，彼此能以積極友善的態度去相互理解，也就易於增進相互信賴。相互之間有信賴感，也就易於做到積極、善意地去理解對方。最近在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問題上，相互出現摩擦，其中也存在相互理解和信賴的問題。中國在感謝日本援助的同時，也要倍加珍惜、充分利用這份援助。同時，既然是友好援助，日方就不宜使之與政治和其他問題掛鉤，甚至以此要求中國按著日本的意旨行事。這樣也不利於日本在國際上的形象。
　　
　　  前不久河野洋平外相訪華時，也與中國領導人談到建立相互理解與信賴關係問題，這也反映出中日之間相互理解與信賴不足。
　　
　　  中日之間存在的問題具有複雜性，有些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有些短時期内還難以進行協調。處在新的歷史轉換時期，兩國關係中的問題與矛盾的解決仍需要一個過程與内外條件，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處理相互關係時，應看到這些障礙與不利因素，努力加以克服。
　　
　　  然而，中日雙方也應充分看到發展相互關係的積極和主流，從這次雙方均十分重視朱鎔基總理訪日可見，中日雙方都有深入發展相互關係的積極願望，中日在經濟等各個領域的相互合作也在不斷發展。中日應共同努力排除兩國關係發展中的各種障礙，真正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
　　
　　（原載《中國評論》二○○○年十一月號，作者係中國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